2014年11月3日晚，应“学衡讲堂”邀请，我校历史系董国强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当代史叙述框架与重构：何以必要与可能”的讲座。
讲座开始，董教授指出这次讲座的主要目的：希望厘清“舆论宣传”与“学术研究”、“宏大叙事”与“微观实证”这两对概念及其相互关联。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毛时代的现当代史研究：范式与话语”中，董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三次指示内容，肯定其作为党的宣传指导方针的合理性，同时指出将这些指示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史学研究唯一准则的一些潜在问题，进而通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近现代史教材体例，向听众呈现了当时以“党史”和“革命史”为核心内容的现当代史撰述体系。董老师还以我校历史系著名学者陈恭禄教授和茅家琦教授的故事，展现毛泽东时代史学研究的困境与异化。
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蓬勃发展及前提条件”，董教授向同学们阐释了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引发国内同仁史学研究的观念变化，以及史料概念的拓展和大批新史料的涌现等要点。他介绍说，1988年起实施的《档案法》规定，档案一般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特殊情况除外。在此背景下，不仅官方档案资料大量放开，诸多私人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回忆录资料、口述历史资料和专题性历史资料汇编也纷纷涌现，这为新时期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董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学研究就是史料研究。各种新史料的大量涌现，必然会不断拓展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例如，在传统的党史研究领域，苏联解密档案的批量引进和运用，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一些历史问题，董教授以杨奎松、沈志华等著名学者的代表作品为例向同学们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董教授则通过一系列论文题目及内容的介绍，让同学们体会这些研究如何受到社会科学影响——更注重实证的方法、多样的素材和信息来源以及民间历史和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简言之，这类研究在问题意识和考察内容方面皆大大突破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撰述范式。
在谈到“微观实证研究”的概念和实践时，董教授强调这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向史学研究领域渗透的产物。他还通过对“江苏地区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江苏乡村医生培养问题研究”等研究成果的概要介绍，从社会的底层触摸时代的脉搏，以小见大地描画了毛泽东时代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历史图景，使人感到生动而具体。
当提到现当代史研究撰述体系的解构与重构时，董教授指出：在功能定位上，要实现由空洞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向科学、严谨、求实的学术研究转变；在框架体系上，要突破传统的“党史”、“革命史”概念框架，最大限度地容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撰述内容方面，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创新观念；在语言表述方面，要努力追求规范性和生动性。
在提问互动阶段，董教授重申，史学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它受到一些相关学术规范的内在约束。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是一种外行的误解。他还提出，研究者理解和阐释历史的能力，主要来自长期、艰苦的研究工作，历史研究没有捷径。关于史料，他认为研究者辨别史料价值和真伪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接触研究文献和历史资料的数量。看过的文献资料越多，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了解越多，其辨伪的能力就越强。他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对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更多了解，对史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有更多了解，共同加入解构与重构现当代中国历史撰述体系的努力，共同推动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学衡讲堂”由我校历史系学生会主办，旨在将历史系的讲座有系统地整合起来，为同学们提供更多接触名师、获取新知的机会。（来源：我校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