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了英国近代史之外，先生还结合教学对近代法国史和俄国史进行了研究。50年代时，他曾执教俄国近代史多年，1962年人民出版社发行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的俄国部分，即出自先生的手笔。先生时常谈到，在研究俄国史时，他的心情特别激动。因为在俄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残暴、农民的苦难、平民知识分子倍受摧残以及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压制，这些都让他深有感触。先生还认为，在本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两大重要事件，前者是发生在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后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情况对两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应予以认真的思考。
在研究俄国近代史时，先生特别注意俄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欧各国的明显差别。他指出：在西欧各国，当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起来之后，封建农奴制即趋于瓦解，农奴逐渐获得了人身自由。但俄国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农奴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1649年，俄国的农奴制在法律上正式形成，而这一年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到18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实际已与奴隶制度没有多少区别。因此，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在近代俄国，最先担负起反封建重任的是那些先进的贵族，以后是平民知识分子。到19世纪后期，民粹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民粹派迭遭失败，走投无路的时候，它原来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国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把它从国外带到了俄国。
关于法国近代史，先生的总体看法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节奏分明，先是节节上升，热月政变后又步步下降，直到复辟的逆流在抵达一定限度后，又折过头来向前发展，导致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1848年革命一开始就从高处不断跌落，1851年12月终于发生政变，一年以后，路易·波拿巴登上帝位。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随着普法战争的爆发，帝国便颓然崩溃了。1871年，巴黎公社以“新型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公社失败后，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制订，才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在经过多次曲折反复之后，在法国得以确立。
先生对法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1789－1830年这段时期。在他写的“1812年拿破仑进军俄国”的论文中，通过对拿破仑帝国内外政策的仔细研究，认为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拿破仑对外战争就完全成了非正义的、侵略性的战争，必然引起被侵略国家西班牙、俄国人民的抵抗，结果惨遭失败。不过，先生也指出，拿破仑对外战争的失败只是帝国崩溃的外部条件，导致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拿破仑在国内倒行逆施，高压统治，以致民不聊生，众叛亲离，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其统治基础。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先生还对历史学中存在的“拿破仑神话”细致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崇拜拿破仑之风兴起于法国复辟时期。人们由于对复辟王朝不满，便十分留恋过去的革命年代，特别是个别革命领导人。拿破仑是离他们最近且又最有名气的人，于是他们便把革命和拿破仑等同起来。实际上，拿破仑是一个残暴镇压本国人民，对外肆意进行侵略的刽子手，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先生曾提到，一个荷兰的著名学者在谈到有些人对拿破仑的盲目吹捧时，曾将之比做那些被迫建金字塔的人，反过来歌颂强迫他们这样做的人，那些被凌辱的青楼女子，反来歌颂那些欺压她们的人。先生认为这种挖苦虽过于辛辣，但有些人在个人崇拜中所表现出来的做法实在令人反感。
四
先生在研究欧洲近代史时，对英、法、俄各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能够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并对它们的发展特征和实质做出精辟的总结。除上述有关问题之外，先生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兹略举数例：
第一，关于“棒民”运动的性质问题。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英国西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棒民”运动。许多历史学家都对之进行了研究，但评价各异。前苏联的一位研究17世纪农民运动史专家甚至认为，“棒民”运动客观上帮了反动派，因而具有反动性。针对这一问题，先生在研究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同代人的记载后，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指出了棒民运动的客观进步作用。先生认为：作为一种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式，棒民运动不仅遏制了西南各郡封建贵族和王党的气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迫使议会改变态度，采取坚决的措施同王党进行斗争。
第二，关于普特尼辩论中平等派代表皮蒂的身份问题。在普特尼辩论的记录中，平等派代表皮蒂的发言与其他代表有区别。他主张将仆人和领救济金的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皮蒂为什么会有此言论，他究竟是何许人？许多学者都对此感到困惑。他们四处找材料，包括现存于大英博物馆2.2万件的托马斯文件，都找不到有关皮蒂的纸片只字介绍，因此产生了种种猜测，有人甚至怀疑皮蒂是克伦威尔派到平等派的奸细。先生在研究平等派时，查阅了许多材料，终于发现在伦敦市政厅档案——“杂货店学徒花名册”中有皮蒂的名字，得知皮蒂曾在杂货店当了8年学徒。据此，先生在参照其他材料的基础上，对皮蒂的发言做了合理的解释，指出皮蒂之所以主张不给仆人和领救济金者以选举权，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财产，而是害怕这些人受到主人和施舍者的利用。在当时的社会和选举制度条件下，皮蒂的顾虑不无道理。先生的这一观点，驳斥了有些人对平等派的否定评价。
第三，关于俄国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问题。先生在研究俄国近代史时常常提到农民战争的几个一般性规律，其中之一便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当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已经促使农民阶级发生一定程度的分化时，往往会触发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农民阶级分化加剧，城乡资产阶级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后，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就不再可能发生。俄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是普加乔夫农民战争。此后，虽然农民起义连年不断，但在规模上已是小巫见大巫了。
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农民踊跃参加了反侵略战争。因此，有许多论著都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民族矛盾占据了主导地位，阶级矛盾便退居其次了。先生通过对新出版的俄国农民运动史资料以及其他原始资料的分析研究，指出1812年俄国农民反封建的斗争依然尖锐激烈。俄国农民当年起义的次数大大超过了往年的水准，多达60次。这充分说明俄国的农民将反侵略斗争结合起来的事实，反映了俄国农民企图通过民族解放来实现社会解放的愿望。
第四，关于阶级斗争历史观的问题。先生曾写过一篇专题学术论文，深入探讨了法国复辟时期几位主要的史学家米涅、梯也里、基佐和梯也尔等人阶级斗争历史观的形成及其特点。先生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理性主义与君权神授、万世一统的绝对观念相对立。理性主义在鼓舞人民奋起进行斗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然而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却表明，在理性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其进程和结果和理性主义的理论大相径庭，于是理性主义的影响骤然消弱。人们根据法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工业革命以来社会阶级界限日益分明的现实，得出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和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观点。先生还提到，阶级斗争历史观最早萌芽可上溯到路易十四时代的历史学家布维叶和杜勃，以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巴贝夫逐渐将之系统化。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又加以发展成为理论。而被马克思称为历史学中“阶级斗争之父”的梯也里，年轻时做过圣西门的学生和助手。后来，梯也里的阶级斗争历史观显然是受了圣西门的影响。据此先生认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可以说首先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