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折磨与考验
但好景不长，1964年厄运开始降临到茅家琦先生的头上。这年夏天，在极左路线策动下，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工作人员戚本禹发表了《评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李秀成是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挑起了历史学界的一场大争论。戚本禹等极左分子依仗有后台，声势吓人。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沉默了。但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治史原则的茅家琦不为所动，勇敢地站出来，于当年８月４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论李秀成》，用确凿的史事与一分为二的观点，对李秀成的一生功过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
然而，在那个极左路线猖獗的年代，坚持正义与良心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很快《新华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点名批判茅家琦，称他为“江苏省吹捧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代表人物，批评之尖锐，言辞之激烈，前所没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茅家琦遭到更大的劫难，“叛徒的吹鼓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各种帽子一起加到他的头上。家被抄，写的文章被收缴，人更经常挨批斗与侮辱。笔者当时是我校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对茅家琦先生虽心仪已久但却未曾谋面。我终于在一个特殊的场合第一次见到了茅先生。然而，那是怎样的一种“见面”啊！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那次不同寻常的“见面”：
那是在“文革”中我校的一次人潮翻滚、吼声如雷的批斗会上。批斗的对象是校内的“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因为我校是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因而被揪到台上挨批斗的“反动学术权威”特别多，长长的站了一排。我因为从小就喜欢文史，喜欢写作，因此对学术名人一直有着一种特别的崇敬与热爱的心情，一心想朝拜他们，接近他们，窥探与学习他们得以成才、成名、成家的道路与秘密，即使他们被批判、被打倒时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就是学术界的一座高山、一座奇峰、一座图书馆、一座光荣碑！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荣誉与骄傲！然而，他们现在遭劫了，受难了。他们是代表中国、代表我们的民族遭劫受难！我怀着复杂不安的心情，站在学生群中，看着台上挨批斗的各位学术大师。我一个个看过去，突然我震惊了，在台上挨批斗的人群的最边上，在那些须发皓白的一群老教授的最东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大约30多岁的“牛鬼蛇神”，他胸前的牌子上赫然写着“茅家琦”三个大字。啊！这就是我心仪已久的茅老师？这就是全国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怎么这样年轻？我还以为他是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先生呢！他又是这样平静、严峻，冷然面对着汹汹的人海与野蛮的批斗场面。他不卑不亢，毫无惧怕与乞怜之意，犹如一块巨石，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岿然不动。我努力向茅老师身边挤去，双目紧紧盯着茅老师的身影与神态。我渐渐仿佛明白了：一定是这位胆识过人的历史学家已经将这眼前的一切看透了，看破了，已经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答案，因此才这样胸有成竹、威武不屈。我在茅老师平静的外表下，看到了他对丑恶现实漠视的冷笑与凛然不可侵犯、穿透一切的目光。是的，奉行极左路线的当权者们只能侮辱茅老师与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肉体，却不能征服他们正直而智慧的灵魂。
茅家琦先生就是这样，以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的过人胆略、宽阔胸襟与聪明睿智，度过了文革十年浩劫，战胜了无数的侮辱与丑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在思想上得到升华，进入到人生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视野开阔、追求不止的史学大家
在“文革”浩劫的开始几年，茅家琦先生被野蛮地剥夺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与自由。但他那奔腾不息的思想，却始终在太平天国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驰骋。1973年，全国的形势有所好转。刚恢复工作的茅家琦受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委托，写一本《太平天国史》。他立即发动、组织了本系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师，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冒着种种风险，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工作。1976年10月党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得救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更给茅家琦以极大的鼓舞。他心中那团希望之火又重新燃起，而且更加猛烈。1979年，他拿出《太平天国兴亡史》的书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这部书，获得广泛的好评，成为新时期最早面世、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
学无止境。焕发青春的茅家琦先生向学术研究的更高层攀登。1980年，他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邀，去美国讲学。在耶鲁大学，他惊喜地发现该校藏有丰富的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中英文珍贵史料。他如获至宝，贪婪地翻阅、复印，满载而归。回国后他开始了对这批资料的细致研究。1983年初，《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完稿，第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专著，近30万字。该书的学术价值，苏宁方先生在1985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作了评价，说该书是一部“颇具开拓精神”的学术著作。
《太平天国通史》是国家教委委托茅家琦先生主编的，可以说这是他在该研究领域的一个总结。茅家琦先生清醒地意识到信任下的责任，团结同事，自始至终一丝不苟地工作。1991年该书由我校出版社出版，长达130万字，既从纵向分析了太平天国兴衰的全过程，又从横向上分析了太平天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政策等各个层面，是一部规模宏大而质量高精的著作。
茅家琦先生在老领域不断做出新成果。他接着又出版了《太平天国与列强》、《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晚清史论》、《詹天佑传》（合著）、《孙中山评传》（合著）等专著，以及大量高水准的学术论文，把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太平天国与晚清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与时俱进，不断根据时代的要求，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高瞻远瞩，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是茅家琦先生治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1980年茅家琦先生应邀去美国讲学时，见到了许多台湾学者，向他们了解到不少有关台湾的情况，还阅看了大量有关台湾的书刊。他惊奇地发现，作为一名史学界的知名教授，他在当时竟不知道台湾在50年代初也搞了一次土地改革。茅家琦察觉到大陆对台湾研究甚少，这是史学界工作的一大欠缺。
从那时起，他脑子里开始酝酿台湾研究工作的计划。1985年春，经过他多年努力，一个台湾问题研究小组在南大历史系成立，茅家琦任顾问，开始了当代台湾研究。1988年，茅家琦主编的《台湾三十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大陆研究当代台湾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全面系统研究当代台湾，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研究”由此奠基。应该说大陆对台研究非自茅先生始，但把台湾研究特别是当代台湾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茅先生堪称第一人。
继《台湾三十年》之后，1991年，茅家琦主编的又一部研究台湾的著作《八十年代的台湾》出版。这部书39万字，通过对80年代台湾各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台湾十年，经济持续发展，政治变革较大，但文化脱节，社会问题十分严重”的观点，引起轰动，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具有开拓新精神的当代台湾史的学术专著”。之后，他又连续出版了《台湾经济政策轨迹》、《李国鼎与台湾财经》、《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合著）等专著，深化了大陆台湾研究的领域。与此同时，茅先生率先提出并在我校正式设置“当代台湾研究方向”的硕士与博士生的课程教学，培养与造就了一批研究人才。茅先生强调对当代台湾的研究要有历史观、国际观、经济观、文化观、唯实观、致用观。这些理论与方法，被史学界认为是具有“范式”意义的。（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