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茅家琦先生又着眼于另一学术领域，并组织人马开始了对长江流域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茅先生意识到研究区域城市近代化进程之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史鉴意义，乃组织弟子完成了包括无锡、南通、常州、宁波、芜湖、安庆等在内的长江下游城市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1993年推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一书，被学术界誉为“国内第一部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特征、经验、模式的力作”，开辟了区域城市近代化研究的新领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茅家琦先生在进行多种学术研究的同时，又应我校老校长匡亚明的邀请，先后担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编与终审组组长。这是迄今我国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作，意义重大，可也责任重大。从孔子到孙中山，对200多位思想家进行研究，上下数千年，作者数百位，学科则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科技、天文、地理、医药、艺术等等，无所不包，工作繁重，千头万绪，时间紧，要求高，必须拿出精品。为此，茅家琦先生殚精竭虑，从制订规划、选聘作者，到指导写作、审读稿件、布置出版，无不躬于其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2006年9月，这项巨大的学术工程终于胜利完成，得到了中央领导与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这里面凝聚了茅家琦先生的多少心血啊！
茅家琦先生如此质高量多的学术成果是与他的治学精神分不开的。2006年召开的“茅家琦与近代中国研究”学术讨论会对之进行了总结，认为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深思明辨、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他提出的洪秀全没有建立什么“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发生在1850年11月4日而不是1851年1月11日以及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等问题的探索，都体现出这一治学精神。其次是求真致用、不断开拓的精神。他在学术领域中不断开拓前进，由太平天国研究，拓展到史学理论与方法、晚清史、江南区域现代化史、民国史，又进而拓展到现当代台湾史，凸显了他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关心。再次是论从史出、理论与史料并重的科学精神。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他把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即实事求是的原则，应用到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就历史的本体与载体、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史学工作者的自身修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针对性的观点与主张。如他强调要“训练思考问题的方法。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就无法归纳出新的看法”；借鉴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吸收国外同行学术观点，要“得体”与“切己”，要小心假设，小心求证。这些观点与主张，是发人深省，启人心智的。
茅家琦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品格更是为人称道。“茅家琦与近代中国研究”学术讨论会认为集中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史学研究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而且需要科学的方法论。史学研究方法可以多元化，但历史文献学的实证方法应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二是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原始资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三是提倡严谨求实和开拓创新的学术风格，坚持研究的原创性。他主张治学必须经历“学习——思考——再研究——吸收——创新”的学术流程，学术的开拓创新必须以严谨求实的研究为基础。四是深入探索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努力推动理论创新，不断提出发人深思的新观点。例如，他提出，“‘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还应该加上人文。”他非常赞成《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观，说，对史料的综合研究和分析，更能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纵深面，更能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他结合自己的多领域实证研究，对推动历史的动力，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不仅有社会客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水平），还有社会主体（社会成员自身的科学、文化、道德水平）、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土地、资源、人口、生态等要素）。根据对这三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可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出基本的评价。这一评价体系既肯定了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地位，又重视政治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状况。五是重视史学家自身素质和学风的培养和建设，提出优秀史学家的评判标准。史学家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不是被动与消极地面对教育对象和文献资料，而是积极主动地发挥史学家的主体作用，使自身与现实社会、历史情景融合一体。因此，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具备科学的治学精神，而且要具备人文关怀的情结。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品格，正体现了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和谐统一。
进入耄耋之年的茅家琦先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史学家的沉郁之外，又多了哲学家的思辨，难能可贵地继续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和怀疑、开拓的精神。近年曾有人建议他把一生的学术成果出个总集。他却说：“以前的文章，今天还有多少我自己还在肯定的？恐怕连自己都否定了，再编出来给人看，还有什么意思？我又不可能都去改，而且改不胜改。如果出，也一定是选集。自我否定才能长进，才能发展。”今年已是81高龄的茅家琦先生，每天依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做学问上。仅在他79岁这一年，就出版一部专著，发表了３篇论文。正是他的孜孜不倦的学习、日益深沉的思考与忘我的工作，使他成为目光如炬、著作等身、成果斐然的史学大家。
诲人不倦、严格宽厚的良师益友
自1956年起，茅家琦先生开始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开始了他培养史学人才的工作。五十多年来，他教育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这其中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如果说茅家琦先生桃李满天下，一点也不夸张。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各地。大江南北、五洲各国都有他学生的足迹。其中许多人成为成为教授、专家，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茅家琦先生认为，大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小至一个学校、一个系科的发展，光靠一个人、一代人的努力不行，而要靠全民族、全学校、全系科的世世代代的奋斗。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教育，建立一套完备的教育机制，通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不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青胜于蓝的人才，才能不断提高人口的素质，从而推动民族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茅家琦先生不仅自己努力从事研究，更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对后人的培养。
茅家琦先生的教学与教育工作严肃认真而又细致有方，在我校的师生中有口皆碑。笔者就曾亲身经历过这样几件感人至深、终生难忘的事：
在1980年到1982年我在我校历史系读研究生期间，选修了几门由茅家琦先生执教的课程。茅家琦先生不仅讲课认真，而且对我们的每份课后作业都细心批改。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茅家琦先生批改的作业。只见上面既有茅家琦先生对全文的总体评价，指出优缺点与改进方法，还有对行文中的语言不通之处的细致修改。如他指出我文章中写的“最终不可能实现的结局”这一句是个病句，因为“最终”与“结局”语义重复；再如他看到我在文章中写到严复到美国留学时，写了一句“严复喝了几年洋墨水”，就指出，学术论文不宜用民间俗语套话；他甚至将我文章中的错别字“弊足”也用红笔订正为“蹩足”。这一切给我极大的震动，使我认识到社科工作者必须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的基本功。
还有一次，可能是在1981年的某一天吧，我因事到系办公室找茅家琦先生。系办公室的人告诉我，茅家琦先生正为研究生开课。我找到他讲课的教室，从门缝往里一看，只见茅家琦先生正襟危坐，拿着教材极其认真地讲着，而在他的对面，只坐着一位女研究生。原来这年国家压缩研究生招生数，我校的太平天国史专业只招收了一名叫戴莹琮的女研究生。茅家琦先生即使对一位听课的学生，也如同对数百、数千人的听众一样，一丝不苟。我站在门外注目良久，心想，茅家琦先生真是诲人不倦的良师楷模啊！
1982年我从我校毕业时，还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那是我在办毕业手续时，因家庭经济困难，对研究生毕业后的工作待遇不公有些不满，就对学校研究生处的一位负责人发了一句牢骚。没想到那位负责人竟大为恼火，用“文革”思维上纲上线，并立即打电话到担任历史系主任的茅先生那里告状。我大为惶恐，害怕影响到分配，急忙去找茅先生解释，又没想到见到茅家琦先生时，他竟对此提都不提，只是真诚而细致地询问了我的工作分配与家庭经济困难的解决办法。一场“大祸”就这样毫无声息地烟消云散。事后，我问茅家琦先生，他只淡淡地说：“今天知识分子的待遇确实较低。你们农村出来的学生经济更多些困难，难免发几句牢骚，以后认识会提高的。这不是什么大事，更不能上纲上线。我们要集中精力搞好教学与科研。国家好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会好的。”听了茅家琦先生的话，我又感动又惭愧。茅家琦先生对我们青年人是多么理解、多么宽容、多么善良、多么真诚啊！
我从我校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茅家琦先生仍像我在校时一样，时时关心着我，教导着我，指引着我。每当我在近代史教学与科研中遇到困难时，常常匆匆赶到茅家琦先生家请教。这时我看到，茅先生不管在干什么，总是立即停下手中的事热情细致地解答我的问题。1999年我将多年写下的一些史学随笔文章与知识性文章结集，定名《史海闲话》，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不是学术论著，常为一些专家学者看轻，但茅家琦先生却给予我热情的支持与很高的评价。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先认真通读了全书的书稿，又认真而热情地写了一篇分析细致、情文并茂的序言，刊于书前，使全书大为增色。他写道，此书收录的文章“标题新颖，文笔流畅，故事性强，读之有味，还能够引起读者的沉思，从中悟出一些‘办事’与‘做人’的道理来”。他称赞此书为史学著作的写作与扩大读者面“作了尝试”。 茅家琦先生为我这本小书写了这样认真、热情而又公允的序言，令许多读者感动，使此书连版三次，远销海内外，更令我这个作者终生难忘，时时鞭策与推动我向人生的更高层次攀登。
从在我校求学，到走上社会从事各种工作，始终受到茅家琦先生教诲与关爱的学生绝非我一人，我更不是茅家琦先生成百上千个学生中较好的一个。但所有茅家琦先生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我们因曾是茅家琦先生的学生而终生受益，我们将永远是茅家琦先生的学生，一辈子都要向他学习。
茅家琦先生不仅在国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经常出国讲学，宣扬中华民族文化，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同时与外国学者交流经验，共同促进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他先后去过欧洲、美洲、大洋洲的不少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讲学，得到海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