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一生来书写，我们用多久去记录？
——记西南服务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历史社会实践
我校校友口述历史计划工作组
（ 撰稿：黄柘淞、李昕垚、武黎嵩 ）
一
2012年5月20日在我校110周年校庆大会上，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西南服务团”校友获得唯一一个“杰出校友集体奖”荣誉称号。曾经中央大学教育的学生，如今已满头银发的李同芬奶奶走上舞台，代表当年随军西征的中央大学372位、金陵大学43位校友与年轻的南大学子分享这段人生经历：当谈到自己1949年与家人不辞而别，奔赴云南时，她数度哽咽。而这一去，就是六十四年。
1949年夏，国共内战进入尾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成定局。随之而来的西南新解放区的政权接管和社会建设工作，则面临着干部队伍严重不足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一方面在解放区组织南下干部，一方面在江南地区的大中学校吸收知识青年、技术人员参军入伍，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军二野刘邓大军开赴西南。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千余名战士中，就有来自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两校附属中学的400余名青年学生。他们告别学校，随军跨越苏、皖、豫、鄂、湘、黔、滇7省，历时五个月于1950年2月抵达云南。随即被分派到各地作为地方干部，他们参与政权接管、征粮、剿匪、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工作，为红色政权的接收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甚至献出珍贵的生命。他们离开时，有的还没有毕业，但是在完成了接收云南的任务后，他们又投入建设云南的任务，一生扎根在云南，没能再回到学校，走进课堂。带着知识分子原罪的他们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审查、撤职、下放、劳教、判刑乃至非正常死亡。在红色中国的政治浪潮中伤痕累累。
我校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说：“西南服务团校友团队的事迹，是我校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此，我校校友口述历史计划：西南服务团口述史项目组一行11人，利用暑期在云南省昆明市寻访当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老校友们。为了这次口述历史采访，在校友总会张锁庚秘书长、历史学系武黎嵩老师指导下，来自历史学系、文学院、社会学院等5个院系的8位同学，做了2个月的前期准备。工作组在昆明历时12天（7月14日至7月25日），访问21位校友，采集口述历史录音、录像资料50余小时，征集到图书114种、手稿20余篇总计3000万字以上的文献资料，获赠西南服务团胸章、照片、行军水壶、纪念章、战友书画作品等实物史料60余件。
当年西南服务团的老校友们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披肝沥胆、出生入死的人生经历，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缩影，既反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里年轻俊彦们单纯的、理想主义的爱国情怀，也折射出新中国曲折艰难的探索、前进历程。在滇两周，我们对一个个年近耄耋的老校友进行访谈，老人们侃侃而谈，追溯以往。当录音笔打开，DV机聚焦，书本中抽象的历史事件被丰满地还原到现实耳畔。接管、建政、征粮、剿匪，这些冷冰冰的名词。正是老人们当年一幕幕鲜活的生活经历。
二
他们为什么选择加入西南服务团？这是我们必须追寻的问题。徐学庶老人回忆，早在解放军进城前中央大学内部就有进步组织，当时学生分为三派，其中进步、反动学生各占1、20%，其余为中间派，三派学生各自抱团活动。此外，当时中央大学有同学会组织，按地域、贫富等为划分标准。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纪律严明的解放军进驻南京城。此时学生们多数不知道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的具体内涵，但是大家对共产党、解放军印象不坏，同时对腐败的国民党失望透顶。更重要的是，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疑问：共产党是怎么打败国民党的。过去不问或少问政治的学生在南京解放后追求进步，追求新思想，同学间以社团的形式开始了解共产党知识，成为中央大学的学生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前奏。受进步书籍影响，不少大学生产生了参军思想，立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徐学庶在向南京学联报名，经过政审后进入西南服务团。
文林路20号这个地方，我们去过三次，每次去都能闻到街边咖啡馆溢出格窗的意式特浓的香气。蒋钟若老人的家就在这里。作为西南服务团成员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代表，他的人生经历颇有传奇色彩，讲起故事来也绘声绘色，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去“听蒋爷爷讲故事”。他父亲蒋光曾是国民党的要员，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任汉阳兵工厂代理厂长，叔祖父曾随左宗棠出兵新疆，并且家藏有7000余册的四库全书，他本人是中大化工系的校友，因家境殷实，一般不与学校的“职业学生”来往。当时虽然说不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但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腐朽不堪，坚信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参加西南服务团是和他家比较熟的一个地下党替他办理的休学与入团手续。
中大法律系1948届校友赵先政，是学生领袖加入西南服务团的代表之一。他于1946年考入南京社会教育学院，并且长期担任四川同学会会长，学校红叶社社长，1947年因参加“五二〇”大游行等学生运动被勒令退学，寄居在中大四川校友的宿舍中，并于次年考入中大法律系，而且成为唯一一位一年级的系科代表，还与董俊松一起发起了签署和平协定的学生活动。据他回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让他动员同学参加西南服务团时，没有承诺，也没有工资，就是“参军入伍干革命”这七个简单的大字，但就是这简单的七个字，让和赵先政经历相仿的西南服务团成员，用了一生来参悟。
孔德璜，山东曲阜人，父亲孔令灿与衍圣公（后改称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是叔侄关系。孔德璜1948年以高分同时被复旦、浙大、中大录取。最终选择就读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大学未读满一年，风起云涌的“第二条战线”就将他们裹挟其中。自觉书生气浓厚的孔老平时很少参加课外活动，为人也很腼腆，但在1948年以后的学生运动中不断励练，不仅参加了“四一运动”，加深了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在南京解放前夕，还参加中大组织的护校运动，昼夜巡逻防止国民党残余势力破坏。当时的大学生对国民党的迅速溃败极为不解，学校中地下革命团体的大量涌现为他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6月份，学校里组织动员西南服务团，他和宿舍里其他十一个人彻夜商讨，就当室友调侃：“连你孔德璜这样的都去的话，我们就都去！”时，怀揣着朴素的革命理想与不甘落于人后的孔德璜，率先报名西南服务团，分配至四大队2班，正式成为了一名革命军人，正式投身于巨变革命年代的历史洪流。
就这样，来自不同家庭的他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1949年10月2号，西南服务团整装开拔，由下关渡江，从浦口火车站坐上闷罐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北上徐州、西抵郑州、南下武汉，渡洞庭，经长沙到湘潭，至此铁路不通，随即开始徒步行军。强行军让大部分城市来的青年人吃不消，脚上起泡司空见惯，热水泡脚成了政治任务。这些艰难困苦，给初尝革命之果的城市青年“上了第一课”。行军过程中，每个大队都下设一个宣传队，宣传员会在路边表演快板、革命歌曲，用以鼓舞士气人心，当地的老乡也会用“五里多稀稀”的特殊表达，激励着成员们尽快到达目的地。
三
1950年2月，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到达云南短暂的休整之后，于小石坝集中，然后分配工作。他们被分往玉溪、武定、曲靖等地区参加基层工作队。西南服务团队员们心中的小石坝，就好比传说中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从此一别，各奔西东。再回首时，有的是物是人非，有的是阴阳相隔。
云南与其他省区不同，1949年12月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众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当地各级地下党迅速接管政权，并全部留用旧的军、公、教人员。西南服务团到达云南后，团长宋任穷出任云南省委书记，并令西南服务团全面接管各级政权及职能机构。而此时的二野还面临着，消灭国民党残兵，进军西康等任务。要补征1949年的税粮，作为军队的补给。征粮的同时，面临着建政、剿匪等复杂工作。接管、征粮开始后不久，就接连发生暴乱。到1950年5月就有200余股土匪，达十多万人，一度攻下6个县城。怎么巩固新建立的政权，这些任务就落在西南服务团这些年轻人身上。
唐泰良老人回忆，当时分配工作是每个地区一整套班子都提前准备好了名单，根据文化程度、专业背景等因素，分配到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地方。首先学习民族政策，开展征粮运动。唐老被分配到玉溪县，任县委会派往下面区工作组的组长。据他回忆，征粮的主体是地主，一般的农民虽然也要征，但是比例比较低。当时区政府的人员成分也较为复杂，为地下党（新青团）和暂时留用的旧公职人员。他曾亲身经历过区政府人员与土匪勾结谋害工作组干部的事。他任组长的区政府工作人员曾经趁他不备，***在背后向他射击，但因枪的质量差，枪膛冒烟但是没有射出子弹，当时也没当回事，只是当面训斥该人员不要乱开玩笑。一星期后，上级便告知破获一起土匪勾结区政府工作人员暴动未遂的案件，那个工作人员正是当时偷袭唐老的人。
但并非都如唐泰良那么幸运。金一杭老人回忆，1950年2月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行军到沾益，坐小火车到小石坝后分工，一大队300多人被分到玉溪地区，金一杭、苏有能被分配到澄江县，苏任杨宗区副区长草甸片负责人，金被分到二区。第一项工作便是征粮。金老说，征粮时采取的是“保甲制”，由甲长去催粮，按“累进”方法，田多者多征，田少者少征。当时的贫下中农不敢接近西南服务团，深恐服务团撤走后被地主和土匪武装报复。有个农民代表名叫文汉忠的就被土匪利用，其兄文汉鼎准备捉拿当地干部，其后文氏兄弟二人行迹败露皆被作为土匪枪毙。1950年3月深夜，30多个土匪骗开了苏有能工作组驻地的大门，打死守卫，苏有能抵抗不过被捕，随即被虐杀。
因为知道征地主粮会反抗，所以征粮就必须镇反。当时没有法院，就由群众组成“人民法庭”。在镇反运动、土改等高潮时期，工作组就有枪毙的权力。在征粮、剿匪、镇反中发现的积极分子，利用他们成立贫雇农主席团，组织农会，开展土改。
孔德璜回忆，由于民族关系复杂，部分土司与土匪勾结，征粮必须和当地土司讲透政策，搞好关系，稳住有田的大户，便于粮食征收。为避免暴动与土匪叛乱，军区还配给他们一个排的兵力，防止民变失城。征粮之后，他就被分到沙营盘区任副区长，曾破获一起内部案件，土匪组织的一个中队长就是区里一个中队长，不仅给土匪提供武器弹药，而且还有一二十人的武装，这起案件给孔德璜极大震撼。在参与随后的土改中，扎根、串联、发动诉苦大会，划阶级，征收没收，分配土地等一系列步骤，让孔德璜第一次真切感知到“剥削”、“压迫”，“阶级觉悟”。
在征粮、剿匪、建政、镇反过程中，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共有七位校友牺牲，他们是董俊松、苏有能、王为尧、丁文、蔡光祖、张世藩、唐世俭。直到今天，64年过去了，苏有能、王为尧两位烈士的遗骨都没有找到。
在1950年代初，西南地区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后，对于西南服务团的革命军人来说又面临很多选择，比较重要的是“调干生”考试，即通过考试重新进入大学学习，甚至公派出国留学，尔后再分配到其他地区或其他部门，进而告别大西南的艰苦。据一些校友回忆，当时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只有2到3个名额，说一点也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但是申报后上级回复说，党还需要大家在这里工作，需要大家替党分忧。这么一说大家心就定了，“当然是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啊！革命是没有自由的！”就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在组织的统一调度和分配下，继续着建设和发展大西南的征程
四
革命前壮怀激烈的理想情怀，与革命后残酷的现实政治间落差巨大。出身知识分子的原罪，让老校友们的命运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无一幸免。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曲折探索中，他们历尽艰险，尝尽酸辛，不仅是肉体的苦难，还有灵魂的凌辱。但是，面对我们的采访，他们像一个个胜利的幸存者，坦然、淡然、怡然自得！
蒋钟若，湖南娄底人，中央大学化学系1948级。父亲蒋光曾毕业于耶鲁大学国防化学专业，任金陵大学教授，代理汉阳兵工厂厂长。父亲他提供了良好的家庭和教育条件，为他设计了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的人生道路。然而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大二在读的蒋钟若坚持要参军报名西南服务团，父亲不同意，信托时任国立我校校长的潘淑劝告他在校学习，但满怀革命激情的蒋钟若回了句： “我不回去！”，就这样踏上了千里征途。父亲担心他途中遇急，令继母在棉军衣里逢了些金戒指，以备不虞之需。到达云南后蒋钟若分配到元谋县做基层建政工作，很快便是要土改了。和那些没文化的老粗比起来，知识分子干部总多一些怜悯之心、婞直之气。土改期间，蒋钟若到元谋的一个村子检查工作，看到村口一个妇女被扒光上衣，乳头上用麻绳拴着，下面缀着一个砖块。一打听，方知这是农协贫雇农主席团在斗地主婆。蒋钟若说“该批斗批斗，该判刑判刑，不能这样非刑吊打。”这才救了这地主婆一命，在那个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年代已属不易。从那时起，他开始怀疑，开始思考……
恩格斯说过，历史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拉着胜利的战车，踏过万千的尸骨。
孔德璜与孙松林两位校友的人生命运，和一个叫做王文玉的老干部密不可分。四大队2班的孔德璜，是中央大学1948届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校友，孙松林是中大附中的校友。行军到云南后孔德璜被分配到禄劝县（彝苗自治县）参与征粮剿匪等基层建政工作，后调至楚雄州地委组织农业生产，后在地委办工作。而孙松林则一直在银行财经系统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时任楚雄地委办公室主任的孔德璜，被人贴“打倒二书记”的大字报。楚雄地委书记王文玉以派他去农村调研“粮食大辩论”进展情况为契机，保他过关，替地主阶级出身的他躲过了一顶重重的右派帽子。而此时楚雄地区财经系统的反右运动正值高潮，时任财办副主任的孙松林给来自山东解放区的老干部地委书记王文玉提了些意见，并且就银行系统内部的业务问题提了些想法，此后便卷入所谓“欧阳华林”反党集团案中。同是中大校友，同是西南服务团成员，命运就这样把孔德璜躲避过了的右派帽子戴到了孙松林头上，而这顶一纸文书般轻盈的帽子，竟被孙松林戴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年里，孙松林先后被送到元谋县的新民农场接受劳改，后又转至吕河煤矿，经历了一个“老右派”应该经历的所有事情。而孔德璜，躲过了反右却没能躲过“文革”，尝尽造**派的各种酷刑：挂铸铁牌、批斗、陪斩等等，后来下放干校、到水库当苦工，也是受尽折磨。
在孙松林被劳教的元谋县新民农场，1958年后先后送来右派等832人，到1961年底共死亡348人，这其中有不少就是西南服务团的成员。据统计，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大队在各次运动中有155人以各种荒诞不经的理由被错处，遭受降级、撤职、下放、劳教、判刑甚至非正常死亡，受害面在50%以上。当时云南支队中的教授、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在六大队四中队成立了一个研究生班，其中7位留在云南，作为南下干部的精英中的精英，却无一幸免：3人被打成“右派”，4人被打成“反革命”。后来他们自嘲，这是“全军覆没”。
回首几十年的坎坷人生，蒋钟若老人说：“我们的社会总喜欢赞扬在坎坷中仍能坚守正义无愧良心的品格，这当然值得赞扬，但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忽视了对坎坷产生的原因的反思？这些原因必须反思，我们的后人才不至于重犯我们的错误，重走我们的弯路。更重要的是，这些反思必须彻底，不能敷衍，不能有所保留。”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遭遇的不公的最好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损失，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保证。
在狂热的年代，既有逢迎体制，媾和权势，同流合污于颓世浊浪之人；也有正直敢言，实事求是，能冒天下大不韪者。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我们在校友们的话语中看到了我校学生的铮铮铁骨，看到了知识人的脊梁。
五
一群为新中国江山的砥定和建设，放弃了城市生活，牺牲了个人的专业前途的年轻俊彦，来到了云南，扎根云南。然而在云南的生活，逆多于顺，苦大于甜。采访中我们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您的孙子如今面临着和您当年一样的情形，执意报名西南服务团，您会支持他吗？”或许是太过尖刻，老校友们大多都回避了这样的提问。烈士暮年，遥想他们半个多世纪前弃学从军的选择，回望他们在红土地上写满波折的人生，老校友们有的说“看淡了”，有的说“不提了”，有的是笑而不语，可是更多校友不约而同的回答了四个字“无怨无悔”！
对一个个年近耄耋的老校友进行访谈，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次次地震撼着我们年轻一辈南大人的心。这种震撼，不仅仅是源于那些原本只在书本中看到的重大历史事件被活生生地还原到现实耳畔，更多的，是源于在巨大的历史洪流面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抉择与人生命运之间巨大的时空落差。有些故事，老人侃侃而谈，却恍如隔世；有些经历，老人挠头苦思，却在不经意间钉上了时代之柱。那一圈圈历史的年轮渐渐汇聚，就像DV机的镜头渐渐聚焦，录音笔的红灯亮起，老校友们轻柔地张动着嘴唇，讲出了岁月的故事。
彩云之南的不朽，不是靠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成，不是靠可观的奖励粉饰而成，不是靠空洞的纪念建构而成，而是靠西南服务团每一个成员曾经亲身的付出与实践而成，靠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浪漫主义与残酷的现实政治黑洞猝然相遇后迸发出的人性之光而成，他们注定是失落的一代，但更注定是不能被遗忘的一代，也是不应被遗忘的一代。
蒋钟若老人赠给我们他晚年的回忆录《影梦鸦》，书中以“真戏迷，梦中梦”六个字来诠释自己的一生。“真”即为他活的真实坦荡，“戏”意为他都将建国以来历次 “左”的政治运动看为游戏，需要导演，更需要演员。“迷”意思是到现在他对当下社会发展很迷茫。前一个“梦”是自己如梦的浮生，后一个“梦”是未来我们的 “中国梦”。临别时，蒋老握住我们的手说，前一个“梦”已经80多年了，快醒了，后一个“梦”还得靠你们年轻一代啊！过去的种种，就算给你们铺路了吧！哪里走弯了，走偏了，你们以后纠正了不再犯一样的错误就行啦！
反思来自认识，认识源于记录。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年近耄耋的老人们的人生经历、社会认识客观全面地记录下来，忘却不是对付苦难的方式。于是，二〇一三年的七月，又是一群风华正茂的我校学子，踏上了从南京到云南的旅程。他们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和敬畏之心，为西南服务团老校友们跌宕起伏的人生作一份还算忠实的记录。
他们把鲜血和人生洒在历史的长河里。
我们将为历史留下一卷白描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