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想来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在1957年9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教育我，培育我六年之久的母校——北京大学，告别了我那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独自踏上南下的征程，当时我既兴奋又感到内心多少有些忐忑不安，不了解我将要投奔的这所知名学府，且将如何面对。
我校前身是久负盛名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后经1952年院系调整成为今天的综合性大学。当时南大历史系已集中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与北京的高校，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各教授之间在学术上多有往来。像历史系主任——韩儒林教授和北大历史系邵循正教授早已是老相识。他们都曾经留学法国，都是当时著名的元史专家。五十年代，在北大历史系教我们苏联史的俄国专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谢•伊•安东诺娃也曾在两位北大翻译的陪同下，于1957年5月前来南大历史系访问，返回北大后也向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些生动的事例我已牢记在心。南下之前有些年长的师友和本班同学，曾嘱咐我到南大以后也要拜访师友，就如在北大一样，遇事多依靠组织等等......师友们的热心鼓励和关照令我至今难忘。
初来南大时我住在小粉桥5号——小陶园的女单身宿舍陶园南楼，陶园北楼为男单身宿舍。这两栋楼与住在陶园的家属宿舍近在咫尺。当时的历史系主任韩儒林教授、王栻教授和蒋孟引教授也都在陶园家属区，拥有一座完全属于自家享用的两层小楼，舒适美观（文化革命时被打乱）。各位教师及其家属们每逢外出时大都经过陶园南楼的女教师宿舍，从小粉桥5号陶园的大门进出，这促使我与韩主任、王栻教授和蒋孟引教授及其家属之间能够较快地熟识起来并建立起良好的往来关系；特别是蒋师母和蔼可亲的笑容，以及她对我亲切的关怀和帮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10月，我女儿降生以后，婴儿的户口曾经报到历史系何平书记的家中，这些感人的事迹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亲如一家。因为在集体宿舍居住多有不便，我曾一度离开陶园移居效外。60年代文化革命期间，我与大多数同事失去联系，音讯隔绝，听说居住在陶园的各位教授及其家属们，都受到相当大的冲击，有的被迫移居到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或将阳光充裕的二楼让给年轻的造**派，自己住到一楼的客厅内，因为他们都是“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
70年代中叶，教学秩序逐渐恢复，学校也陆续增建了一批新的家居宿舍。经上级政策落实后，部分教授和年轻教师大多分到一套独居室，已先后搬出陶园。我们一家三口经南大房改小组研究决定再次移居陶园（大约在1980年）。我的邻居就是房改后依旧住在陶园的蒋孟引先生家。
蒋孟引教授于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宁县，20世纪80年代，他已进入古稀之年，但精神矍铄、生活规律、体制强健。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工作严谨、勤奋认真，毕生献身于著书立说的科教事业，对英国史的建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谨言慎行，不好表现自己。他为人厚道、坦诚和气，作为长者他没有厚此薄彼的习气，也没有令人生畏的严肃或大学者的架子，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尊重的老者，最容易相处。因为我们是同事，又是近邻，双方往来十分自然，且不拘小节。
20世纪70-80年代是百花齐放的年代，伴随教学秩序的恢复，学术会议、学术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在每年的春秋两季，我校的南园几乎就成为南京市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南大的宾馆和招待所多以人满为患。从京津来宁参加会议的北大师生，以及北京社科院的老学长们，经常以借居南园之便来我家小聚。大家在谈话之间不免要谈到近邻蒋孟引先生，以及他的若干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史论丛》、《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大家也注意到在蒋先生的著作中，特别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因为研究任何课题都要涉及相当广泛的历史档案、文献和资料，以及私人和官方之间的书信。这些无法更改的原始资料才真正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帮助我们用正确哲学观点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蒋先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尾部分已明确指出：“本书利用最多的是外交部的档案及内阁、首相、大臣、驻华领事、公使等私人通信全是亲笔手迹”。他公正地确认“这些才是不打自招的供词”。
从50-60年代，我国学术界已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统帅史料，蒋先生在他的6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已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分析问题，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大家在谈话之余，我也经常陪同各位师友们到蒋先生家拜访。先生做学问之专注、勤奋、认真也往往表现在每次去他家拜望时，他始终是端坐在客厅一角的窗前，从未离开过座位。在阳光充裕的书桌上或读书报、或忙于写作，安详而平和的心态令人起敬。
在先生书桌的斜对面是一张黑色的大沙发，大家依次落座，我照例一一介绍来宾的姓名、单位，先生则面带微笑的地向大家问寒问暖，来自何方以及当时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等。先生发言不多，但对来者的发言却十分感兴趣，即使来访者已然离去，先生一旦遇到我时依然要问：某某人很健谈，他教什么？在何校任职等等。总之，先生对当时学术界的动态甚为关切。
蒋师母——陈吾芳女士则经常侍候在先生的左右，端茶倒水以保先生的教学、科研任务不受家务的干扰。师母和蔼可亲、朴实随和、乐观善良，每逢遇亲朋好友总是笑脸相迎，给人以安详舒缓、从容不迫之感。师母在研习俄文、语法等方面造诣很深，只是繁杂琐碎的家务占据了她许多宝贵的时间。家中虽有保姆相助，但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全家的衣食三餐主要还是靠师母料理。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与蒋师和师母的克勤克俭是分不开的。
师母在闲暇之余，偶尔也来我家看看。我们也喜欢坐在一起话家常。师母平易近人很关心我的生活，也很赞美我窗前五色缤纷的小花园，在高大橡树的掩护下，显得幽静而舒适、其实，这还是我系韩儒林主任居住时，韩师母营造的小花园，经文化大革命的践踏已不堪入目。花坛的断砖残瓦混着泥土沙砾，堆积在甬道两旁，草木丛生已非一日，但经过清扫整治之后已逐渐改观，在踏平的土地上已渐渐钻出嫩绿的幼芽。我在欣喜之余急忙给它们松土、浇水，在春风送暖、和煦阳光的抚育下，万物复生了。一两周后水仙、九兰等绿油油的小苗，都悄悄地昂首挺胸、一排一排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台阶前苦劳的枇杷树、腊梅等经过施肥、灌溉也都争先恐后地发出喜人的新枝绿叶，与大橡树碧油油的、龙盘似的大枝翰遥相辉映，衬托出一片浓郁的春的气息。小花园美妙多姿的变化，激起我培植花卉的兴趣。在我系童老师的热心帮助下，替我移植来各样各色的月季花和大理菊等......小花园被点缀地已经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色。蒋师母对这美景如画的小花园倍加赞赏。大自然的魅力是这样变化无穷，而我的记忆却总是停留在某个历史的片段。
1984年春季，我作为最后一批教师也分得一套独居的房子时，我已舍不得离开这个经营已久、邻里共享的小花园了。我想蒋先生和蒋师母也都喜欢果木和花卉，只是年岁大了，工作和家务又忙，已无暇他顾。我临走之前，决定将自己培植的一株长势良好的小石榴树移植到蒋先生门前的小院里。十年之后，这棵茂盛的、花红似火的石榴果树已是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一丛粗壮的大树了。遗憾的是物是人非，蒋先生已于1988年8月因病辞世，他和人文气息浓郁的陶园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