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 (1902～1991 )字锡永,号契斋,广东番禺人。1921 年起，以罗振玉为师，研习甲骨文、金文，后一度入北京大学研究所为研究生。1925年任东南大学讲师，1927 年，任中山大学教授。30年代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金陵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随金陵大学西迁，后在齐鲁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毕生致力于甲骨文、金文的整理、考释。其书尤长于篆书，为20世纪著名篆书大家。
我的一生
我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公元1902年3月），广东番禺人，字锡永，号契斋、骛刚，室名决定不移轩、已庼、铁诏版室及古先斋。我的父亲商衍鎏（藻亭），是前清最后一科的探花（即甲辰科），长于诗词书画，有《商衍鎏诗书画集》及《清代科举考试述略》、《太平天国考试纪略》等书问世，1963年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他虽由科举而入仕途，但决不愿我走他的老路，勉励我钻研学术，著书立说做个学者。学什么是值得我考虑的。我从小酷爱古文物及古文字，乃决心向这方面努力发展。为求深造，1921年秋天我到天津，拜上虞罗振玉（叔言）先生为师，在他的指导下钻研甲骨文、金文。我白天在罗先生家看书找资料，晚上回到寓所即我伯父家继续钻研，并从事写作。罗先生对好学的青年是无比爱护和奖掖的，他收藏的图书资料对我全部开放，并交代开贻安堂书店的长子说：“锡永要什么书，就给他什么书。”所以即使十分贵重的书籍如《殷墟书契》、《殷墟书契后编》等等，我都可以拿回家中阅读。罗先生还把他和王国维（静安）先生作过眉批笺注的《殷墟书契考释》及《殷墟书契待问编》交给我阅读。我一面学习，一面把罗先生考释的甲骨文字按《说文》次序重新加以编排（因原书是按天文、地理、人事……为序，检读不易），并为补入异体字，如自己有心得体会，则写成按语附于各字之后。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编成了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对初学甲骨文还是有帮助的。暑假回京（那时家住南京）送给父亲看，他很高兴，鼓励我再把它修改一下付印。后来，我父亲出钱刻木版，花了八百多块钱于 1923年印成了我的第一部著作。罗、王两先生看了此书都很赞扬，王先生还为之写了序言，热情地鼓励我继续努力，并说：“他日所得，必将有进于是编者，余虽不敏，犹将濡毫而序之。”遗憾的是，王先生不几年即与世长辞，我以后虽有述作也无法得到他的教导了。《类编》问世后，我经马衡（叔平）先生的介绍，进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当研究生，但还没有毕业，就于1925年暑假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讲师，专讲甲骨文。1927年中山大学聘我任教授，来到广州，讲甲骨文字、钟鼎文字研究及古器物铭释等。隔了三年，1930年我又回到了北京，在女子师范大学（后将男女分校合并为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广州解放初期，曾任私立珠海大学教授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六七年间，走南闯北，以教书为业，虽编过几本讲义，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在各刊物上还发表过一些单篇论文，也大都是谈古文字的。当时少年气盛，敢想敢写，全无顾虑，现在看来，文中错误自然不少，有些看法也得改变了。我在北京，月薪五百多元，收入甚丰，除家用外，几乎都把它送进琉璃厂的古董铺，我的文物爱好方面广泛，举凡金、石、竹、木、陶、瓦皆在收藏之列。初时买了不少伪品，但我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定要研究其伪之所在，“学费”才不白交。我今天能有相当的鉴别力，即由此得来的。1933年来，金陵大学拟聘我去南京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当时在京，因忙于教书，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金陵大学请我，月薪二百八十元，专搞科研，编书写文章，不必上课，我愿意干，于是就应聘去从事于甲骨文、金文及古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由于生活安定，经费充足，心情舒畅，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从1933年到1936年之间，先后编著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释》、《殷墟佚存》（附考释，1933年）、《十二家吉金图录》（1935年）、《挥源彝器图》（1936年）等书，后两部是收集南北所藏之甲骨、铜器拓墨后类次考释而成的。这些书皆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又刺取真器假字的铜器为之分析说明，写成《古代彝器伪字研究》（1933 年《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说文中之古文考》（1934年《金陵学报》4卷2期，5卷2期，6卷2期，10卷1、2期连载），乃是纠正许慎的论说，并指出其可商榷之处。但好景不长，正当我潜心学术之际，日寇侵华，抗战爆发了。国难当头，遑论学术，我随校南迁，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辗转于安徽（屯溪）、湖南（长沙）、贵州（贵阳）、四川（成都、重庆）等省。路过长沙时，见到战国楚墓出土的许多文物，也听到不少关于楚墓出土文物的情况，引起了我对楚文化的浓厚兴趣，乃向学校申请缓期入川，在长沙专事调查，即使敌机不断空袭，仍然心地坚定，毫不动摇。在四个月收集了不少材料，回成都写成《长沙古物闻见记》（1939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木刻版），此书对当时长沙出土文物记得比较详细和丰富，有一定价值。到成都后，研究工作无甚进展，后因人事上的关系，于1941年夏，我辞去了金陵大学的职务、到了重庆，又到贵阳，最后回到重庆。先后在重庆。先后在重庆盐务总局、贵州盐务分局供过职，任“帮办秘书”在重庆盐务总局时，兼任齐鲁大学、东吴沪江大学联合法商学校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我辞去贵州盐务局职务回到重庆，在四川教育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学院（兼系主任）、重庆朝阳学校等校任教授，直到1948年的秋天止。由于同时兼几所学校的课，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什么学术研究，根本没有精力去搞了，所以，1939年以后，直到解放前夕，我既没有著作出版，也没有发表过几篇重要论文，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不安定，学术上成绩最少，因而也是最倒霉的时期。1948年秋，我回到故乡广州市的中山大学任教，直到如今。解放后，我陆续编著刊印了《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1955年6月上海出版公司第一版，12月再版），收入了长沙出土的楚、汉漆花纹摹绘，有些摹绘还附有原物图片。《石刻篆文篇》十四卷（1957年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版），是继《殷墟文字类编》之后着手编辑的。在工作开始时，凡见到石刻文字的孤本和旧拓本，都不遗余力地搜集双钩，经过三十二年始予完成。全书独体字一千二百三十一字，异体字一千六百八十字，附录十字，共计二千九百二十一字。每字下注明出处及录句。便于观览。《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1960年与人合作，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一书系从书画典籍中录其人名、字、号、年代、触品，如知其生卒年月的并为附入。我今着手重编，全书增益人数为四万余人。广州解放初，成立了华南人民艺术学院，设在光孝寺内。1950年春，该院因扩充学生宿舍，占用大殿，竟把殿内千年以上始塑的三宝佛毁掉，在佛腹内发现不少精美的古代木雕像，且被任意抛弃。破坏文物者乃出自艺术学院，不学无术，乃至如此，令人可气又可叹！等我知道后去调查，木像的实数多少无从确知，但根据在场目睹的学生说：“这许多木雕像多数无头，大约有六七十个，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过不了几天，全部不知去向。”可庆幸的是，我在殿前及大殿侧巡视时，居然捡到一个女供奉像，珍藏至今（广东省博物馆有三个，是朱光同志捐赠的）。经过四处访问，收集到十七个，编成《广州光孝寺古代木雕像图录》一书（1955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与木雕像同时出土的有“开元通宝”及“乾元通宝”钱。“开元通宝”钱始自唐高宗武德四年（621年）铸造发行，有唐一代二百八十六年间都在使用。乾元为肃宗年号（758——759年），此外并无肃宗以后及其他朝代的钱，因此可断定这批木雕像的年代不晚于肃宗。广州汉墓中发现不少漆器，虽多残损，但尚能辨别其为何器，花纹则与长沙漆器图案近似，既知源流所自，而又具有地方色彩，在着色方面好兼用金色，为其特征。1965年我曾将之汇集为《广州出土汉代漆器图说》约百余器，成书十余年，尚未能出版。此后，我不断收集研究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特别是楚文化资料，如帛书、鄂君启节、漆器、竹简等等。从1928 年至1978年先后写了或长或短共五十余篇论文，发表于有关刊物。晚近由于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内乱”更使我的研究工作经常受到冲击，甚至被迫停顿下来。至于“四害”横行期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就不用说了。由于党和人民的关怀和信任，我被选为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民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语文学会会长。
我已是年近八旬的人了，回顾走过的生活道路，感触良深。一个人能否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决定于多种因素。本人必须刻苦努力，多读书，苦思索，勤写作，这是基础和前提，但客观条件，生活环境也颇为重要，如果生活不安定，心情不舒畅，终日为家务奔走操劳，学术研究总难免要落空。当然，若悠游岁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客观条件再好也没用。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相结合，就能多出成果，取得较好的成绩。
我生平治学，自认为还是比较严谨的。收集材料时，注意鉴别真伪，或摹或拓或照相，壮年时都是自己动手，后因年老，摹写不得不由他人去做，但传拓之事仍亲自为之。1977年夏，我到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葬的发掘工地参观，还专门花了三天时间，用心拓了中山王誉鼎、壶铭文拓本二份，一份留当地，一份带回进行研究。 我中年以后著书写文章，在古文字方面定下的“原则”是：不识之字不妄释，不明之义不妄言，不轻言音韵（特别是通转、旁转之类，若是这样，当无字不识了。而况以汉、魏时的音韵，上统秦前，是不妥当的），不为天下先，所以每有新资料出土，我发表的文章往往在后。并教导后一代在写作时，要摆事实，讲道理，言必有据，不夸夸其谈。还有，我不垄断材料，举凡新出土的铜器铭文拓本，以及国外编印而进口不多的书籍，我得到后即放置在古文字研究室供大家参考使用。这样才有利于学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我自小即爱好书法，特别是篆书，年十二，读《说文解字》并写小篆，数月后，能作经尺大的铁钱篆。有人劝我，即使站起来你的铁线篆字写得再好，所得到的赞美不过是一个“工”字，如斯而已，因为铁丝篆是写不出韵味的，最好先写峄山碑，把基础打好了再涉猎其他汉碑等等，便气韵更加有味。我认为此意见甚好，于是舍彼就此。一年以后，体会到峄山碑篆法不仅是肩架停匀，粗细如一，而且刚柔相济，转折内蕴，体态雍容，决不能视为转来转去的书体。写了几年，在罗先生处见到甲骨文及丰富的金文拓本，不禁为之狂喜，眼界豁然开朗，而后知前者所见之浅也，乃将金文裱本借来，用油纸双钩成若干册，在不断揣摩中加以临写，从此金文书法略有进步。一日携所写的甲骨文及金文字课呈罗先生，他看了我写的金文不断点头说：“你写的金文将来会有成就，但还须旁及各代石刻文字。”时至今日，回忆罗先生这番话，并从我的甲骨文方法还不及金文书体来看，则罗先生公开肯定与黯然否定的目光是何等锐利！自得罗先生指示后，对汉篆如开母庙石阙等等，皆在我临写之列。复了解到，如无峄山碑作基础，想越级于金文，其字必然是站不稳的。 我写篆字，包括金文在内，行笔力求刚劲浑厚，以平正为主，决不矫揉造作，须知“平正”才见真实功夫。“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此可为知者道，难为外行人言也。正因字形力求工整，写时还要注意直行的行气和横行的行气互为相呼应，这样才能使整幅字的气势协调而不至于偏离松懈。我在书法实践中还十分推崇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并向这种理想境界努力奋进。 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爱好者日多，有的青年来问学习途径与写行草方法，我告知写行书之先必须从唐代有名的书家楷书入手，欧阳洵（信本）用笔拘谨，褚遂良（登善）清秀有余，刚劲不足，二者宜于小楷，不宜写大字。柳公权（诚县）骨胜于肉，太过露骨，其中以颜真卿（清臣）为全能。其字骨肉停匀，气势磅礴而安祥，写再大都能站得住，从其入手有利无弊，写一两年然后转入行草，与无楷书基础而直接写行草的功力迥别，不可不知。我不同意学近代人的字，并坚决反对写时人的字，而必须取法唐人。此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如取法乎下，所得必然下下，此为不易之理。可是有些教书法的所谓老师，竟然把自己写的字交给学生临摹，这种取法乎下下的教学法，贻误无穷后代。
我今年七十八岁，因是农历正月生，也可算七十九近八十了，比起八十多九十的老人虽有距离，但亦进入老境，所以我说，我是“老中之青”，还是恰当的。也因我还能吃（每餐二两多）、能睡（一觉七八小时）、并健步（一口气走二十多公里没问题），人家都说我身体不错，追本求源是有远因的。我十七八岁时好运动，长跑、跳高、跳远、踢足球、打秋千、攀杠子，样样都来，尽管无人教，锻炼不符合规矩，总算打下了健身基础，至今得益匪浅。我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为祖国的“四化”建设竭尽绵薄之力；同时更寄希望于中青年研究者们。
（商承祚先生于1991年5月12日逝世） 选自《世纪学人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