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水教授，1978年你进北大之前的生活与学习是怎样的？
水涛：首先，谢谢中国考古网为我提供这个平台，借此机会，我也愿意向各位朋友汇报一下我的一些研究工作心得和人生感悟。
提起我上大学前的生活情景，以前还真没有人做过仔细的调查，这得从我的家庭背景说起吧。我父母都是1949年10月随王震将军指挥的一野一兵团的部队进军新疆的军人。新疆解放后，1954年部队官兵全体就地转业，身份变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指战员，所以，我出生在新疆兵团农八师的所在地石河子市。1964年组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一师时，从新疆兵团抽调了一批干部，我们全家也从新疆石河子搬到了兰州兵团农十一师的驻地，甘肃的酒泉县，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1976年2月，我在酒泉县第一中学高中毕业，随后，作为兵团子弟，自然加入了兵团战士的行列，成为一名林场工人，主要的任务是种树和为各种防风林带浇水。
在两年多的兵团生活中，我学会了许多基本的劳动技能，每月领35元8角4分的工资，生活还是比较舒心的，因为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青年是挣工分的，而我们是拿工资的国家职工，心理上还是很容易满足的。兵团里有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青年，我所在的林场就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青岛、淄博、西安、兰州等地的青年。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习了许多书本外的知识，了解了全国各地的风俗人情，也开阔了眼界。后来，如果不是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轨迹，我现在应该还是一名兵团农场的老职工。话说回来，考古工作本质上和农民干的活差不多，都是从地里往外刨东西，所以说起来我的命运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逆转，一辈子还是在跟泥土打交道。记得年轻时喜欢听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其中有两句歌词：“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现在，果真是要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田野上了，这算是一种宿命。
记者：201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迎来了90年院庆，出版了《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收录了很多老一辈考古学者的回忆。这些回忆将来定会成为考古学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作为当今考古学界中坚的一代，您在北大有什么难忘的记忆？特别是在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期间，有没有属于你个人珍贵的师生情谊可供大家分享？
水涛：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对我而言肯定是有决定性影响的。1978年9月，我们参加了全国统考进入了北京大学，那种自豪和兴奋是无法形容的。我虽然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但是入学时也只是刚满18岁，算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几个人。大学四年对我来说，主要的记忆是学习，学习，还是学习。在课堂上要倾听老师的教诲，在课下、宿舍里要接受师兄们的熏陶，因为当时我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我的那些同班同学大多生活阅历丰富，为人处事老道，交际广泛，在课上、课下跟老师经常都是称兄道弟的。对我们这些年纪小的同学来说，他们也是老师，而且是更直接的人生导师，所以，直到现在，我对同班同学中的这些老大哥仍然心中充满敬仰之情。
我在北大算是个老学童，前后一共进了三次校门。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即后来的考古所工作，1987—1989年，工作5年后二进校门，在考古系读了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后继续回甘肃考古所工作。1991—1994年第三次进校，在考古文博学院跟随邹衡先生读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我校工作。有了近十年在北大求学的经历，我跟北大考古系的许多老师都很熟悉。当然，接触比较多的还是亲自带过我实习的那些老师，本科实习时我们的带队老师是李仰松先生和赵朝洪先生，地点在山东的诸城县前寨遗址；本科毕业实习还是跟李仰松先生重回前寨遗址；本科最后一个学期跟随吕遵谔先生和黄蕴平老师在山东的沂源县上崖洞遗址挖洞穴堆积；硕士研究生班的班主任是李伯谦先生，当时实习我是跟邹衡先生去新疆、内蒙等地考察；读博士时是跟邹衡先生和刘绪先生等去山西曲村带考古大专班的田野实习。我在甘肃考古所工作期间，也代表甘肃方面配合北大的许多研究生进行发掘工作，比如，我跟邹衡先生的硕士生王占奎合作发掘合水九站遗址；跟俞伟超先生的硕士生南玉泉合作发掘天水的南河川遗址；跟严文明先生的硕士生李水城合作进行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并发掘酒泉干骨崖遗址等。应该说，北大的这些老先生对我都有知遇之恩和师生情谊。同时，还要说到现在一线工作的很多中青年教师，他们有的是我的大学同学，如王迅、李水城、林梅村、张辛等，有的是跟我同时代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如赵化成、齐东方、赵辉、王幼平、宋向光、徐天进、孙华、李崇峰、秦大树、张驰等人。我们在读书期间都曾互相激励，共同见证了彼此的成长过程。
当然，对我个人成长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导师邹衡先生，我在一篇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的文章中对于先生给予我的教诲和培养，作了长篇的回忆，此处就不多说了。
记者：您长期关注和研究西北地区新石器与青铜时**古，西北地区当前考古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有哪些重点或典型课题？相比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新石器与青铜时代的社会进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水涛：我研究西北地区的早期文化是与我个人的经历和兴趣分不开的，我本人从小生长在西北，大学毕业后，在甘肃考古研究所前后工作了10年时间，读硕士时获得机会去新疆参加发掘并作研究，读博士时邹衡先生让我系统地梳理甘青地区的早期文化发展序列。1994年到我校工作后，又先后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和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继续研究新疆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课题。在这样长时段的持续关注下，我对新疆和甘青地区所代表的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文化研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中国西北的早期文化类型多样，来源成分复杂。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断探索，解决了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如严文明先生提出的彩陶西渐理论纠正了彩陶西来说的传统认识。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个地区的文化序列还不完整，我们在甘青地区时不时就能见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新的文化遗存，在新疆，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因为，整个西部地区空间范围太大，很多地方迄今还没有考古学家涉足其中。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也发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新线索。我举个例子，新疆的小河墓地很有名，1934年第一次被发现，结果近70年后的2002年才被再次发现。过去只知道这类东西在罗布泊地区有发现，近年来，在塔里木河中游地区的沙漠里也被盗墓者找到了同类的遗址，范围远在罗布泊之外。那么，这种遗存究竟能分布到多大的范围？我们几乎不可能搞清楚，因为，可能存在的遗址都位于沙漠腹地，只有哪一天风吹出来东西了，才能被发现。所以，跟东部地区不同，西北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要完善本地的文化发展序列问题。
有人说，中原地区所代表的东部地区史前考古学的文化序列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应关注其他方面的研究，如聚落、社会分层和社会复杂化、手工业甚至精神文化等，这些问题在西北地区的课题研究中也应该给与关注，同时，西北地区应更多地研究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问题。中原地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在长时段中发挥着影响作用的文明中心和文化创新策源地，它的影响是外向型的。这样的中心在西亚和中亚地区也存在着，而中国的西北地区则处于多个中心的交汇作用区域内，所以这里的文化面貌始终不是单一成分的。最近10多年来，随着科技考古和测年技术的发展，我们开始更多地讨论一些技术的产生和扩散问题，如冶金术、小麦的栽培、土坯建筑等，从中可以看到，远距离的贸易和文化因素的传播是实际存在的文化现象，而中国的西北地区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
说到社会发展进程问题，我认为，中原地区的发展模式与西北地区的文化发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毕竟两地之间很早就有交流的途径和实际的文化联系。但是，在新疆等地，除了这种来自于中原文化的影响，还必须考虑来自于中亚等地的影响，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西汉政权经略西域以后，中原的文化与新疆的文化基本保持在同步发展的水平上，而此时的中亚地区则可另当别论。
记者：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您担任了第三方咨询评估专家组长一职。这个职务的任期多长，其主要职责是什么？
水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科学研究计划，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最初是预研究阶段，到2006年底，开始准备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当时，由于课题经费大量增加，课题承担方的组成单位和参加人员日趋多样化，课题的有效管理成为了新的问题。为此，作为课题组织方的国家文物局进行了新的尝试，引入工程管理学的概念和模式，招标请第三方进场，进行课题的咨询和评估工作。由于第三方必须是课题组织方和课题承担方之外的学术团体单位才有资格来竞标，我校恰好没有人参加文明探源（二）各课题组的研究活动，所以，我们有幸成为第三方单位。但是，我们组织的专家组成员则不限于我校，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最后，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并确定的10多位评估专家组成员都是业内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其他专业技术领域的专家。
咨询评估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在课题的立项阶段就课题的宏观框架、可行性方案等进行分析论证，给课题的组织管理方提交书面报告，帮助国家文物局进行科学决策。二是在课题实施阶段，全程跟踪课题组的各项研究活动，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向课题管理方提交课题进度报告和必要的整改意见等。文明探源（二）是3年时间，从2007年到2009年，随后又进行了文明探源（三），2010—2012年。目前正在进行文明探源（四）的前期准备工作。
6年中，我们随着各子课题的进展，去过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四川、湖南、湖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内许多重要发现的考古现场。应该说，通过我们第三方咨询评估专家组的活动，有效地沟通了课题承担方和课题管理方之间的联系，为课题承担方和一些子项目的课题组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前后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20多份评估报告。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好评，也赢得了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课题承担方的普遍欢迎。按照事先的保密协议，我们的专家组成员没有就课题所涉及到的许多考古新发现发表过任何个人的署名文章，这也是我们能够跟参与课题研究的各省、市考古同行们长期友好相处的一个前提条件。
记者：1994年，您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我校历史系考古专业工作。算起来迄今已经19年了。虽然您身在南京，但是您曾说过，您的研究热情和关注仍然在西北地区。那么您觉得，不在西北的氛围中进行西北考古有哪些得与失？
水涛：是啊，时间过得真快。我刚来我校的时候，一开始还是延续着以前的研究方向，专心致力于西北地区的青铜时**古。1996年、1997年两次访问美国，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一些中亚考古方面的研修活动，2000年又去美国参加了有关中亚考古的国际会议。2003—2005年，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玉忠副所长共同承担国家文物局的“西域早期文明史研究”课题，三年中跑遍了新疆各地的重要史前遗址。 2005年开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委托项目：《新疆通史》（史前卷）的主编工作。这是一个十年的规划项目，目前仍在进行之中。最近几年，每年都会跑几趟新疆，或者参加会议，或者进行野外考察，所以说，跟以前相比，研究方向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得失肯定是有的，在西北地区做西北的研究，与在南京做西北的研究仍然会有距离上的不同感觉，如果你不刻意地去缩短这种距离感，距离就会越来越大，感觉就会越来越远，别人也就会慢慢把你当作局外人。
考古是最讲究身临其境的，在现场的认识与不在现场的认识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与只读报告和看文章而进行的研究完全是两回事。讲一个故事，我第一次读《帕米尔高原古墓》这篇发掘报告时，看着发掘现场的照片，百思不得其解，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这么荒凉的地方，那些古代的牧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当时，刚好看完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我跟海明威的疑虑几乎一样，那头在雪山顶上发现的豹子是在寻找什么？不是找死吗？后来，2003年我上了帕米尔，到了香宝宝墓地一看，完全不是那种感觉了，如果当年发掘者照相时角度偏转一点，就可以看见另一种场景。香宝宝墓地在塔什库尔干河谷的高阶地上，而这段河谷宽阔平缓，夏季水草如茵，牛羊遍地，简直就是人间仙境。河谷边上有许多自然的泉眼，据说这是新疆最好的天然矿泉水，直接装瓶就可以卖了，比法国的依云矿泉水还贵呢。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不用任何解释，所有的问题都明白了。所以，我现在还是要求自己每年都争取去新疆走走，哪怕仅仅是看看也行。
另一方面，在南京有其他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我不可能只专注于一个方向。这样，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就都是个问题，如果不执意坚持下去，也可能就会自动放弃一些东西。当然，好处也是有的，就是可以用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西北地区的研究工作现状和走向，也可以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的研究工作过程和观点，倾听其他不同地区学者的意见，体会不同地区考古工作的不同特点和乐趣。这些方面的收获是我在南京十几年工作获得的宝贵体验。依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认为，做考古的人，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加重要。早期的西域探险家中斯坦因、斯文•赫定和安特生等人，都是反复多次进入这个区域，从而使自己逐步变成西域研究某一领域的专家。如果只是蜻蜓点水地去过一次、两次，恐怕找不到任何的感觉。
记者：除了长年关注西北地区考古外，您毕竟主要在南京生活，所以我注意到，您也对长江中下游商周时期考古多有关注，比如您曾经提出“早商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散首先是从长江中游开始的，然后到达皖南地区”这样的论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在我看来，与中原地区商周考古相比，长江下游的宁镇、太湖、皖南等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格局给人以并不明朗的感觉，在文化分区、年代以及政体起源等问题上，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对这种现状和未来的方向，您可否发表一下看法？
水涛：是的，我既然在我校工作，就不能只关心西北地区的考古研究，必须使自己尽快地成为南方考古的内行，这主要得益于考古的教学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讲课总是要了解许多全局性的问题和全国的考古发现。另外，我这些年来带的考古专业田野实习，基本上是在长江流域进行，先后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地发掘了20多个地点，做得最多的是湖北省，这是由于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原因，从1997年到现在，我们每年在湖北发掘一个地点，所以，多年积累下来，现在也算是对长江流域考古有了一定的了解。
就长江流域的情况来看，各地的工作基础也不一样，以安徽为例，过去的工作多集中在淮北和江淮之间，皖南的发现很少，所以，围绕着黄山的一圈所涉及到的福建、浙江、安徽、江苏、江西几省之间的文化关系现在并不十分清楚。就说商周时期的印纹陶传统，在这几个省都有发现，但谁影响了谁还真是说不清楚。宁镇地区也是如此，江南和江北的文化面貌差异明显，来源各异，过去的工作多集中于西周到春秋阶段的墓葬发掘，对于商和夏时期的发现较少。宁镇和太湖地区之间的早期文化联系过去也不清楚，现在有了上海广富林遗存的发现，知道它应该是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传统，经过苏北的南荡遗址、南京的牛头岗遗址等地，可以串联起来它的南下路线。这算是较早的一支南下的黄河流域的族群，他们对长江流域的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真正改变本地文化发展格局的是商代早期中原商文化的南下，此后又有西周初年的太伯奔吴事件，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此时开始了同质化的发展过程。当然，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看，长江流域有过自己的积极贡献，这里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并最终融入到了华夏文明的体系之中。如果就当前的现状谈点看法，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关注那些几省交界的区域，如湖北东部和安徽西部、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西部等区域之间的文化关联性。只有在这些接触点上发现更多的新材料，才有可能最终说明长江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之间、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之间，文明化的过程是如何展开的。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个演变过程。
记者：环境考古在当**古学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一直以来，您都很关注环境考古，在研究中，注意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并且经常与环境考古工作者进行合作。您觉得这些年来，环境考古在哪些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目前还有哪些方向值得进一步的开拓？
水涛：我不是专业做环境考古研究的，可是我对环境考古很有感情，这是因为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我切实地体会到，许多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其内在的动因肯定是有的，但有时外因的作用更具决定性，这就是环境背景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因素。记得1987年在北大读硕士研究生班的时候，大家刚开始接触西方的新考古学思潮和概念，思想都很活跃。我也在图书馆看到了一些环境考古和环境变迁方面的西方教材，感到很新鲜。自己在研究西北地区史前文化时曾注意到了一些现象，就是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后，当地的文化格局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种变化所引起的倒退从文化发展本身方面找不到任何符合逻辑性的合理解释。所以，我开始试着从环境变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结果发现，真有可能是由于环境原因引起的，因此，就下功夫收集了很多环境学者的研究成果。1990年，我和李水城、李非等大学同学，以及北大地理系第四纪环境专业的莫多闻先生一起，在甘肃的葫芦河流域完成了一次基于环境考古背景的小范围区域调查，实地考察了很多早期遗址与河流阶地之间的位置关系和变化过程，算是对环境考古的工作过程有了亲身的体验。又经过几年的准备，我最后完成了以论证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与环境变化关系为主线的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底，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有先生提出了这个结论是否有宣扬环境决定论的嫌疑这样的问题，希望论文的结语做一定的修改。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年的论文结语说得还不够深刻，不够大胆。这个问题的提出也表明，环境考古这个新事物最初在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是很好，因为，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反复的各种理论论战和文化大革命的洗脑式运动的老一辈学者们，谁都知道在研究工作中提出所谓环境决定论的类似观点意味着什么？现在，肯定没有人给你们这样的当头棒喝了，这说明学术研究的外部环境的确改善了，环境考古本身的发展和进步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
关于20多年来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成就，周昆叔先生已经有过很好的总结和归纳。我想，经过这些年我与众多环境考古学者之间的交流，自我感觉学到了不少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环境考古更注重实证的过程，注重定量分析，而不看重简单的定性结论；注重对大区域的环境背景的综合考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遗址点的发现和认识。这种宏观的视野和系统论的思维方法，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环境是一个系统的概念，缺失了任何要素，系统都不完整。文化也是一个系统，同时它又是生态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论证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时，应该有整体的把握和宏观的思考，而不能总是盲人摸象。当前，环境考古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如论证气候的波动变化周期，突发的环境事件等对文化发展的影响，考察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对文明化的作用。或者从微观的角度研究某一特定文化属性与某一特定环境因素的联系等等，这都是很好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同时，环境考古学家和田野考古学家开始合作共同进行实地的田野作业，这很好地解决了自说自话式的研究所带来的行业间的隔阂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应该从考古教学的本科生层次上就开始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多种观察问题方法和综合研究素质，让他们了解更多的其他学科的背景知识，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而我们的许多高校在考古专业课程设置上还不能完全满足这样的培养模式的要求，从事环境考古研究的专业人才还只能依靠理工科院系来培养。
记者：您所在的我校是著名学府，考古专业在考古学界也名列前茅。可否介绍一下近十年来我校考古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招生、培养与就业，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广大文博学生所关心的。
水涛：这个问题我可以多说几句。我校考古专业创建于1972年，在蒋赞初等老一辈学者的辛勤培育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高校中一个重要的教学和科研中心。目前拥有博导7名、教授12名，专任教师共20人，主要分布在中国考古、文化遗产、专门考古、文物学等四个二级学科方向上，可以满足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等不同层次培养目标的要求。
我们现已建成我校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立了我校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我校中国文化与文物研究所、我校南京文化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同时，与南京博物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建立了长期的合作机制，建成了稳定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我们的毕业生在同行业中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在今年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全国高校一级学科评估排名中，我校的考古学科名列第六位，与国内老牌的考古专业，如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校的考古学科相比，我们的办学水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考古是我校传统的教学和研究领域，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史前及青铜时**古、六朝考古、宋元明考古等方向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另外，在边疆及中西交流考古、区域及城市考古等领域也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文化遗产是我们近年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主要围绕江苏及周边地区的社会需求开展相关的课题研究，现已成为江苏省文化建设领域重要的决策咨询基地。在物质和非物质遗产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中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在环境考古和遥感考古方向，我们依托我校地理、地质学科的强大实力，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课题研究工作，在长江流域古洪水、全新世古环境与考古遗址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中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在文物学方向，我们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文物鉴定本科学历的专业（方向），针对国内收藏和鉴定界专业人才匮乏的局面，重点培养高级鉴定人才，2013年已经开始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一办学方向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等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对国内文物收藏和鉴赏行业的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我校的考古学科现已形成良好的教学体系，已出版了成系列的考古教材和若干种研究专著。在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如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目前，我们在上述四个二级学科方向上的学术梯队完整，教师年龄结构合理，学科带头人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来关注我校考古学科的发展与进步，报考我校的考古专业。
记者：当前您正在进行或者计划进行的学术研究有哪些？可否透露一下？
水涛：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有好几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继续按时完成《新疆通史》（史前卷）的编写工作，这是个十年磨一剑的大项目，参加整个《新疆通史》各卷编写工作的有几十位著名学者，大家都希望能拿出一个精品来，所以，我是感到重任在肩，压力山大。 另一个是2012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境考古与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的子课题：“古代聚落的兴衰演变与环境的关系研究”。这个子课题由我负责，我们邀请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研究中心和我校地理系的部分学者共同参与工作，一半是考古学家，一半是环境考古学家，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就是看看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古代聚落发展过程中，环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我还帮助四川大学的教育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担了一个基地重大项目，是有关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编写与研究的课题。虽然，西藏考古不是我的主项，但是，西藏的早期文化与中国西北的甘青地区、新疆地区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所以，研究西北，也要关注西藏，同样，我也十分关注整个大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近年来，我参加了多次在内蒙古中西部、辽宁西部、甘肃、宁夏和西藏等地的野外考察，目的就是为了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和学术视野。
我校考古专业近年来在安徽的江淮地区设立了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重点发掘固镇县的谷阳城遗址，一方面，我们是为了完成南大考古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实习任务；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参与安徽省的相关课题研究。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城址的连续发掘，对江淮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汉代的大型聚落的发展变化问题有一些考察和认识，这也是我们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多年合作研究项目。
我们还承担了湖北省文物局的一个南水北调考古研究课题，研究夏商周时期汉水流域的南北文化交流问题，目前这项工作进展顺利，研究成果可望在今年内提交给出版社。
其他还有一些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需要完成，这些工作现在更多是交给我们专业的年轻教师来承担，希望他们能逐步地全面接手我所承担的田野实习发掘指导工作。
计划进行的工作目前还不好多说什么，主要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比如说，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中的任务目前尚不明确，这是国家重点项目，如果工作任务落实了，其他计划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更。不管怎么变，我们还是会优先考虑国家重大项目的落实与后续工作的安排，这些课题毕竟体现了我校考古学科的工作水准和社会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