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进我校历史系，就读英国史研究生。当时，蒋孟引先生70多岁，头发全脱落了，但满面红光，看起来很健康。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跟我学英国史好不好？英国史不难学。”我当然说好。“那么，明天你就跟我到图书馆去看书吧!”
就是这样很平淡的话开始我和蒋先生的师生关系。当时,我还不清楚先生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一下就被“分配”给这样一位学术界权威当学生。但我知道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和蔼的老师，他不奢谈大道理,只提出实实在在的具体要求。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文革中流行的“假、大、空”还影响着许多人。但在我的生活中却走进一位平平常常、和蔼可亲的老者, 他将在新的起点上为我指引道路。
从1978到1988年，我跟先生10年，他从来就那么亲切，从来不摆先生的架子。正因为如此，我才敢无拘无束地向他袒露我的想法，敢到他那里去随便说话，随便发议论。有时，我去问先生问题，他却会很坦然地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或者说：“看过的，忘记了，我知道的不多，你看书上怎么说的？讲给我听听。”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只好一五一十地复述给先生听。先生呢，一边听，一边还点头。现在我懂得：只有真正的学问家，才能像先生那样虚怀若谷，真诚坦直，先生是一桶水，因此从不晃荡。懂即懂，不懂即不懂，虽说这是学者本色，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尤其在学生面前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何等的气度！
蒋先生的学问举世公认，他的成就也斐然昭世。他年轻时才华横溢，初中毕业就考入国立武昌大学预科班，两年后进中央大学历史系，1933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当时的中国风雨飘摇，时局动荡，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起挤压着中国人。蒋先生矢志学术，一心要在学术上走出一条路。他埋头书斋，一意读书，看起来无心于政治，其实社会正义感时时显露于拳拳学子之心。他早期有一篇论文，发表在1931年《史学》杂志上，题目叫“ 产生革命影响说略”。这大概是他最早的论文之一，内容非常有趣，因为其中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工业革命的后果，而且对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颇有褒词。这样一篇文章居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首都问世，本身就很有意思。不过正是他强烈的正义感和学术上的求实态度使他在60年前就写下了一篇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毫无隔世之感的论文。
1936年，先生远渡重洋，到伦敦大学留学读博士。他的导师是C.K.韦伯斯特，曾担任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很有声望，专长国际关系和外交史。英国人学历史很讲究原始资料，一篇论文没有新的史料发掘是通不过的。中国人做历史，有《史记》、《汉书》也就可以了，但在英国人看来，这些不过是二手资料，真正的史料是埋藏在大大小小的档案馆、资料馆或私人藏书室里的文件、书信、笔记、手抄本等等，不使用这些材料，就不可以做论文。于是，从1936到1939年，先生一头扎进了英国的档案馆，他选择了一个中国人当仁不让而外国人难免有偏见的课题：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西方人谈起这个题目，都引用美国人马士写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书是西方人写的，自然对西方人有所袒护。英国人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个中国企图修改条约而引起的战争，责任似乎在中国。先生对此不服气，他选择这个题目，是要为中国人出一口气。但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英国人讲究的是史料，有史料他可以承认你，没有史料他就更加趾高气扬，尤其当你去捅他的马蜂窝的时候！那三年先生吃尽了学历史的苦头。历史本来就够苦的，而在英国档案馆查找资料，那种苦比黄连还要苦几倍。起初，看看外交档案还好，那些字都是一笔一划抄写出来的，不至于看不懂，但看到私人信件、日记、笔记等等时，情况就不同了，其龙飞凤舞之势即便是英国人也还要为之折腰，何况是一个中国人! 但蒋先生硬是在档案馆里泡了三年，抄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档案，由此写出博士学位论文《中英关系, 1856—1860年》。这篇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英国人自己的史料再现英国的侵华行径，说明战争的责任在英国；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可歌可泣，无可指责。先生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赢得了英国老师的认可，论文顺利地通过答辩，先生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1965年，时隔26年，先生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在中国出版，书名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时至今日，虽说又过去30年，先生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无人超过，甚至没有人企图再去做一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把可以得到的史料几乎都翻遍了，其观点也无可辩驳。以后再有人写到这个题目，就一定要引用这本书。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由此而确立下来；他对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苦难，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呼唤!
1939年，先生在炮火纷飞的抗战高潮中回到中国,先在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工作，然后到中央大学执教。解放以后，又转入我校。回国几十年中，先生献身于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开拓英国史的真正奠基人。
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谈谈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中国人接触西方历史，是在中国遭受西方侵略之后。起先，只是翻译介绍一些西方的著作，让中国人了解一些西方的事情。后来，中国政治开始渗进“西洋史”，比如《法国革命史》翻译成中文，就是为反清革命作舆论宣传。20世纪以后，中国留学生大量奔赴欧美，有一些人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历史，于是除了翻译西方著作之外，也开始出现中国人自己写的“西洋通史”。但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专门研究某一国的历史还是相当罕见的，“西洋史”著作多数是通史性质，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可以说还尚待起步。世界史作为一个学科似乎还没有和中国史完全脱钩，“西洋史”学者多数都要“学贯中西”，否则就得不到承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蒋先生在英国史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先生早年也是“学贯中西”的，30年代他写过《两汉太学之学生生活》和《太平天国的妇女春秋》等文章， 都是洋洋大观，广征博引。留学后他开始潜心做“西洋史”，如果说起先的研究还不能离开中国史，比如说用英国的档案来研究中英战争；那么到后来，他就全力以赴研究英国史，不再以中国史作背景了。解放以后，先生潜心研究英国史，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约30篇有关英国史的论文，其研究范围从罗马不列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之深，领域之广，为国内同仁所折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做学问，从来都以史料说服人，决不说空话，不做八股文章，不搞“教义问答”。他的结论都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他最反对的，就是从空论到空论，从别人的书本上抄袭现成的结论，把历史变成干巴巴的教条。先生发表或没有发表过的英国史论文已汇集成《蒋孟引文集》，由我校出版社出版。
先生对英国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公认。1982年，先生受教育部委托，领衔主编《英国史》，作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之用。历4年之久，书终于写出来了。这是先生终身研究英国史的最终成果，体现着他的研究水平。1988年，这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英国通史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想不到就在这一年8月，蒋先生竟离我们而去。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亲眼看见《英国史》的出版；而由于出版及时，这个夙愿终于实现了。正是由于蒋先生作出了以上诸多成就，国内史学界都承认，蒋先生是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奠基人，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山鼻祖。同时，国内从事英国史研究的学者都承认：蒋先生是对英国历史从古到今每一个阶段都有所研究的唯一之中国人。他的研究成果，给后来者留下宝贵的遗产。
1978年，蒋先生受权培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是英国史。那一年，中国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先生是第一批研究生导师。1982年，蒋先生受权培养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仍是英国史。那一年，在世界史学科，全国只有5位导师获得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蒋先生是其中之一。1980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成立，蒋先生众望所归，当选为第一任学会会长。当时，先生已是74岁高龄。后来他几次想辞去这个职务一直未能成功，直至1988年他去世时为止。
先生的学术生涯是平淡的，然而却是严谨的，一丝不苟。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记得先生在盛夏酷暑身着背心、汗水淋淋地在灯下工作。他的一生虽说不轰轰烈烈，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分枝也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他的学生已遍布天下，远在天涯、近在咫尺。他一个最老的学生早就是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在海外华人界颇有影响。他年轻的弟子们如今在学术界荷角初露，开始发挥作用了。他的这些学生自然还会再培养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学生会不断继承先生的业绩，把先生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