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先生是我校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他治史执教60多年，在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江南区域现代化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都有重大学术成果面世，出版专著19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他指导、培养与造就了一批史学人才，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代学术宗师。同时，他又是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曾任我校历史系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从盐城走向南京的莘莘学子
茅家琦教授原籍江苏镇江。1927年，他出生于江苏盐城农村小镇上一个普通银行职员的家庭。茅家琦出生的年代战乱不断，苏北经济一片萧条。由于茅家琦的祖父持家有方，家里略有积蓄，在当地算得上富裕人家。茅家琦4岁便被送进私塾识字念书，聪慧过人。他在念小学时，直接进入二年级学习。
1938年春，日本飞机开始对盐城轰炸，日军铁蹄直逼盐城。居民纷纷四出逃亡。11岁的茅家琦随家人迁居到泰州，后来又到姜堰。兵荒马乱之中，一个普通银行职员的家庭，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极为艰难。然而父亲还是尽力送他读书。茅家琦在姜堰模范小学读完最后一学期。小学毕业后，茅家琦又随父到泰州，进培梓学社就读。这实际上是一所中学生补习社，不是正规意义上的学校。这是一些不愿为日伪政府工作的教员、大学生，自发成立的“地下中学”。然而学校里的教员，不仅满怀爱国热情，而且学历层次与教学水平都很高。7０多年过去，茅家琦先生依然清晰地记得许多老师的言笑与风采，如夏绍侯、李竹修、程家祥、张郁棠等，都是毕业于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带给他的，不只是扎实的国文、英文根基和独立学习、研究与工作的能力，更多的还有做人、做学问的气节和风骨。茅家琦先生后来说：“我几年后能同时被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录取，应该说，完全得益于我中学时的这几位老师。”
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18岁的茅家琦高中毕业了。家里经济力量负担不起他继续求学，就业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直到1946年底，他才由父亲的一位朋友推荐，参加中国银行招考“检券生”的考试，名列榜首而被录取。茅家琦所从事的工作，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个“金饭碗”，一般人都很羡慕。但是，对于具有强烈求知欲的茅家琦来说，那种环境与他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在家人的帮助下，1947年夏，茅家琦终于得到继续求学的机会。他同时报考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经济系。由于考试成绩优异，两所名牌大学都录取了他。接到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茅家琦正值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虚弱，父亲不同意他去北方念书，于是，他选择了南京中央大学。
1947年9月，茅家琦来到了古城南京。进入中央大学的茅家琦，分秒必争，在学识上取得了显著的长进。茅家琦本想在大学期间，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去知识的海洋中搏击探索。但现实不允许他这么做。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连连败北，在国统区严厉镇压民主运动。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南京，更是杀气凝重。中央大学的许多知名教授不堪忍受那种诚惶诚恐的日子，纷纷离校出走。1948年秋季开学，经济系的好多课因没有教师而开不出来，甚至好几个月系主任都空缺。学生们大多回家，宿舍里的八位学生最后只剩下茅家琦一个人。茅家琦说：“天上整天飞着去淮海战场送大饼的飞机。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经济系的课已经停开。我正好用这大把的时光，读自己喜欢的书籍。”
当时中央大学校园内流传着许多进步书刊，受这些书刊的启发，茅家琦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他开始把个人求知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其中有一本书，叫《方生未死之间》，茅家琦至今还回味无穷。
年轻的茅家琦终于认识到，国家没有一个为国为民、关心民族命运的政府，学生要好好念书是不可能的。当时，国统区各地反内战、反假和平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代的潮流把茅家琦卷入了进步学生运动。1949年4月1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10所专科以上学校6000多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真和平。茅家琦走在学生游行队伍中，慷慨激昂。队伍行进到总统府门前，那里站满了军警特务，个个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但激昂的青年学生毫不畏惧，高呼“反对假和平”、“接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等口号，呼声响彻云霄。军警特务凶残镇压，当场打死两人，打伤一百多人。茅家琦站在队伍东面，随队伍撤退，幸免于难。惨案牺牲的烈士之一成贻宾，在一年级时和茅家琦同住一个寝室。茅家琦目睹了成贻宾***后的惨状，悲痛而激愤，更激起献身祖国民主与进步事业的豪情。茅家琦一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自觉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社会责任感，莫不与此有关。
从经济学转向历史学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央大学迎来新的曙光，校园内又出现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气象。22岁的茅家琦的心中，也重新燃起攀登学术高峰的 希望之火。不久中央大学改名为我校。
1951年，茅家琦从我校经济系毕业，留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运动不断，茅家琦却在图书馆中如鱼得水。他说：“外面在搞运动，三反五反等，我却在图书馆发现了一个新大陆。那么多的珍本、善本古籍和外文图书，把我带到另一个天地。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由来，应该从这里算起。”他立志成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
茅家琦是学经济的。“当时中国搞的是计划经济，我学的市场经济的东西用不上。”茅家琦越来越感到，在经济领域的有些问题，光从经济学的角度是解释不了的。例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既有其自身的内在发生发展规律，但又受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这特殊因素的影响。所以要彻底研究这一现象，必须把这一现象置于历史发展总过程中，从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等深层次去寻找其中原因。
就在这种“刨根问底”的思索与探究中，茅家琦逐渐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他说：“在大学，我读的是经济学系，当时的兴趣在经济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兴趣转向中国近代史。在罗尔纲教授大量著作引导下，我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学习罗师的治学精神，博采众家之长，这是我的治学方针。”
1957年，一直在给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茅家琦先生转到历史系工作，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解放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太平天国史研究一直是个热点，研究人员之众，出版著作之多，在史学领域可谓独一无二。有人夸张说：研究太平军的人数比太平军人数还多。这样，茅家琦要在史学研究上有所建树，无疑是一次艰巨漫长的征程。
1959年，茅家琦发表第一篇史学论文——《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这篇文章以独到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主题、深入浅出的论述，赢得了有关学者专家的赞赏。不久，他又发表《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一文。两篇论文的成功，充分显示了茅家琦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潜能。他信心百倍地投入研究工作，一连发表《太平天国的“田凭”是发给谁的》等五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进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
60年代初，茅家琦先生计划写一部《太平天国史》。出于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正值风华正茂之年的茅家琦热情如火，蕴藏着使不完的精力。这时，他被任命为历史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他白天忙于行政工作，写作只能安排在晚上。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他当时只有30多岁，但在理论上的成熟、在研究中的建树，却超过了许多同龄的或更年长的史学家。（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