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群众》 作者：张生）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奠先辈，牢记历史，凝聚共识，在国人眼里，具有和居安思危、整军经武、奋起反击侵略者同样重要的意义。为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侵华期间遭到杀戮的死难者，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新中国通过最高立法机关正式立法创设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中国人以最大的恭敬，把对死难者的追念和对和平的渴求，展现于世人面前。
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凝结为民族共同记忆，化为促进国家整合的社会资源，对巩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构建为中国人民、并进一步构建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却不是为了煽起悲情和仇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
从侵略战争造成的苦难中走来，把南京大屠杀的民族记忆化为追求、维护、捍卫世界和平的机制和动力，是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对人类社会的又一个创造性贡献。笔者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论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南京市民首当其冲。遭屠杀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其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南京籍子弟占绝对少数。即使受害的平民，也不都是南京人。当时南京的难民中，尚有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其中相当数量被日军杀害。
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并不仅仅是中国人。德国外交官罗森等其他西方国家在宁人士也曾遭遇生命威胁。跟中国受害者一样，西方人士不惟遭受显性的伤害。PTSD（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症候群体现了一些西方人士目睹南京大屠杀惨状后产生的“软性”“隐性”伤害。
就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言，中国人当然是主要的建构者，但外国人士的目击和记录，同样是南京大屠杀记忆的重要内容。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有不同身份的外国侨民身处南京。具体来说有下列三个主要的群体：一是英美记者。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共有五人，其中四位是美国记者，他们是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特洛简·斯提尔、《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阿瑟·孟肯。另一个记者为路透社英国记者史密斯。二是英美德三国的外交官。美国方面，大使馆二等秘书爱利生（或译阿利森）、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工作人员麦克法恩1938年1月6日作为第一批西方外交官从上海返回南京。德国方面，德国驻华大使馆办事处外交官罗森、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英国外交官普里多-布龙、洛维特·弗雷泽、沃尔泽与德国外交官一起抵达南京，其继任者杰弗里、威廉斯，则在1938年1月底抵达。三是列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西方侨民。他们是拉贝（德，中文名艾拉培）、史迈士（美）、马吉（美）、黑姆佩尔（德）等。另有辛德贝格（丹）和京特（德）在南京郊外运作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上述外国人士的报道、日记、书信、报告等，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重要材料。没有他们，不仅影响大屠杀记忆的完整性，而且在战后的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在日籍证人集体伪证、日方书面材料被故意焚烧的情况下绝不会顺利定谳。
我们追求的和平是中国人民的，也是国际社会的
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美国占领军当局下令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通常称为“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首席法官系澳大利亚人韦伯，另有来自中、美、苏、菲、法、印、荷等10国的法官，首席检察官系美国人基南。
由于南京大屠杀案情特别重大，法庭当时将其单独列为一案。对松井石根个人的判决，和对南京大屠杀全案的判决，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整个判决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政府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中承认了东京审判和包括南京审判在内的各战胜国在其境内组织的审判的结果。
如果说对纳粹的纽伦堡审判奠定了今天欧洲基本国际秩序的话，东京审判和其他一系列审判对日本侵略历史责任的厘清与判明，是今天全世界关于近代东亚历史认知的基石，是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秩序的基础，也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付出重大牺牲、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的重大历史、政治和法律成果。
正因为如此，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通过否定南京大屠杀来实现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雪崩式修正，否定东京审判和其他审判确定的东亚国际秩序，从而达到成为“正常国家”的战略目的。
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思路看上去复杂多样，实际上主要是沿袭当年东京审判期间松井石根的自辩、日方证人的伪证及其他几个被告的辩护律师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他们的用意在于突破南京大屠杀这一在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历史中和东亚各国人民历史认知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事件，为修正所谓的“自虐史观”创造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界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努力，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手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人类未来，坚守南京大屠杀民族记忆
习近平同志提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真正关心日本未来的剀切忠告。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正是军国日本对华侵略战争顺风满帆之时，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报告等无不表现出战胜者的志得意满。但是，南京大屠杀其实正是军国日本走向疯狂和毁灭的起点。事实上，当时的西方观察者从南京大屠杀中看到了中国必将持久抗战的原因和机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提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美国人贝德士认为，中国人被日军的屠杀激发起来的悲愤之情，必将激励他们战斗到底。德国驻南京使馆秘书罗森则预言中国必胜：“日本以暴虐的行为使中国人扎下了牢固的反抗心理，因此它必将毁灭自己。日本要失败，以自己的国家为战场进行战斗的中国人不可能向野蛮的侵略者投降。因为游击队是在同‘大猩猩’抗衡，因此‘大猩猩’必定要失利。所谓文化和文明的一切力量与共鸣，都寄予中国一方。”
中国的舆论对南京大屠杀的深远影响十分清楚，激励当时的国人必须抵抗到底。《大公报》曾就南京大屠杀发表社评痛切指出：“它普遍的告诉中国人，国万万不可亡，亡了国便休想做人！他告诉中国战士，抗战杀敌是卫国保种的唯一手段。假使我们拿着武器向后退，失土中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命运便绝对绝对的漆黑了！”
和平，来自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所激发的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持久战斗。今天我们捍卫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斗争，具有同样的意义——不仅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日本的未来。因为，“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作者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陈伟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