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 1900－1966）湖南淑涌人。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 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兼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秋到牛津大学鲍德利（Bodley）图书馆工作。翌年秋转伦敦，在英国博物馆东方部检索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1937年赴德国访问柏林科学院及各地博物馆，考察劫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年末赴巴黎，研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938年回国，先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并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等。
艰难的追寻
１９２３年向达从东南大学毕业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译员。一天最少翻译１５００字的工作任务，使他阅读和翻译了大量的著作。他与梁思成等人一道合译了《世界史纲》，也与丰子恺合著了《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正是在这里，向达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除了翻译《世界史纲》、《印度现代史》，向达还开始接触到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考察的著作，翻译了《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斯坦因敦煌获书记》１９３０年发表，并着手翻译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他同时利用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发表了一批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论著。
１９３０年，向达到北平图书馆任职。丰富的资料，加上有一批潜心治学的青年精英互相切磋砥砺，使向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１９３３年他发表的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盛唐时代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在这篇被李约瑟称之为“论述唐代长安西方人的卓越论文”里，通过长安这个当年的国际大都会，在在展示了东西文化的交相辉映和中华文明容纳百海的开放心态。１９３５年，向达因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向达到英国后，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次年秋，此项工作结束，他便到大英博物馆，开始了敦煌经卷的阅读和研究。在别人的国土上研究自己祖先留下的遗产，个中滋味向达体会最深。以前只是翻译斯坦因的书和文章，现在得以目睹被劫掠的原物，他感慨万端。这些外国学者劫去了中国文物，在世界上掀起一股“学术新潮流”，形成研究敦煌资料的“敦煌学”，字里行间还对中国学者百般嘲讽。而今，他不远万里前来阅卷，总算可以亲眼见到这些宝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向达在１９３６年２月从伦敦寄给国内的信中写道：“弟来英目的在看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ｕｓｅｕｍ大英博物馆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员为Ｄｒ．ＬｉｏｎｅｌＧｉｌｅｓ翟里斯，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现已至此，不能不尽力想办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返。现在拟托其他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百有万一之望也。”事实上，向达的遭遇在两年前的浦江清就已经遇到了。 １９３３年底，北平图书馆委托清华大学的浦江清教授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商量，拍摄敦煌文献中佛经以外的写本，然而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同样被拒绝，而只能依据目录厅中不反映内容而只有编号的卡片，作限时限量的借阅。要从成千上万件遗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连提示也没有，可谓大海捞针。浦江清实在没有办法，于是提出义务为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编目，以方便学者利用。然而还是一个冷冰冰的“不”字。 第二年，另一位教授———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在伦敦停留时，来到了大英博物馆。鉴于受北平图书馆之托的浦江清也吃闭门羹，张素痴大为慨叹“西方所谓汉学家之不能修而畏人修”。因此他没有去找有关人员，而是站在写本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一个１８岁的女子以１０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 向达为查阅敦煌卷子，受尽了翟里斯的种种刁难。从１９３６年９月到１９３７年８月整整一年，他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加起来还不到５００卷。向达后来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这段伤心往事。
另一方面，向达的生活津贴时无着落。向达没有忘记祖国的苦难，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在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１日写给馆长袁同礼的信里写道：“达虽一介书生，身无傲骨，然与其向此辈人足恭唯诺以讨生活，则毋宁返国饿死之为愈耳。惟念祖国风尘艰难，断不敢效叔宝之流，以海外桃源为避秦之乐土也。”中国是个穷国，当时即使是国家派出的学者，也是经费不足，学者的工作只有靠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尽管这样，向达把所能看到的卷子都作了详细的卡片，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５行和后５行，重要卷子还拍了照片。他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文，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把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１９３８年，向达携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终于回到了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中国。
原选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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