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习历史，后又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及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回清华任教。1952年秋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史、世界史及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聆听雷海宗先生最后一课》
最近，阅读《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法国卷）时，介绍了都德及其名著《最后一课》。这篇小说强烈而深沉的爱国之情，跨越了时空和国度，曾经深深打动过我。此刻，我伏案沉思，却想到了自己聆听过的一位先生的最后一课。彼景此心，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位法兰西文学大师。为了有所区别，将自己这篇小文的标题定为《最后的一课》。
1958年入大学不久，学校为了对我们新生进行阶级教育，让我们旁听了一次批判大会。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我头一次见这阵势，心里还真有些紧张、害怕。最后是被批判者做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20多年……听声音不像是做检查：他的声音洪亮，如雷贯耳，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很有韵味。在我看来，做检查的人，声音应低沉、缓慢，音量要小，才能给人以沉痛感、负罪感，显得有诚意，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谅解。我从小喜欢唱歌，对美的声音特别钟爱。因此，他那男中音的美声和他那奇特的开场白，叫我记住了他的名字——雷海宗。
雷海宗，何许人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个大右派。后来才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史权威之一，二级教授。仅此而已。
1962年初，系里通知，雷海宗要给我们上外国史学史课。距离那次批判会已经三年多了，似乎没有人再提起过他。一个右派分子怎么又上讲台了？我们感到惊异。听说雷先生（当时是不能称先生的）一直住院，腿脚不便，又是两个年级上大课，所以上课地点改在主楼一楼东头的大阶梯教室。上课那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早早地选了个好位置，想看看他怎么讲课，也想听听他的声音是否还那么美？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37年过去了，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已忘却，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有时，他还很幽默。一次讲课中，他说：你们不少人大概还是“高级文盲”。当时听之一愣。然后他解释说，中国文字正在改革，你们虽然是大学生，但不会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这不就成了“高级文盲”了吗？当时我们的确不会新的汉语拼音，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近日看到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名家的文章，说当年有一本杂志把雷海宗先生的姓名编了个顺口溜：声音洪亮如雷，学识渊博如海，体系自成一宗。此言不虚。
他讲课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腊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当助手写完后，他头也不回，把拐杖往后一甩，有时打在黑板上，然后大声地念着，像朗诵一样，那浑厚的男中音依然那么好听。看得出来，他很兴奋，甚至有些忘乎所以。他讲课口若悬河，很有风度，知识面之宽，文字学之精，着实令人叹服。我真想深情地喊一句“先生！”以表达我的敬意。我敢说，大多数同学都有与我同样的心愿。然而，我们都依然保持着沉默。每次课后，大概兴奋期已过，雷先生显得非常疲劳。在助手的搀扶下，他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对病入膏肓的雷先生也是不会放过的。每次先生讲完课后，都要组织一场“消毒”课。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种种“毒素”，以显示他们洞察一切的本领。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为了“将自己的学识献给人民”而抱病上讲台，却被一些人视为“贩毒”者，他岂不要挥舞拐杖，质问苍天：“公理安在？”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我读过楚图南先生翻译的《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书名不一定准确），不知为什么，同一个神在希腊和罗马的名字却不一样，如爱神，希腊叫阿弗洛狄忒，而罗马却叫维纳斯。我以此为由，求教于雷先生。他看看我，慢条斯理地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复杂，一时难以讲清楚，需要开专门课。”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地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地离去。不久，带着遗憾，载着满腹经纶的雷海宗先生告别了人世。死后第二天，《天津日报》登了一则几行字的消息，我们才知道雷先生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 “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人去楼空。回荡在阶梯大教室的洪钟般的男中音的美声，至今响在耳边。雷先生执鞭生涯最后一课是那样撼人心灵，不仅是那悦耳的金属般的男中音，还有许多…… 这许多是什么呢？我想借用一位我国文学大师的话“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不知以为然否？
作者 肖黎 选自《回眸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