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校报》 2013年11月20日
1956年高校招生的时候，由于应届高中毕业生数量不足，国家动员尚未毕业的高中生和已参加工作的干部报考。我虽然早在1950年就已参加工作，为响应国家号召，也积极报考，并以调干生的身份被我校历史系录取。当时政策规定，凡国家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及军队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或由本人申请经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专或大学的，都称为调干生。1961年本科毕业后，我被挑选继续攻读研究生，成为陈恭禄、茅家琦的学生。
陈恭禄先生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在1934年完成撰稿的70万字巨著《中国近代史》，当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至今仍被公认为代表民国时期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我跟陈先生从学三载，他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让我至今难忘。他对史料的熟悉程度给我印象犹深，每当提到一个历史问题，他常常是将史料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令人敬佩不已。而他对史料运用的严谨态度更让人肃然起敬。他非常注重第一手史料，认为所谓史料，应“以当事人所作的报告或记载为主，当时人记其见闻而撰著的书籍次之”。陈先生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我校历史系教授，由于他在教会中学、大学的学习和从教经历，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将陈先生定位为“反动历史学家”。1956年12月，陈先生撰写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一文，公开修正过去对近代史的错误观点。1958年，在所谓的“史学革命”中，他又受到不公正的点名批判。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翦伯赞和吴晗两位先生来南京作学术报告,后到南大与历史系师生座谈，我也有幸见到了两位中国史学界的大家。当时陈先生刚刚受到批判，为此非常苦恼，便向翦老询问自己该如何面对。翦老向陈先生建议，他可以继续从事自己所擅长的近代史史料学方面的研究。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投降书，是其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从而引发了李秀成是否叛徒的大讨论。中宣部曾准备组织撰写不同意见的文章。北京史学界在近代史研究所开会，会上传达了中宣部的会议意见，会后写成报道送中宣部审查。据说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批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十六字，从而风向大变。1964年春天，陈先生在我校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组织的一次李秀成评价讨论会上，公开支持遭到批判的同志，对李秀成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十分尖锐地指出，戚本禹的文章“没有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说，“如果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评分就不得及格”。他的言行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与独立人格。
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恭禄又一次被公开点名批判。此时，他身患癌症已到晚期，当年10月8日逝世。“文革”结束后，1979年我校历史系为陈恭禄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恢复了他著名历史学家的名誉。后来，陈先生之子陈良栋搜集其父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讲义5篇，连同家藏另一篇手稿，共计6篇，陈先生早年的学生陈锡祺将其定名《太平天国历史论丛》，199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先生将毕生精力贡献给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讲课极其认真负责，受到同学的爱戴和尊重。他在金陵大学时就已参与金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为我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高学历的历史研究人才。“在致力于史学研究的40年中，他几乎没有助手，全靠自己的勤劳，完成了如此之多的史学巨著，可见陈先生的治学精神多么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