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觉非教授1923年出生于河南省林县太行山下的一个小山村。因父亲在郑州一家报社工作，7岁时便与母亲一道来到郑州，进入了郑州市立第一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河南沦陷，先生又随母亲和妹妹流亡湘、桂、皖等地，后在安徽屯溪进入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毅然穿越日军封锁线，到大后方求学。他一路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历经3个多月的艰辛，终于抵达战时的陪都重庆。1944年9月，先生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业精进。抗战胜利后，先生随中央大学迁都南京。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先生思想日益进步，先后参加了中央大学的历次学生运动，其中包括著名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〇”运动，并加入了“历史学社”、“立社”等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后又成为中央大学为数不多的中共地下党员之一。解放前夕，中央大学七个学院的年轻教师共同组织了“中大七学院助教联合会”，先生被选为该会的理事，并担任了该会发行的刊物《助联》半月刊的主编。
解放后，中央大学改成我校，先生在历史系继续任教，担任过一段时期系行政和教务方面的领导工作。1957年整风反右时期，他应外文系学生的邀请，作了一场主要内容为“政治民主是学术繁荣前提条件”的报告，结果被指责为思想右倾，长期受到批判，及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生与其他许多知名学者一样，多次被遣送到农村和工厂接受“再教育”和“劳动锻炼”。
“四人帮”被粉碎后，王觉非先生也迎来了科学上的春天。他满腔热情地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先后招收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2年，先生应邀访问英国，与许多著名的英国史学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加深了中英两国史学界之间的联系。先生努力扩大中英学术交流，被英国历史协会选举为荣誉会员，当时是该会十余名会员中唯一的亚洲学者。此后不久，先生又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理事会选为通讯会士。这是该学会所能授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此外，先生还担任过我校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87年5月，在英国大东电话电报公司的赞助下，先生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关于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英、美、德、法等8个国家数十位世界知名学者。会议期间中外学者济济一堂，相互交流，气氛热烈而融洽。这次会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1989年初，北美英国研究会会长施沃尔教授从华盛顿大学来信，聘任先生为该会荣誉会员。1989底，先生再次应邀请访问英国，被聘为爱丁堡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此后，他又应邀前往英、法、德、美、丹麦等国一些大学访问和讲学，并于1990年秋在西班牙马德里出席了第17届国际历史学会大会。
先生常说，他的基本历史观可以归结为这样几句话：历史的真理，从一个方面来看是客观的、绝对的，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就永久无法改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们对历史真理的认识却是相对的、永无止境的，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历史真理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和全面。
二
王觉非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是欧洲近代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史。以前有许多著作和教科书，对英国近代的政治制度都抱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英国的议会制、立宪君主制度和两党制都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妨碍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对此，先生在有关论著中指出，近代英国的政治制度与欧洲大陆和东方君主专制的国家相比较，不但具有较大的民主性，而且还有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它可以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近代英国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的改革而实现的。其进程虽较为缓慢，但反复波动较少，社会因变革而受到的破坏也较轻。在政治领域，各种政治力量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这在客观上防止了权利的过度集中和政治上走极端的倾向。不过先生也指出，在近代英国，政治民主化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并未得到彻底实现，许多民主激进人士不断遭到迫害，英国殖民主义者挟其船坚炮利，以血与火的手段，在全世界到处侵略扩张，将这些地区的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英国近代历史的阴暗之处。
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十分注重专题史学的研究。他常常告诫学生，在研究某一问题之前，首先应对前人就此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有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在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基点。为此，先生撰写了“当代英美历史学家关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的史学思潮”、“研究克伦威尔的历史评述”、“关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的修正派史学”等论文，专门研究了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史学。他既肯定了300多年来许多学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指出了他们所在的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英美历史学家大都忽视了革命时期中下层人民斗争的作用，以至长期以来以来，托利派、辉格派、社会学派以及修正派失学家，围绕着“乡绅问题”、“长期议会”议员政治与社会成份的问题争论不休，但又得不出公认的结论。
英国革命时期的平等派也是先生的重要研究对象。在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平等派得到了社会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新模范军中绝大多数士兵和部分中下级军官都是平等派的重要成员。从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到1649年共和国成立前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民主措施，实际上都是平等派主张的体现。但在西方、前苏联和我国的许多著作中，对平等派的评价都是消极与否定的。针对这些看法，先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了平等派的纲领、文献和有关论著，详细地翻阅了“普特尼辩论”的记录，从而在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先生明确指出：平等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和政治运动的整体，其民主派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先生对平等派失败的原因也认真地进行了探讨。有些学者把它简单地归咎于平等派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但他对此问题却另有看法。先生认为，平等派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他们为主权在民的原则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时，却忽视了现实物质力量的问题，即建立独立的组织和领导中心问题。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虽然在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上有时也表现出公平商量的姿态，但对领导权却寸步不让。当他们布置圈套准备就绪后，就利用领导的权威，将平等派打倒在血泊之中。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先生认为它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他撰写的“对英国工业革命历史意义的再认识”这篇论文中，先生回顾了10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各派学者围绕工人生活水平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然后以具体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指出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超过了一般的政治革命，为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大大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但在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后，社会混乱，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人类刚刚有可能摆脱自然的奴役，却又陷入本身编织的罗网。因此，现今如何吸取历史上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关注。此外，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先生的见解也有独到之处。以前我国的有关著作都沿袭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强调以暴力为基础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先生就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片面强调暴力的思想，不仅有悖于历史发展的真实，而且还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不论是从科学上或者实践上看，这个问题都应该重新加以探讨。（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