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的一天,我毕业离校。离开生活了四年的大学,离开南京城,真是百感交集。
陈红民和何平送我到车站,火车开动了,我一个人默默的流下眼泪。后来我将当时的心情写信告诉红民,他很感意外。我想,他一定因为生在南京,长在南京,读书在南京,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南京,当然不能理解我作为一个漂泊游子的心情。又过去二十年后,红民终于在50岁的年纪,义无反顾而令很多人不可思议地离开我校去了浙江大学,大约可以算作我当时流泪的另一个注脚罢。
早在四年前,1978年10月下旬的一个清晨,父亲用扁担挑着我和四哥的行李,跨出了家门。我回望一眼生活了20年的家,年已花甲的母亲站在门口目送着我们,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正告别父母,告别老家,告别土地,告别农民身份,告别贫穷与饥饿,告别20年的酸甜苦辣……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我心中难免翻江倒海。
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兄弟五个上大学的历史,就是活生生一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作“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未必。因为这句话只有在国泰民安的背景下才能实现,若是在“文革”那样的大劫难中,情形就会相反,当时的流行语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大哥比我大18岁,初中毕业后就去无锡谋生了。先是跟堂叔学皮匠,后来进了无锡柴油机厂,从工人进步为一个副科长。1964年初夏的一天,大哥回到老家,对父亲说,我马上要去北京上大学了。在父亲听来,大哥真像在说着梦话,但事实上却是真的。原来,毛泽东主席提出要从工人中选拔大学生,他复习报考,居然考取了北京政法学院,成为王家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二哥是兄弟五个中最聪慧的,从靖江县中学考入江苏省泰州中学读高中。用家乡话说,他上名牌大学是“系在老杨树上的牛”,跑不掉的。可是,他就要毕业的1966年初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学居然成为二哥一辈子也不能再圆的梦。厉害的终究厉害,他在当了军官以后,参加自学考试,竟然获得江苏省党政干部专修科总分第一名,几张答卷完整地刊登在《江苏自学考试报》上。尽管他一直讽刺我们,那么容易的数学题都不会做还上名牌大学,但我们还是奚落他终归是一个“野路子”大学生。
三哥先是当兵,复员后种田,恰遇推荐工农兵学员,初中毕业的他竟然做梦一般地走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三哥是一个老实人不吃亏的典型,因为我父亲只是一个生产队长,根本没有权势资源。三哥以埋头苦干远近闻名,在干部社员中有很好的口碑,但当初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品质与上大学有什么关联。
我和四哥分别于1973、1974年高中毕业,好了,这下死心了,推荐的事八辈子也轮不上我们了。然而,又仿佛做梦,高考制度恢复了。当时不乏冷嘲热讽,认为我们弟兄俩一起复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酷热的夜晚,我们躲在厚厚的夏布蚊帐里苦读,叮嘱父母亲不要让别人知道,免得被笑话,没想到还是走漏了风声。后来四哥被华东化工学院录取,我进了我校,确实惊动了乡里,蚊帐里的大汗如雨倒成了“头悬梁”一类的美谈。当时大家的底子都太薄了,我所在的文科考场,共有90个考生,最后就取了我一个。其实我们复习时有好多题目不会做,都是二哥认为是很简单的,当时的教育质量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堪称同步。
在祖辈受穷的乡亲们眼中,上大学和进工厂的意义是一样的,那就是变成了吃皇粮的“国家户口”。当时,一些女知青用身体换到返城指标的事时有所闻,说来说去还是为了一个“国家户口”。曾几何时,户口没什么用了,政府却用它作为诱饵,赚农民的血汗钱,真是不该。我几个外甥买了城市户口,不但花了钱,照样失业,还把原来赖以生存的责任田给“买”没了,真是人财两空。这时候他们才明白,上大学不只是“国家户口”事。当然,现在又不同了,毕业等于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儿女们又会总结出什么新的体会来呢?2007年,扬州的高考录取率达到85%,全市只有4335名考生落榜,报纸上有《今年我市24207名考生金榜题名》的大号标题。如此大的金榜,恐要价值连城吧,近来黄金市场大涨,不知是否与高考金榜面积猛增有关。
多年来,我的太太一再说,你们应该感谢邓小平,是他恢复高考改变了你们的命运。我说,是的。不过,要是毛泽东不搞“文革”呢?我想,即使是邓小平本人,也宁可不要这样的感谢,因为它的代价未免太大,那是一个国家长达十年的动荡与衰败、几代人受尽饥饿与折磨的代价啊!
我离开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国殇,离开了曾让我饱受饥饿与折磨的故乡,就要开始我全新的生活,怎能不泪下潸然。
二十多年来,南大的课堂与校园无数次在我睡梦中出现,我在梦里常常与同学和老师相会,足见大学生活的来之不易与终生不忘。梦醒来,难免一腔惆怅。
或许,高考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大学生的命运就是民族的命运吧。至少,在我,在我们弟兄,感觉是如此实在和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