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丹楓，原名章巽，字丹楓，一九一四年四月出生在浙江省金華縣的一個書香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曾在天津、上海、重慶、桂林《大公報》任記者、編輯，後長期從事歷史研究和教學，是我國著名的新聞記者、卓有成就的歷史學家。一九九一年，他獲得國務院授予的有突出貢獻的證書和政府特殊津貼。一九九四年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歲。
幼年苦學
在章丹楓兩歲時，他父親就去世了，家中一點經濟力量都沒有，幸而他母親是識字的，就在一些私塾和小學裡任教，來維持一家的生活。他十歲考進金華縣第七中學，十六歲在該校高中部畢業；又考入浙江大學文理學院，讀了半年，因浙大辦學經費發生困難，停辦了文科的部分專業，他轉到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學習。一九三四年夏畢業後，他在天津南開中學任歷史教員。在中學時代，他是學校有名的尖子生，以勤學刻苦著稱，尤其對歷史和英文感興趣，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在大學時代，對其影響較大的老師，中國史方面有繆鳳林、丁山、朱希祖，在外國史方面有沈剛伯，在地理方面有張其昀、胡煥庸等，這幾位老教授都是我國歷史學領域中的佼佼者，學貫中西，教學經驗豐富，為他日後研究中西交通史找到了入門的門徑。
章丹楓在一九三五年底考入天津《大公報》，任地方通訊版助理編輯；一九三六年四月，調入上海《大公報》，任要聞版、國際新聞版任助理編輯，還要翻譯外電新聞稿。這時他經常值夜班，編輯、修改稿件，也練就一手好文字。在工作之餘，他瀏覽各類書籍，積累了不少知識。
參與籌備「青記」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的一聲炮響，抗日戰爭爆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的直接關心下，《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和新聞界同人胡愈之、夏衍、碧泉、惲逸群、章漢夫等在一起商量，決定組織一個永久性的團體，定名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簡稱「青記」），並推定范長江、惲逸群、羊棗三人負責籌備，《大公報》記者章丹楓和王文彬、孟秋江、陸詒也是發起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晚七時，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飯店舉行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大會，作為協會發起人的《大公報》記者范長江、章丹楓、王文彬等十五人出席參加。這次會議標誌著「青記」的正式成立，在中國新聞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新中國成立後，把「記者節」定在十一月八日，就是由此而來。
在「青記」籌備和舉行成立大會的過程中，章丹楓作為「青記」的發起人之一，出了不少力，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他在范長江的帶領下，白天上班編報，晚上廣泛聯絡進步青年記者，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他幫助范長江起草了「青記」的章程草案，分送給胡愈之、夏衍、惲逸群等徵求意見。「青記」的成立大會的開會地點選擇南京飯店，就是他的主意，並經他聯繫落實的。
抗戰初期在上海堅守到最後一刻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後上海淪陷，上海《大公報》和它附屬的《國聞週報》仍在苦苦撐持著，報道著抗戰的進程。當時，上海情況到處炮火連天，《大公報》的一些同人離職，還有一些同人被調往漢口《大公報》，人手十分緊張。在這種景況之下，章丹楓堅守崗位，毫無去意，每天在編輯部的寫字桌前奮筆疾書，他在上海《大公報》和《國聞週報》上，連續撰寫了《對日抗戰的國際局勢》、《國際發動制止侵略》、《華北國防線》、《遠東九國公約議會展望》、《調解失敗後的比京會議》等文章；他還利用外語專長，翻譯了大量的外國報刊和通訊社的文章，介紹國際形勢和外國對中國的評論，如《意大利的外交路線》、《中國幣制前途》、《意相在北非的活動》、《德蘇兩強間的波羅的海小國》、《新加坡危機》、《蘇聯政策之轉變》、《香港增厚防禦力量》、《粵省國防新建設》、《英記者的親德論》、《英報論日本新內閣》、《中美親善論》、《英意外交新發展》等等，工作相當辛苦。
十二月中下旬，《大公報》和《國聞週報》因抗拒日軍的新聞檢查而相繼停刊，章丹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國聞週報》停刊號上撰寫一篇《國族的前途》長文，對日軍侵略中國的根源作了剖析，鼓舞讀者堅持抗戰到底。報紙、雜誌雖然停刊，但大公報人堅持抗戰的決心，堅持為抗戰鼓吹的勁頭，沒有絲毫減退。這篇文章在上海灘影響很大，以至現今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還要引述這篇文章。
章丹楓的《國族的前途》一文，首先深刻地闡述了在日軍侵略面前，中國軟弱無能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教育制度的失敗，貧苦的孩子和有才華的青年上不起學，教育流於衙門化、官僚化；二是中國的政治組織渙散，系統混雜，上下蒙蔽，公私不分，流弊所及禍害無窮，政府和人民間的關係也極為模糊。但是，面對日寇的入侵，「目前我們的國難，嚴重到這步田地，我們當前的出路，顯然只有一條。為了因應目前的情勢，第一我們必先團結。所謂團結，包含兩點：消極方面，必須全國上下一心，服從政府命令；積極方面尤應人人分工合作，均有利於國家。……簡單言之，即我們人人應該各盡所能，忠辗⻊眨瑹o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軍事方面、工商業方面等，都要能和對方的相當部分匹敵，並且駕而之上，這樣才可以說長期應戰，求最後勝利。」
赴美研修兼任記者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公報》停刊後，章丹楓到中華書局任編輯。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香港《大公報》創辦，《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電召他繼續為《大公報》服務；太平洋戰爭後，他到桂林在中央大學授課，兼編《新中華》雜誌；一九四二年九月任桂林《大公報》編輯主任。在這段時期，他還對中國報刊史發生興趣，查閱了大量資料，撰寫了《近百年來中國報紙發展及其趨勢》，一九四二年由開明書店出版。
一九四四年三月，章丹楓從桂林到重慶向胡政之和總編輯王芸生提出要到美國大學進修，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大公報》不僅替他疏通關係辦理了護照，備好了機票，提供了一些旅費，又委任他為該報駐美特派記者，還答應他發表的文章按雙倍給予報酬。這樣就解決了他在美國的部分生活費用。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院和紐約大學研究院，他師從Sidney Pajnter、J. Montgomery Gambrill兩位教授，涉獵歷史學多個領域，特別是對中西交通史、海上交通史等作了深入的研究，最終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
在學習之餘和寒暑假，章丹楓走遍了美國各大州，對美國社會的各個層面作了實地採訪，取得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撰寫了許多新聞報道和長篇通訊在上海、重慶、天津《大公報》發表，尤其是他描寫美國底層人民生活的情況，真實地向讀者講述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繁榮背後的慘景。
歷史研究的成就
一九四七年八月，章丹楓自美學成歸國，繼續服務於《大公報》，在上海館任編輯主任。他出於對歷史研究的興趣，一九四八年八月向總編輯王芸生提出辭職，到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大學改名南京大學。一九五六年，他調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繼續擔任教授，從此再沒有離開教育崗位。
在歷史研究領域，章丹楓在歷史地理、中西交通史、西域史、航海史方面更顯造詣，多有建樹，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他編著的《世界歷史地圖》，一九五二年由大中國圖書局出版；與顧頡剛合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一九五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撰寫的《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一九五六年由新知識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七年蘇聯國家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俄譯本，一九八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再版；編譯的《中亞古國史》，一九五八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整理校點的《大唐西域記》，一九七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撰寫的《古航海圖考釋》，一九八○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還擔任《辭海》中的中西交通史部分的主編。鑒於他在中西交通史和海上交通史方面卓越的、開拓性的研究成果，國家海洋局所屬海洋出版社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出版了《章巽文集》，書中集錄了他有代表性的論文二十餘篇。
章丹楓在研究學問的同時，始終堅持在第一線教學，他不但帶博士、碩士研究生，也經常為本科學生上課或開設講座，受到同學們的歡迎。他時常語重心長地對青年學生說：「青年學生們，你們所處的時代，要比我早年所處的時代幸福多了。在新社會，你們幼年的生活，決不會像我幼年時那樣貧窮。你們上學讀書，都能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愛護和培養，決不會像我當年求學那樣處於借錢交學費的困境。你們畢業以後走上工作崗位，也有多方面的保障。當然你們身負的責任，也是十分重大的。在當前振興中華、走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光明大道上，你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教學中，他還一再向同學們灌輸這樣一種學習習慣和方法，即：一是應具備廣泛的知識面，「為學當如金字塔，底要廣大塔要高」；二是重視外語學習，他常比喻說，一種外語好像一對眼睛，多學一種外語，就等於多生一對眼睛；三是要「勤」，多動手抄錄卡片，多做比較，多學習寫作，這就是所謂「拳不離手，曲不離口」的學習方法。這三條是他學習和研究經歷的總結，凝練而實用。
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中國航海博物館舉行的捐贈儀式上，章丹楓之子章嘉平將父親的《古航海圖考釋》手稿和《中國歷史地圖集》樣本捐贈給該館收藏，保存了一份珍貴的出版史資料，也是他對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