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校毕业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同学们正在筹备08年夏天搞一次同学大聚会。这让我期待（因为以前两次都没有能够参加），但也感到一点担忧。我担心的是，老同学们一见面恐怕又会问我：“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你现在做什么呀？”等等。
这两个问题对常人来说，应该很好回答。但是却会令我感到棘手和尴尬。首先，我早就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这几年基本都在国内做事情。然而，尽管我同国内多个单位和机构有合作工作关系(如中国电子标准化协会顾问，信息产业部WAPI标准工作组战略顾问，西南大学特聘教授等)，却无法说清楚“具体落实在哪个单位”。更麻烦的是，我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我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有很多，而且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因此要为我自己做一个“职业定位”或者是“学术定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老同学王宏林在听了我过去的简历之后，哈哈地笑着对我说，“你呀，跟我一样，喜欢折腾。”（他在南大历史系毕业后又获得了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用折腾来形容我的经历，似乎十分贴切。折腾的意思是，不安本份，喜欢捣鼓新东西。回顾过去二十五年中，我一直在不停地“换跑道”，而不是如“专家”们那样一心一意搞本行。
在大学里，我学的是中国史专业。毕业前半年，我突然决定要考研究生，而且报的是欧洲史（有一个公费出国研究生名额）。考上后，又应美国政府（富布莱特计划）要求改为国际关系史专业。最后取得了弗吉尼亚大学美国史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后，我却不再继续在历史专业内发展，而是投入了工商管理和社团组织活动，经历包括美国第三大电信公司的合资公司高级管理工作和亚美商协的总裁等等。然后，在2001年中我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和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军事，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再后来，我更是投入了中国标准化的工作，不但写了许多标准化理论文章，还直接参与了多年的国际标准谈判工作（WAPI）。就在中国标准步入坦途之时，我又重新回到大学里面，执起了教鞭。现在，我手上从事的项目包括咨询，策划，教育，写作，开发和研究等等。要说清楚这些事情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
由于不停地在“折腾”，导致成就和失落共生的一种复杂的感受。要说成就，还是有一些的。对于跨专业考研究生并获得成功，还是有一些成就感。在历史领域内，我做的关于美国排华史研究（《美国百年排华内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在学术界乃至社会舆论界都还是有好评和影响的。在工商领域和社团组织方面的高级管理职位，是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证明。我写的时事评论文章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2001年内所写的许多前瞻性战略策划论文，也被证明是符合后来事态发展的。而作为海海**家家，参与到国家战略性课题研究和敏感的国际标准谈判中，这也是非常独特的经历。第一次在大学的授课（大学生智慧学和国际政治学）也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有些人一生专注于一个领域，取得成就，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要在许多领域内得到令人称羡的成就，那就是难得了。折腾，很多人会。但折腾得能够有成就，那就不容易了。没有成就，那就是瞎折腾。好在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说我是“瞎折腾”，这表明大家还是认可我有一些成就的，这是令我感到一些欣慰之处的。
然而，这种自我安慰的成就感并不能掩盖一些失落感。产生失落感的原因之一是频繁更换跑道而引起的不稳定感。按照常规，取得博士后，到大学当教授，是正规发展途径。凭能力，获得终身教授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可以获得稳定的生活。但是，我没有循着这条路线发展。这就给家人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失落感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发财”。过去我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机会可以获得巨大经济效益，但是我没有去采摘果实而是换了跑道，以至于效益被其他人获龋家人说，我一生是在为别人创造机会，自己却没有得到效益。
失落感的第三个原因是，个人乃至圈子里都认为有成绩和贡献，但是却没有以有形的方式得到承认和证明。
失落感的第四个原因是，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以“专”来衡量人才的制度下，像我这样跨专业、跨领域、重实用的发展方式所创造出来的成果是无法获得认可和尊重的。比如，我发表了许多战略策划性研究论文，虽然有直接的社会效益，但是却不能算做学术成就。再比如，国内大学评估职位时，看重国外发表的文章或者是名校的教授身份，尽管这些文章或者所谓的名校教授对国家发展没有任何助益。要知道，真正对中国有直接助益的文章和人才又怎么可能在国外期刊或者机构内获得重视？
也许这些就是折腾的代价。
尽管有这些问题，我并不感到后悔，因为当初是自己主动而且不可动摇地选择了“折腾”这条道路。我也不感到悲观，因为我的折腾还没有结束，而且正在按照设想的道路前进。
我所经历的折腾，并不是那种因为形势变化而迫使人生改变道路的被动局面，而是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选择。我所经历的每一个转折，都是事先确定了一个人生的目标和实施方案，然后在一定发展阶段时必然会出现的变化。这也就是说，过去的所谓折腾，其实都是在按部就班地推进计划。别人看起来是杂乱无章和不可理解，在我心里却是胸有成竹。实际上，并不是命运在决定我，而是我自己在主动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转折，都是自主决定的结果，是实现一个大计划中的一步。
当年选择折腾这条道路，是早在上大学之前就形成的人生观而决定的。1978年考大学报考志愿时，就对个人的人生目标进行了深刻思考。当时，自己对个人的聪明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知道如果选择一个理科专业，将来成为某个领域内的专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生难得来一回，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专业）似乎太单调了。我希望让自己的未来丰富多彩，能够做很多事情，能够取得很多种成就，能够与众不同，能够自己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最终选择了历史作为自己的大学专业。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你张庆松，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都学的是历史，为什么后来却放弃这个专业，做一些与历史毫无关系的事情，如技术标准等等。如果你不喜欢历史，当初为什么又花那么多年去学它？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这种折腾似乎是不务正业，见异思迁。
这当中的曲折只有我心里清楚。过去也懒得向人去解释。现在就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我当年选择历史，是有几个考虑。首先，我不确定将来要干什么。所以在大学期间的学习策略就是全面地培养自己的素质。而渊博的知识就是一种基础素质。其次，在所有大学专业中，历史具有最为渊博的知识，因为历史包罗万象，是未来从事任何专业的一种基础功夫。第三，人的素质包括实现目标的能力。而历史的精髓就是成败之鉴，存亡之道。学习历史是培养个人素质的最好途径。
这种思路决定了我对历史的学习方针，那就是“通用”原则。所谓通，是指融会贯通，以成为通才为目标。所谓用，是指注重实际应用，包括用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我没有把历史作为个人未来专业来发展，而是注重实效，从历史中提取精华，培养个人的综合素质。因此，历史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当我完成了历史的学习以后，也就意味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就自然地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历史不再是主要工作，而是要进入一个新领域。也就是应用历史的阶段。
所谓应用历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应用和验证从历史中学到的素质和能力。我深信，自己从五千年中国历史文化中学到了全面和综合的素质，可以用来促进个人事业发展。仅仅从某个领域的发展和成就（如成为历史学教授），并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必须在广泛的领域内取得令人称赞的成就。因此，我就必须自由地和频繁地转换职业和工作性质。
应用历史的另一个方面是将历史知识应用于解决当今社会问题，促进国家发展。历史可以提供前车之鉴，是一个智慧的无穷宝库。但是，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需要实际经验和运作能力。因此，在完成历史专业的学习后，我就决然地选择了走向社会，以丰富经历和验证并锻炼各种社会运作能力。
所以，我过去所从事的多种“职业”工作，全部都具有阶段性质，都负有实践性或者检验性任务。是为了实现最后的大目标而做的基础性建设。一旦阶段性目标实现（经验和能力的掌握），无论其有多么好的前景，我也果断地离开，进入下一个阶段。
推动中国标准战略是我的最后一个试验，也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从2004年初开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发生了许多精彩动人的故事。目前可以说终于成正果。这也带来了机会。许多人希望和我在标准方面合作。许多大公司邀请我加盟。然而，出乎朋友们的意料，我又换跑道了。
不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转换方向了，因为标准战略的成功标志着我已经完成了实践检验工作，开始进入正式的终身事业的开拓阶段了。这个事业就是中华智慧学和智慧教育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我认识到了许多道理。从历史的学习，充分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智慧的巨大威力，认识到了在大学学习方法正确的话，就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人综合素质，认识到了西方教育理念的不足，也看到了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和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不足。因此，我很早就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我要回到大学，要发展出新的教育理念，以帮助培养高级的智慧性人才。
当然我也会继续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包括继续参与标准战略的推进工作。但那不会是我的主要工作。依靠个人来解决问题，效果是有限的。如果能够成批地培养出高级人才，那样的效益就会更大。百年树人。这才是值得做得最大的事业。
这就是我以前总是在“折腾”的背后原因。过去的折腾实际上都是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折腾使我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取得的成绩也成了智慧效益的证明。
在专家们看来，也许我搞的东西太多太杂，似乎不够专精。但是，我却希望证明，专才不是学子们可走的唯一道路。通才也是社会所需要的，而且是可以发挥作用，也能够得到尊重的。曾经有一个名叫aj4x的网友在看了我的文库里面的文章后，给了我一个称号，叫“金牌万金油”。这说明，我做的事情虽然“杂”，但是其质量还是获得大家认可的。这就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矗
相对于那些只局限在纸堆中做文章的学者们，我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有个人丰富的实践经验做支撑。我将来所传授的智慧学，不仅仅是书面理论，而是有个人丰富案例来证明的，也可以实际操作来示范。这就是我当年脱离学术，而在社会熔炉中锻炼的用意。比如，未来我将开设一系列预测学课程，教授高级的中华预测学理论和精确预测技巧。我的课程将不仅仅是空头理论或是古人成功经验的“马后炮”式的汇总分析，而是有亲身实战经验的丰富材料来验证的。
二十五年过去了，我没有发财，也没有获得什么奖。但是我自己觉得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体现在我是按照自己的路线安排在前进，体现在我已经即将进入最后的人生事业的大攻关，体现在我已经建立了以经验、资料、能力和成就等要素构成的平台。
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有的同学已经在谈论退休事宜。然而，对我来说，以前所做的都只是外围工作，真正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还要继续“折腾”下去。
也许会有人说，动作太迟了，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展智慧学的工作？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提前。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必要的，也需要那么多时间来进行。
我的目前的工作进展较慢，这是因为存在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干扰”和阻力，未来的工作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我并不担心。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难做，也就意味着“无争”。
所以，面对同学，我暂时没有成就可言，所能够表现的，是对未来的期望和信心，以及为之所做的各种准备。
以上所写的我的人生经历，是有独特性的，不具备可仿制性。但是，从中也可以提炼出一些智慧人生的哲理。
首先，我的人生道路符合智慧学中做事先要定目标和方向的原则。我首先明确了要做大事业的目标，然后就从各方面来培养自己，甚至花了几十年来做准备，而且是坚定不移。富有智慧的人，必须是有明确目标，而且会全力保证其实现。
其次，掌握了智慧，就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智慧是能力和素质的综合。有了智慧，就可以自主地选择职业，可以决定工作方向，可以随时转换跑道，可以适应环境变化，可以掌握个人的未来。
第三，战略选择。有智慧的人，总是善于分清轻重，并做出战略选择的。这种选择可能会放弃短期利益，因此会带来一定的痛苦。但是，敢于丢卒保车，确保目标实现，这就是战略家素质，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是智慧的一种表现。
第四，从学术上看，我是属于那种人们所说的“杂”家，但是我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通才”。杂家只是一种对学术手段的描述，而“通才”则是最后形成的人才特征。我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种事情，目的之一就是要证明，通才也是可以做到，而且也是有用的。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未来的目标确定会成功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所积淀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智慧做支撑，智慧学将来必然会大放光彩。所以，投身这个事业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回顾过去，我的经历确实是在“折腾”，但这种折腾是体验智慧，应用智慧和证明智慧所必须要经历的途径。所谓折腾就是要不停地推出新东西。折腾是创新意识的体现。折腾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是智慧的一个主要目标。过去，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意识曾经让中华文明失去创新的动力。现在，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创新型社会。敢于折腾，善于折腾，在中华智慧的指引下折腾，我们的社会，个人的事业才能不断进步。
这就是我毕业二十五年的感悟。（张庆松，2007年12月11日于齐鲁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