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学问，而且留下了做人的典范。在我校历史系，提起蒋孟引教授无人不说好，无人不称赞先生的为人。先生的处世很简单，他待人一片真诚，从来不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也不参与别人议论其他人。他看别人的优点总是重于缺点，看别人的长处总是大于短处。他对别人的成就毫无嫉妒之感，而对一切人都总是和蔼可亲。我随先生10年中，只听说他发过一次火，那是为一位青年教师鸣不平：“你们不要压制他,你们要公正！”别人对他如何,不影响他对别人的公正评价。在他的扶持下，许多人顺利地得到提拔。他领导我校世界史学科的那几年，学科内部和睦相处，发展得很好，1987年被首批列为国家重点学科。
时至今日，人们提起蒋先生,仍忘不了他那胖乎乎、笑眯眯的身影。他说话真诚和气，永远笑脸相迎，像一尊可亲可敬的弥勒佛。在先生身上，人们体会到祥和、忠厚的气质，仿佛他永远只是个慈祥的老者，而不是一个知名的历史学家。先生留下的做学问的品德，比他留下的学问还要多！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和时代一起经受过磨难。他年幼求学时，时局动荡，军阀混战，曾不得不中辍学业，回乡赋闲。大学毕业后他远渡重洋、留学异邦，却时时感到中国人的地位低下，常常有寄人篱下之感。抗战中他回国报效，又颠沛流离、饱尝国难之苦。解放前夕，他从台湾讲学回来，却选择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解放后，他经历了每一场政治运动，从思想改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结束后，先生的学术生命再次放射出光辉。那时他已经古稀之年了，却从来没有这么繁忙，这么生活充实过。他要讲课，要带学生，要写文章，要著书立说，要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要到外地去讲学……是什么使一个古稀老人重新焕发出生命的青春？是社会对知识的敬重，是先生对知识的热爱，是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怀抱的一颗报国之心，是他重新找到了报效祖国之门！
先生在学术上永远是年轻的。文化革命刚结束时，“左”的思想还很盛行，学术界的“禁区”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改良主义”。据说“改良主义”是所有“主义”中最不好的主义之一，宣扬改良就是为帝国主义反动派张目，做社会主义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但是我却想入非非，想要做一篇关于英国改革的文章， 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那时我已经开始感到改革在英国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对它怎么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很想肯定它，但却涉及到历史学界多次进行过的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我去征求先生的意见，说明了我的担心。不想先生不假思索地鼓励我做那个题目，先生说：改革即是改良，英文都是“ Reform”，犯不着在“改革”与“改良”间作人为的区分，可以旗帜鲜明地肯定改革的作用！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在《世界历史》上以显著位置刊登了，产生反响。如果没有先生作后盾，我想我是下不了决心，去触动一个在当时看来既敏感又有争议的课题的。先生支持我走进“禁区”，这成为我后来研究英国的改革道路、进而把改革作为历史发展的模式之一来研究的开端，而先生就是这个开端的引路人。
1988年夏天，先生的心脏病突发，倒在大街上。过路的好心人把这位平常的老者送进医院，却因为家里拿不出急需的住院费，被耽搁了治疗。等校、系领导知道出事赶到医院时，先生已经脑溢血和心脏病同时发作，很难抢救了。那天晚上先生一直没有醒，也没有再说一句话。给先生更衣时，在场的人都看见先生穿了一件打满补丁的旧衬衫，一双旧得不能再旧的破布袜。人们不禁睁大眼睛， 疑惑的神情中分明在问：这是一位著名的教授？
然而，先生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他的精神，他在精神的世界中永存。先生的著作是传世之宝，是他精神产品的集中体现。从这些作品中人们不仅看到先生的学术思想，也看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一生所走过的艰难的路，看到了他们高贵的品质和朴实严谨的作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