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1879-1956)字翼谋，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17岁考中秀才，后就读三江师范学堂。卒业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等学校。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离去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建国后执教于复旦大学。
曾与柳诒徵同在东南大学，并“素以平生风义兼师友与之相期”的吴宓教授曾称许柳诒徵说，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 柳诒徵少时失父，家境清寒，常“仅赖少许酱豆腐下饭”。但其母出身书得门第，柳诒徵自幼受母教诲，许多古代文史要藉经典，读得烂熟，背诵如流，17岁便考中秀才；当时一位诗人曾作“次韵柳翼谋”七律一首，结句对柳诒徵有“君看一代称韩柳”之赞。此后柳诒徵又先后于金陵锺山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师和三江师范学堂师从名儒缪荃孙、黄以周和李瑞清。 他学习勤奋刻苦，“日常闭门自禁于斗室案头之中，咸与书藉为伍”，与当时一些纨绔子弟的奢侈懒惰恶习恰成鲜明对照。经年积累，大师培育，使他学问日臻丰厚圆熟，以致他“日后写稿，竟不加思索，往往振笔疾书，文不加涂改，作诗也如云移流水，生花妙笔，一气呵成。”自三江师范学堂毕业后，柳诒徵又得缪荃荪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一段时期，就使他对当时的世界新思潮和西方文化有也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因而他的治学也远远突破了乾嘉学派的眼界，如他将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易称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解释说，“所谓利非为个人私之利益，乃指国计民生与国利民福而言；所谓功，非贪天功之说，乃指努力创建以竟全功言” ，这和孙中山当时提出的“民生史观”正是共通和相合的。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柳诒徵被聘为国文历史教授，并曾任史地部和历史部主任。东南大学时期，他主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文法理工诸科学生，不论选读与否，大都趋之若鹜，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挤得水汇不通。”柳诒徵“对来学之士，无不因材施教，诲而不倦，且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曾谈到他在南高师受三位教师的影响最深，即刘伯明、柳诒徵和竺可桢。他当年报考南京高师时，由于体格瘦弱而被认为不符录取条件，后柳诒徵力陈其成绩优异，提请复议，因而得被录取。在学期间，柳之教泽，使他终生受用不尽。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志学，柳诒徵认为，各省县的志书，卷帙浩繁，比国史所记载尤为详备，应该充分利用，以补国史之所不足；二是图谱学，柳诒徵曾引宋人郑樵语：“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并亲创以搜求图谱和实物为职志的史地陈列室；三是史料学，柳诒徵曾引黄梨洲明儒学案语：“学问之道，以自己用得着为真”，强调史藉如烟海，必须有方法加以选择。并认为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所说的两种方法，“裁篇别出”和“重复互注”，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功夫。而在张其昀离校毕业时，柳诒徵在其纪念册上仅题“守约”二字，告诫他读书不宜广而宜专，并向他解释说，“重要的书宜分精读与浏览两类，对精读者必须自始至终丝毫不苟，一字一句地加圈加点，虚心涵泳，融汇体察，如此方能贯通领悟；至于浏览者，仅系供参考之用，庋藏储备，随时调阅，能提要钩玄，明其大体即可。”张其昀所在的一班国文系一班学生十多人，经他精心培植，以后在学术上都卓有成就，除张其昀外，如缪凤林、景昌极等人，因而吴宓曾评价为南高东大“空前而绝后”之最优秀之一班。
柳诒徵著述极丰，其力作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要义》等，而“把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册，约一百余万字，“每编分章分段，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诸子百家语，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谠言伟论，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书中所纪俱系前言往行，简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证今，以今鉴古，期能于历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谬误，而后折衷至当，以成定论。”其《中国历史要义》一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诚、史义、史术、史化十大篇。有的学者评价该书，“更见精采，美不胜收”，“在我国的史学名著之中即以之持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实斋的《文史通义》相较，要亦可以先后比美。” 除了史学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诒徵“诗文书法”也“俱足名家”，“为文不论说理、记事及其抒情，无一不精”，被人推许为“直入六朝堂奥”；其诗则得到吴宓 “雄浑圆健，充实光辉”的评语；而“书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隶，几无不能；尤以隶书笔法，与其师李瑞清相近。” 对这位学术大师的治学成就，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曾有一番较全面的评述，他将其与梁启超相比：“近以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联镖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徵。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及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众晓之文；皆视诗词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 柳诒徵在南高、东大和中央大学之时，平素给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长须，平日身着长袍马褂，一尺长的旱烟杆系着黑布烟袋，始终不离手中；无时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学生见面行礼，他总是拱手作答，最为谦虚。言语幽默诙谐，一派谦谦君子风度。抗战期间，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一天，柳诒徵有事与一随从一起入兴化城，岗哨卫兵照例盘问其居住地址，柳诒徵竟哑然无以为对，哨兵斥之离去，柳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门城内建设厅长住宅，岗哨始准随从入城通报，由建设厅长到北门迎接后方得进城。以后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诒徵却连连夸奖哨兵训练有素，忠于职守，并自嘲说：“这是报应，我平时当老师时常给学生吃鸭蛋，此次我连吃三个鸭蛋。”说毕大笑。但“紧要关头”，柳诒徵却“自然不肯马虎放过”。抗战胜利后，柳诒徵选聘为江苏省参议员，凡关乎国计民生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长均列席被质询，当时教育厅长曾为一件事指责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徵先生当即抗声而起，手指某厅长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议员是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想不到一个“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若木鸡，不知所对，而全场则掌声不已。 作者 冒荣 百年南大 － 岁月留痕 － 校史钩沉 － 柳诒徵 一生才艺多兼通 古往今来，做学问者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专家，一为通才。专家之意自不待言，通才则各门学科有不同的标准。就国学而言，通才者，目录、版本、经、史、词章总是必不可少的。柳诒徵一生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经、史自然烂熟于心，作为他一生主要研究成果的《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就是证明。然而，除此之外，他不但精通目录学、版本学，在目录、版本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而且，词章练达，诗歌自备一格；楷法优美，书道独成一家。说他是才艺兼通的通才，确是不枉的。
目录专功
在中国国学领域中，自清代以来，被视为第一学的，大概要数目录学了。
目录学之所以重要，与我国文明悠久、图籍丰富密切相关。据历史记载，早在夏、商时代，我国就出现了所谓“典册”，即官府的档案。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领域，百家争鸣，不同学派，纷争鼎立，于是，图籍涌出，不可胜载。秦汉以后，随着文化的昌盛，学术的繁衍，以及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各类图籍更是汪洋浩瀚，蔚为大观。图书典籍日益增多，包含的内容亦日渐丰富，读者对图书分类、检索，以方便使用的要求也日加迫切，自然需要制订出一套使图籍既能传之久远，又能便于读者使用的整理、保存、著录、分类的方法，这样，目录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国第一部正式的国家图书分类目录，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奉命修成的《七略》。汉朝初年，朝廷大力搜访天下图书，至武帝时期“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汉武帝时，委命光禄大夫刘向、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等校理皇家藏书。每一部书都广泛征集异本，互为补充，修订篇章，校雠讹文脱简，写成定本，命订书名。最后由刘向审订成书，将书名、篇目、校雠始末、作者生平、全书意旨等，写成一篇提要，与校定本同时奏上。刘向亡故，其子刘歆继承父业，进一步整理朝廷藏书，将所有图籍，分类编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部，又在书前加上作为总序的“辑略”，命名为《七略》。《七略》问世后，班固继踵而作，据之删订成影响极大的《汉书·艺文志》，从此，史志书目诞生。 自汉代以降，官府整理图书、编定目录工作不断进行，官修目录也就不时而出；而正史中纂辑书目亦成定例，史志书目绵延相续，成为书目中的大国。除此之外，私家书目伴随文化的普及，图籍传流的广泛，异军突起，成为书目之林中的后起之秀。有宋时期，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三部私家书目，即已享誉于世。其后，印刷术愈加发达，图书问世日丰，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及其所修的著名的私家书目，不胜枚举。
明清时期，收藏书籍，校雠书籍，提要钩玄，编制目录，蔚为社会风气，势倾朝野的官宦士绅、腰缠万贯的富家大户自不必说，即使稍有田产的土财主，亦往往要收藏几本书，闲时丹黄一番，以作风雅。因此，目录学大昌，成为“显学”。尤其入清以后，人们出于读书、治学的需要，对目录极为重视，国学名家，无一不把通目录之学作为治学的第一要义。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就曾说过：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以主张开办洋务而著称的清朝大员张之洞，为了指导人们读书，还特地请人帮助编就了《书目答问》一书，并在“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之本，事倍功半。”着意强调了目录学对于人们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巨大功效。 清代学者开口书目，闭口书目，汲汲于目录之学的学风，对于柳诒徵深有影响。当地走上治学之路时，就遇到了曾帮助张之洞编修《书目答问》的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缪荃孙。在缪荃孙的开导下，他懂得了目录学对于指导读书、治学的重要性，理解了清代学者之所以致力于目录学的缘由。从此，他下大气力研讨目录学，使自己的目录学水平迅速提高，达到了融会贯通的高深境界。
“天生我等有才必有用”。柳诒徵精湛的目录之学，在1927年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因而被任命为国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本以收藏图录、鉴别书籍、著录群册、部次甲乙为职责，在这里，柳诒证的目录学得以充分地发挥。 柳诒徵在目录学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是在他就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主编了四十四卷的《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这一部书目不仅是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创设以来第一部大型公共图书馆馆藏全部图书的总目，具有开创未来，示范学界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分类部列，归属图籍方面有着独创性的发明，对近代目录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一直以四部分类法为主导。汉代刘氏父子编就的《七略》，虽采用六部分类法，但自从西晋荀勖编成《中经新箐》，以甲、乙、丙、丁四部分类记录图书，四部分类法即取代了六部分类法，为学界普遍接受。此后，东晋著作郎李充编修《晋元帝四部书目》，在沿袭四部分类法基础上，将四部次序作了调整，把原著录诸子著作的乙部，改作著录史学著作，使分类法更适应了文化典籍的实际情况和学术发展趋势，进一步奠定了四部分类法的学术根基。而唐代官修的《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命名四部，以取代甲、乙、丙、丁，使四部分类的名称，内容相互吻合，分类体系一目了然，最终确立了四部分类法在目录分类中的主流地位，从此，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代代相因，直至清代编成我国历史上体制最为庞大的大型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仍在沿用，其间，虽然时有不同目录分类法问世，如南朝宋王俭编《七志》，将图书分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艺术、图谱、道经、佛经九类，梁阮孝绪编纂《七录》，将图书归属于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技术、仙道七类，但这些目录分类法俱不尽合理，因而未能产生巨大反响，为后世认可。 然而，传统不可能永久不变。时代发展，图籍日丰，四部分类法已难以适应著录的需要。顺应新的情况，柳诒徵大胆创新，在《国学图书馆总目》中打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著录群籍的惯例，将所录图书以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分类；又细分子目，将《四库全书总目》部下44类，扩充为85类，832 属，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著录内容的明细度，增加了检索图书的准确性。 柳诒徵创立的七部分类法，是在传统的四部分类基础上进行的图书分类体系的新创造。它是一种符合我国文化发展和图籍内容实际状况的较为科学的新的部录方法。
“志”，方志；“图”，地图、画册；“丛”，丛书。这三类图书内容庞杂，或非经非史，非子非集；或有经有史，有子有集，按照传统四部分类法，根本没有其入录之地。而从实际情况看，明清以来，这三类图书日渐增多，已蔚为大观，不予著录，难以反映著述的全貌，强行归于四部之一，不但不合著录之理，而且将使读者难以检索、利用，起不到即类求书，因书就学的功效。柳诒徵不为传统所囿，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在四部之外再添立三部。使这三类图书俱有所归，从而很好地解决了综合性图书与传统分类法不符的著录难题。今天看来，四部之外再添三部，似乎不是难事，但在传统四部分类法沿用已久，没有新著录法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没有过人的学术胆识和明睿的学术见地，根本不可能作出这一令人惊奇的创始之举。 志、图、丛三类中，丛书为集录单书而成，其中往往经，史、子、集俱全，独立一部，自可瞭然丛书名目，使知道何书收人何丛书者，立即按目索书；但如此著录，各单书性质未明，未能使未明图书性质者，有的放矢地利用丛书。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柳诒徵又将丛书单书按其性质分隶经、史、子、集各类，一书有两类可分的，则采用互见之法，两类著录、互相发明。这样，既大大方便了读者查阅，又为如何著录丛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除了在分类与著录丛书方面有所创见外，柳诒徵主编的这部《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在别集编录方面亦有新意。
在我国传统四部分类法中，集部又分总集、别集。别集为个人专著，著录时，常按作者所在朝代先后排列。然而，因不少作者生活于易代之际，著录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屡屡发生一书断代不明，随意归属；或前后两朝并见的混乱状况，使读者检索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柳诒徵明确规定，以作者卒年为断，作者卒于何朝，其书即归于何朝。这样明确划断，就为目录学界提供了一个统一标准，改变了多年来各家目录随意著录别集的淆乱局面。
由于柳诒徵主编的《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在目录著录方面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它一问世就受到了图书馆界人士的重视，不少图书馆在编制书目时采用了其著录体系。上海合众图书馆所编藏书目录，即明确说明分类采用国学图书馆分类法，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在1938年所编汉籍目录，以及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丛书综录》，均采用了国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分类法。因此，中国当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就肯定地评价说：“国学图书馆之《总目》实导夫先路，在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定之地位”。 柳诒徵热心于目录学事业的发展，不但亲自主编书目，还大力培植目录学人才，推动目录学研究的开展。1927年，当他一就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就立即招聘了对目录、校雠之学有一定造诣的范希曾入馆从事目录编纂、研究工作。范希曾字耒研，江苏淮阴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为柳诒徵受业弟子。多年来，他勤于目录、校雠学的研究，曾先后撰著了《南献遗征笺》、《评〈清史稿·艺文志〉》、《天问校语》等，深为柳诒徵赏识。柳诒徵招他入馆，除了让他协助编修《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外，让他集中时间，从事《书目答问》的研究、补正。
《书目答问》是有清以来继《四库全书总目》以后出现的一部影响最大的目录专书，深受读者欢迎，重印再刻，流传极广。不过，由于作者封建正统思想较浓，以及成书仓促，该书存在着收录繁简失当，分类未尽合理，版本舛讹、缺略等不足。为了使这部编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影响极大的目录书能为民国时期的学人有效地加以利用，范希曾想采用补正之法，在保持原书体例的基础上，对原书进行修正补充。柳诒徵对他的想法予以充分地肯定，并为他早日完成这一具有学术意义的补正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方便。 在柳诒徵的支持下，范希曾经过三年努力，终于撰成了《书目答问补正》。这部补正之作，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有的书名之误、卷数之误、作者之误、版本之误；补充了原书漏记的版本，以及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以后补刊的版本；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书，其中大多数是后出的书，直至1930年止。经过这一番修正补充，《书目答问》内容更为充实、完善，条理更为清楚，成为一部适于今用的综合性、学术性的古要籍目录。
1930年7月10日，范希曾在刚完成《书目答问补正》后，即因病与世长辞。柳诒徵怀着对门生英才早逝的痛惜心情，以及推动目录学研究的热心衷肠，于 1931年由他所主持的国学图书馆将其遗著《书目答问补正》排印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柳诒徵充分肯定了范希曾的学术贡献。他写道： （《答问》）在光绪初足为学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则病其漏略矣。郋园（叶德辉）批校增辑之三四本未印行，江氏笺补亦未广，希曾所辑最后较备。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问世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不少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著名历史学家柴德赓说：“一人出力，众人得益，不仅可称《书目答问》的功臣，实在也是对近代学术的一种贡献”。然而，人们在称赞范希曾的学术功绩时，都忽略了柳诒徵在其背后的默默奉献。应该说，范希曾这位学术功臣是站在柳诒徵这位目录学大师的肩膀上才撷取下这颗学术硕果的，如果没有甘作人梯的柳诒徵在他著述前后的大力支持，也许他的这部有功学林的目录之书根本不可能问世。 版本精识 在中国国学领域中，与目录学关系密切，并且有着同样重要意义的，还有版本学。
我国至唐末发明雕板印刷术以后，书籍迅速丰富，各种刻本广为流传。刻本广传有利于文化发展，本是好事，但凡事利弊共生，刻本广传后，又带来了版本问题。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教官在考试生徒时，从麻沙本的《周易》中，出了一道使考生摸不着头脑的考题，“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有人怀疑此题错了，应为“乾为金，坤为釜”，监本《周易》即如此。那位教官赶紧去核对，果然发现麻沙本错将“釜”刻成了“金”。这件事生动地说明，选择、鉴定版本已为治学所必需。在这种情况下，辨明版本真伪，分别版本优劣，确定版本价值，理清版本源流的版本学就自然形成了。 自清以来，版本学受到了学者的高度重视，这不仅在于研究版本需要广博的知识基础，需要懂得用纸、墨色，熟习字体，刀法、行款版式、封面印记、时代风尚、了解刻印源流，藏书名家，可以借此表明一个学者的见识水平；而且，在于考据学派所从事的辨伪、辑佚、校勘等工作，都与版本学大有关联，不懂版本学，辨伪可能无据，辑佚可能误收，校勘可能误断，要进行科学的考据，非懂得版本学不可。
柳诒徵受清代学影响甚大，前已说过，他的业师缪荃孙就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因此，他走上治学之路后，十分留意古籍版本，注意研究版本学。1927年，他当上了国学图书馆馆长，馆内丰富的珍本善刻，为他研习版本学提供了绝好的场所。在这藏满珍本善刻的古籍宝库之中，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一方面继承前人研究成果，一方面积累鉴识经验，提高自己的版本学水平。在此基础上，他不断总结自己的钻研心得，提出对版本学研究的专门论述，同时，尽其所能，影印馆藏宋、元秘椠，让昔日藏书家秘室中的珍宝成为学术界的公器，藉以推动版本知识的普及。 在版本学研究方面，柳诒徵与清代版本学家侧重点有所不同。清代版本学家多侧重于版刻形式的研究。如以收藏众多珍本善刻闻名海内的常熟藏书家、版本学家钱曾就专心研究了如何从古籍的版式、行款来判断版本的雕刻年代；曾购得宋刻百余种，名其室为“百宋一廛”的吴县版本学家黄丕烈曾着力总结宋、元版式特点，指出 “宋版本纸背多字迹”，元版“板大而字细”等诸多有名论断。柳诒徵则侧重于版刻源流的研究，如他曾研究了明代南监本的版刻源流，写下了《南监史谈》。 南监，明代南京国子监。国子监为封建时代国家的最高学府，从五代以来，国子监都设有刻书机构，所刻书名为“监本”，以校刻精审而著称。明代有南、北二京，都设有国子监，且都刻印了许多经、史书籍，其中尤以南监刻印的“二十一史”最为有名。柳诒徵为了提示南监“二十一史”的版刻状况，根据文献记载，结合经眼所见，详细考察了南监“二十一史”的版本来源、翻刻时间及特点。他在《南监史谈》中指出： （南监二十一史）其中故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惟辽、金二史翻刻元版，宋、元二史为明版。沿及清初，各史又多有顺、康补刊之版。故南监二十一史，实合江南、四川、广东、北平各地版本，亘宋、元、明、清四朝，搜集、雕刊、翻修、校订、纚纚之不绝者七百年。
其大规模之雕版，则以嘉靖七年至十年为第一期，所刊者为《史记》、两《汉》、《辽》、《金》五史，余皆略事修补。万历二至二十四年为第二期，所刊者为《史记》、《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十四史，其余随时补刻，迄启，祯不替。
嘉靖刊本与万历刊本之异点，则嘉靖祗载祭酒、司业衔名，余官不附书；万历刊本，则遍载寮寀也。经过他这一番研究，南监“二十一史”版本，源流毕现，为来者研究、利用南监“二十一史”提供了方便。版刻形式、版本源流，都是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就学术意义而言，版本源流的研究则更为重要。而且，版本源流的研究，对研究者的水平要求更高，它非但要求有丰富的鉴识经验，还要求有一定的文史造诣，了解学术发展，否则，难以为之。 清代学者之所以重视版刻形式，与其将宋、元珍本视作古董，搜奇藏秘有关。钱曾自称“佞宋”，黄丕烈亦称“佞宋主人”，即反映了他们研究版本的意向。民国建立以后，社会文化的发展，公共图书的要求，已迫切需要版本学家将版本知识普及，让藏书家手中的珍本秘刻，为广大读者服务。适应时代的需要，柳诒徵做了大量的工作。 国学图书馆藏有浙江丁氏“八千卷楼”大批宋、元善本，为了让这批善本为社会所用，柳诒徵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后，即着手筹划印制书影，经过精心筹备，国学图书馆先后推出了《盋山书影》三册，其中宋本一册、元刻二册。柳诒徵为此特地写了序文，表明了影印书影的动机。他说：盋山图书馆所藏钱塘丁氏善本，故与皕宋楼、海源阁、及铁琴铜剑楼相颉颃，十许年来，寻藏者珍秘已甚，嗜学之士恒以不得一睹为憾。诒征阅之，既为更订阅览之章，复拟勼资逐部依式印行，限于财力，尚稽时日。先就宋刊本撰取尤精者，以石印法汇制书影，俾海内学者得家而户购焉。为了帮助读者增加版本知识，提高鉴识水平，柳诒徵还在《盋山书影》中为每种影印的书影写了较为详细的考识，介绍其版刻特点及学术价值。 《盋山书影》的出版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界中罕有的盛事，它使人所奇秘的宋、元珍籍大布于天下，使读者大开了眼界，切实了解了宋、元版刻特点，增长了版本学知识。这项有惠于学林的版本学工程，是柳诒徵在推动版本知识普及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版本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问，它不但可为考据学服务，而且可为国家文博事业服务。柳诒徵是一个既有系统的版本学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水平的版本学家，在图书、文博界具有很高的学术声望，然而，他并没有以专家自居，把自己关在纯学术的象牙塔之中，而是努力用自己丰富的版本学知识去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文博事业服务。
柳诒徵一生中曾多次应邀考证、鉴别各地发现的古书，为国家抢救出许多珍贵图籍。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解放初期，他在上海应陈毅市长之聘担任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时，曾从各方接收、捐赠的大量书籍中，发现了许多善本。他的《劬堂日记抄》中屡有记载，如：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阴雨，乘车赴会。检《书舶庸谈》，得《重广会史》，乃北宋本。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十日，阴雨。晨赴会，视书籍多有沾雨者，徐森老谓可借油布来盖。命工友开两箱，属程登记，得徐积余藏元大德本《南史》；又陈眉公评《西厢记》，吴瞿安所未见者，森老认为好书。此上，有莫子偲所藏《子华子》，钱警石所校《稽古录》等，皆善本也。《荆川左编》得卅二本，未全；高丽本《史汉一统》，曩所未见；尹公得一《杜诗》，亦元椠。这些善本，后都由国家珍藏。
柳诒徵在检索古籍时，为了使所发现的善本能传之后世，将其版式、行款、批识、藏印都作了详细记载，积成《检书小志》八册。这本尚未公开印行的版本学专著，是他在余生之年为版本学的发展所作的最后贡献。
书法名家
文字，本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以象形为基础的中国方块字，不但具有表达思想的功能，而且以其与画相通的内在结构，具有丰富的艺术意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它以独特的文化意蕴和艺术魅力，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往往把写字看成学问的门面，十分注重。不过，写字与书法不可同语，书法需要长期揣摩、练习，需要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因而，中国的读书人虽注重写字，真正成为书法家的却是少数。
柳诒徵从小就开始练字，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学会了书写真、行、草、隶、篆等各种字体，并形成了别具神韵的艺术风格，成为近代名噪东南的书法名家。
柳诒徵练习书法是从习写篆字起步的。作为他习写篆书的启蒙老师是晚清镇江书法名家孙维祺。孙维祺对他说，要写好字，不能依样画葫芦，跟着别人写，而必须先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了解每个字的来历。当时，柳诒徵还不知道《说文解字》是什么书，听说有一位姓张的先生家有这种书，就向他借。可是，张先生惜书如命，不肯全部借出，只肯一本一本借。于是，柳诒徵只得借一本抄一本，这样，抄下了整部《说文》。以后又照着抄《说文》的样子，一字一字地抄录了《尔雅》、从而，懂得了习书篆字的奥诀。篆字强调用笔圆劲匀适，注重字形间架和布局，章法有致，法度森严。习写篆字，就为以后习写其它字体打下了用笔、构架、布局的基础。
孙维祺教柳诒徵习篆书年岁不多，即因病去世。因家境不好，孙维祺家人只得将其收藏的百十本碑帖出售。柳诒徵买下了其中的《石门颂》、《西狭颂》等汉隶碑帖，由此产生了习写隶书的兴趣。
《石门颂》是汉代大型摩崖刻石，笔势瘦挺，意态恣肆，结体雄健，历来被认为是以篆书用笔来写隶书的典范；而《西狭颂》方整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施，更具成熟汉隶的风韵。这两种碑帖是由篆入隶的代表，正切合柳诒徵从篆习隶的需要。柳诒徵以这些名帖为摹本，精心研习，从而窥透了篆隶转归的要诀，使自己的隶书大为长进。
公元1920年，柳诒徵从镇江来到南京。这位刚入府城的书法爱好者，一安顿停当，就四处走访书法名家。不久，他结识了以擅长篆、隶闻名的书法家、镇江同乡吴芷舲先生，于是，时常上门请教。在吴芷舲先生的指点下，他的篆书、隶书水平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柳诒徵是一个勇于进取的人。他在研习篆书、隶书有所成之后，又拜书法家李梅庵先生、欧阳竟无先生等为师，学写钟鼎文、魏碑和《泰山金刚经》等。以后，更研习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各种名帖，向楷书、行书发展。钟鼎文、魏碑、《泰山金刚经》都内蕴雄浑，古穆遒厚，为培植笔力、开拓异趣所必需；而魏碑化篆入楷，更是研习楷书所应涉足的法门。至于颜真卿楷书，端庄伟岸，雄秀特出，气势追人；行书挺拔奔放，圆劲苍古，本为宋代以来习楷、行书者所公认的范本。柳诒徵从这诸多名碑范帖入手，潜心观察，反复临写，博取众长，锐意出新，使自己的楷、行书都进入了法家意境。
中国文字的演进，由篆入行；柳诒徵练习书法，亦由篆入行，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他本着学习书法的“先工后意”的原则，为打牢书法根基所作的刻意追求。中国古代书法大家，习书往往从习书篆、籀起始，所谓“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伯喈以下皆然”。柳诒徵正是循着古代书法大家习书的途径，一步步深入，坚持系统学习，不急于求成，不以一招一式赢取声名，因而他书法功力深厚，笔法中矩，毫无浮滑、轻躁之病。 书法是一门内在的综合艺术，它不仅要求刻苦练习，反复实践，更要求广识博学，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诒徵是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学者，因而他能够洞识书法的真谛，学古不泥古，随已意用笔，荟萃诸家大成，独创一家风格。 柳诒徵的篆书横竖成行，线条圆劲，法度严谨，虽创意不多，但端资旁逸，婉丽通畅，自有奇采；隶书典重雄俊，骨气古雅，神韵超逸，深得造化之妙；楷书遒劲坚实，外柔内刚，意态从容，雄秀兼得；行书寓篆、籀遗意，浑厚圆熟，顿挫起伏，神采飞扬；草书沉著飘逸，刚健婀娜，错落有致，体态自然，是中国近代书法园地中的一朵光华夺目的艺术之花。柳诒徵作为一个众体兼备的学者型的书法名家，在中国近代书法家行列中毫无疑问有着一定地位。
柳诒徵一贯主张学识、技艺应服务于社会。他书法成名后，求书者络绎不绝，他从不拿腔作势，也不索取铜钱，诸凡楼额、楹联、堂幅、条山、扇面，俱精心布局，刻意书写，让求者满意。因此，他挥毫作墨，十分忙碌，据其受业弟子季谦方先生回忆：
求书者踵接，几案积纸盈尺，某休沐往谒，正值展纸作书，或擘窠汉隶，或钟鼎，或正楷，连书楹联、条幅、堂幅数十纸，笔走龙蛇，不觉累，还积债也。旧债未尽偿，而新债踵至。
可他非但毫无怨言，反而把别人求书作为艺术追求的动力，欣然操劳，不断进取。
柳诒徵成名不居名，真正表现出大家风范。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刻意追求与努力服务于社会的精神，对后人亦有所教益。
诗歌妙才 柳诒徵不但善于书法，而且善作诗歌。
中国本是一个诗歌的王国，上古一部包容了305首诗的诗歌总集《诗经》，被尊崇为儒家的经典，就足以说明诗歌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唐代实行科举制，作诗又直接与仕进挂钩，更使诗歌在文士心中扭系上了一个无可解脱的情结。千百年来，文人学士秉承儒家鼻祖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遗训，从读书识字起，即开始学诗。 柳诒徵从小也开始学诗。当他六、七岁时，他的母亲即向他口授唐人绝句、律诗，又依次为他讲解了《古诗源》、《唐诗别裁》，使他腹中储藏了五、六百首古代诗歌，初步了解了格律、声韵，打下了学诗的基础。以后，他又先后向李亚白、王湘绮等诗坛前辈学习，研读了不少诗歌专集，窥破了作诗的樊篱。柳诒徵本就脱敏灵慧，学诗又极为专心，前辈指点，俱能凝神作思，用心领会，因而进步很快，举凡五七言绝、五七言律、七言歌行等。都能从容构作，而无论唱和酬答，还是心感所发，所作大都圆健雄浑，情感饱满，极为学界同仁推奖。
柳诒徵诗歌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深受清代雍、乾诗人蒋士铨、黄景仁的影响。
蒋士铨，字心馀，与袁枚、赵翼并称雍、乾三大家。他主张写诗要“多读书”，反对“惟务规模格调，摭拾藻绘以巧文”；认为写诗应写“性情”，而性情不在于个人遭际，而在于表达“忠孝节烈之心，温柔敦厚之旨”。他的不少诗作歌颂了“烈妇”、“节母”，并对受盘剥、受饥饿威胁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 黄景仁，字仲则，才华横溢而家境贫寒，三十五岁时，即因贫病所缠去逝。基于特殊的生活境遇，他的诗大部分反映了个人的愁苦生活，基调伤感，相当缠绵，很有艺术感染力。
柳诒徵出身孤苦，从小依靠寡母抚养，并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由于个人的家庭生活环境，他对“忠孝节烈、温柔敦厚”八个大字，不仅有深刻的理性认识，而且有切肤的生活感受。他长大后，沉浸于文史研究，对多读书的重要性又有足够的了解。正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使他对蒋士铨的创作主张和黄景仁的诗歌作品产生了本能的共鸣。他在学诗过程中，曾仔细研读过蒋士铨的《忠雅堂诗》和黄景仁的《两当轩诗》，体会他们的诗歌情感，学习他们表情达意的创作技巧。 柳诒徵善于学习前人，他学习蒋士铨、黄景仁的诗歌创作，不为他们的模式所拘囿，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兼采其长。他首肯蒋士铨的意旨，而力校其平直；重视黄景仁的情蕴，而摒弃其感伤，因而，他的诗歌辞旨正大，豪雄而富有情感。
柳诒徵一生敬仰儒家学说，对儒家文化的奠基者孔子，以及儒学名人有一种尊敬的情感。在他的诗歌中，常常表述出探寻儒学真谛，弘扬传统文化，表彰儒学传人的意向。他有一首古体《登泰山作》，借景咏情，非但代表性地表露了他的思想情感，而且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
岱宗如孔孟，骤观止寻常。
遵道入深处，高奇固难量。
混元涵两仪，严正藐百王。
梯天何坦荡，云日相蔽藏。
廓然一闿豁，大宇青堂堂。
他山盛峰石，谲诡腾辉光。
到此感自失，一拳陋寸长。
我来值盛夏，冒寒陟上方。
真相窥乾坤，岂独小吾疆？
伸眉逼帝座，跳足摇星芒。
嗤彼杜陵叟，绝顶徒相望。
泰山巍峨，气象万千，不但以登高观日名闻天下，而且以封建帝王封禅祀典，独步海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攀游泰山，留下了众多华章，或咏山势峻伟，或抒壮志豪情。柳诒徵与众不同，由泰山想到孔孟学说，将登山比喻为探求儒学真谛，借物咏怀，寓情于景，景移意深，步步推高，游山之情与探学之情融为一体，自然浑圆，语气含蓄，虽有扬道求理之意，却无道学做作之气。
柳诒徵一生以治史为主，视诗词创作为余事。尽管如此，他诗情满怀，遇有所感，常铺展成诗，又每每与友互相唱和。他继承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作诗总要“鸣其兴观群怨之意”，力图反映现实生活，决不玩弄词藻，虚言敷衍，无病呻吟。他有一首赠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的七言古风，最能体现他诗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秦皇鞭石不入海，钱江浩浩三千载。
吾门茅生短且悍，麾斥风霆泣真宰。
手提八百钢铁梁，齿衔轮凑随圆方。
植之波窟数十丈，高栋矗立天中央。
泺口郑州安足比，彼籍客卿此自起。
万夫邪许忘昕宵，粤赣宁苏旋通轨。
潮为人用永载桥，锋车坦坦潮头驶。
杭人惊诧破天荒，钱缪铁弩诚无俚。
嗟乎读书嗜考工，轮舆图疏攻难通。
茅生绩学乃祖风，水工独步江之东。
为予摄影临长虹，真人无际招髯翁。
誓将从汝江头镇蛟蜃，
悔绝往日牖下笺鱼虫。
钱塘江大桥建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由柳诒徵的受业弟子茅以升设计，中国人自行建造，它是中国人智慧勤劳的象征，也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的骄傲。1937年，柳诒徵参观钱塘江大桥工地，写下了这首诗。本来，作为赠诗，他尽可以虚言宣达，赞扬弟子成就，然而，他的笔触却从弟子成就，引向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精神，引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所谓“泺口郑州安足比，彼藉客卿此自起。万夫邪许忘昕宵，粤赣宁苏旋通轨”，语气铿锵，豪情飞扬，完全超脱了狭窄的师生情怀，充满了广阔的社会情感，对当日所有备受外国列强凌辱，图谋求国自强的中国人，又是何等的鼓舞。 柳诒徵早年即以能诗闻名乡里，以后，他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磨炼，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他一生写下了众多诗篇，疑结着他诗歌艺术心血的八册未刊的《劬堂诗稿》，非但是研究他诗歌艺术特色的宝贵资料，也是中国近代诗坛的宝贵财富。
选自〈〈柳诒徵评传〉〉白花洲文艺出版社
记柳翼谋师 我童年生长于南京，在南京读过三年小学、五年中学，在这八年中，国文、历史两门课程，都受教于柳翼谋先生。1922年，我任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柳师亦先一年受聘为东大文史部教授。1948年，我当选为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柳师亦当选为文史组院士，前后三十余年间，自髫龄受业，乃至讲坛共事，师生情谊，久而弥笃，回忆旧日斋堂灯火，宛然如在目前。思益小学建立于1903年，当时叫作思益学堂，是南京较早的一所新式小学校。深受当时文教界人士所推重。那年我九岁。思益学堂开办，我便考取入校读书。校址在中正街庐江会馆，校长是陶逊先生。柳先生教的是国文和历史，那时他大约二十三四岁，原在南京江鄂译书总局担任编辑教科书的工作，曾编写《伦理教科书》、《女子修身教课书》等书，其中《历代史略》最为人所传诵。我从先生学习历史，就是读的这一课本。另一位国文教师是梁公约先生，他能诗工画，当时文化界人士所用的折扇，以能得到柳先生的字，梁先生的画，便称“双璧”，向人夸耀，亦可见两先生才名之盛。 1906年，我小学还未读完，就考进了江南中等商业学堂。这所中学，由当时名人张季直、黄思永先生先后任监督，柳先生受聘担任国文、历史教师。其后先生历在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校主讲，一时学者如宗白华、陈方恪、胡焕庸、唐圭璋诸先生均先后出自先生门下，有名于世。而我自少年就学之初，即承名师指导，得窥文史学科之堂奥，先入为主，感到终身受益。回忆当年初入校门，第一次上柳先生的课，便产生一种严肃感。课堂订有一套规章制度，老师一进课堂，学生起立，师生相对鞠躬，然后老师坐下讲课，学生坐下听课，一瞬间师生肃然相对，好象是准备静心听讲的前奏。现在小学生上课，也先要喊声起立。这一课堂礼节，早在八十年前已经建立，说明是个好制度。
柳先生讲课时，声如洪钟，目光四射，讲课深入浅出，层次分明，并且主题鲜明，用语生动，使人听得入神，津津有味，而且系统性强，容易记忆。后来，有人形容先生在大学讲课时“口如悬河，滔滔不绝，目光炯炯，长髯飘拂”，引起我对先生青年时代上课情景的回忆。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调，似仍回响在我的耳际。我在读中学时，学校规定必须住校，功课很严，经常要进行测验，晚间自习，必须自觉地认真复习。我爱读课外书，如严复所译《天演论》和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柳先生不反对读课外书，不主张读死书，有时在自习时间，复习完了，读点课外读物，柳先生是不加过问的。
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所起的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先生毕生致力文史，著作等身，但对自然科学亦极为重视，曾为中国科学社社员，出席各种学术会议。1937年春间到杭州钱塘江桥工地参观，极感兴趣，赠我七言古风一首，以《茅生以升邀观钱塘桥》为题。秦皇鞭石不入海，
钱江浩浩三千载。
吾门茅生短且悍，
麾斥风霆泣真宰！
手提八百钢铁梁，
齿衔螺凑随圆方。
植之波窟数十丈，
高栋矗立天中央。
泺口郑州安足此，
彼籍客卿此自起。
万夫邪许忘昕宵，
粤赣宁苏旋通轨。
潮为人用永载桥，
锋车坦坦潮头驶。
杭人惊诧破天荒，
钱牖铁弩诚无俚，
嗟予读书嗜考工，
轮舆图疏攻难通。
茅生绩学乃祖风，
水工独步江之东，
为予摄影临长虹，
真人天际招髯翁，
誓将从汝江头镇蛟蜃，
悔绝往日牖下笺鱼虫！
诗之结句，含有深意。原来自从戊戌维新之后，在我国知识界里激起救国图存的热潮，因此有了“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口号，一时有志之士，在这两个倾向革命的口号下，深信不疑地作出不屈不挠的努力，但铁的事实，血的教训，终于失望徬徨，趋于消沉，先生在彼时彼地发此感慨，是不足为怪的，否则，“悔绝”二字，应作如何理解呢？而“镇蛟蜃”一词的何所指，也就不难理解了。自此以后，先生在日本侵略炮火之下，不顾个人安危，将经营多年的国学图书馆藏书二十四万余册，辗转迁徙。抗战胜利后，重回南京，收回劫后余书，重新整理编目，保存了祖国善本图书。而先生有关文学、史地以及图书馆学的大量著作，对近现代文史的学术研究影响之久远，自不待言，必有能详言之者。
作者 茅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