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地学报》创刊于1921年11月，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创办， 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26年10月停刊。它是20世纪20年代一份持续时间并不长但影响较大的史学类学术刊物，展现了一个强大的学人群体通过各自的教学实践，探讨其学术追求、国史认知和史地教育观念的图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史学从观点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其显著特征是，建立以培养史学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新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设置新的教学课程等现代史学所要求的相应举措。尽管这些特征最初多为仿效西方而来，但均属“开新”之举。各地有条件的大学都陆续设立了史学系、历史系或史地系，开设一系列新的课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便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孕育并诞生的。
1920年5月13日，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和其他科系学生联合组织的史地研究会成立。其简章称：史地研究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凡本校史学系、地学系或其他各科系同学有志研究史地者，皆得为本会会员。本校毕业同学入会者亦为会员”。诸葛麒、陈训慈、胡焕庸、向达等先后担任总干事；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陆维钊等人相继担任编辑主任或总编辑；柳诒徵、竺可桢、梁启超等担任指导员。史地研究会成立后十分活跃，在校内外影响颇大，被誉为民国初期中国现代大学学生学术研究活动中最具学术组织性和规范化的团体。
史地研究会成立伊始，就开始着手筹备会刊。1921年11月1日，《史地学报》正式创刊。柳诒徵为其创刊号作“序”称：“国有珍闻，家有瑰宝，叩之学者，举之不知，而惟震眩于殊方绝国钜人硕学之浩博，即沾溉于殊方绝国者，亦不外教科讲义之常识，甚且掇拾剽末稗贩糟粕，并教科讲义之常识而不全，则吾国遂以无学闻于世。”指出了当时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希望通过创办专门史学刊物予以纠正。
《史地学报》初定为季刊，年出4期。自2卷1期起因为季刊“卷帙繁重，印刷迟延；时事之论，辄失时效”，遂改为月刊（寒暑假除外），年出8期。至1926年10月4卷1期出版，也就是最后一期，5年间共出版4卷21期，前后共计发表文章300余篇。
作为早期创办的史学专业刊物，《史地学报》在学术规范方面作了有益尝试。对文章中所引的原文都加以引号标示，对引述的观点也给予注释，并在页脚标注出处和页码，已接近现代论文的注解，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的严谨态度。此外，中国传统的注释引用方式也得以继承，文章中直接标明某某书，然后引出证据。其封面印有“南高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字样。自第3卷始，刊物的封面署为“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封面和版权页标明的是“期”，而内文标的是“号”。2卷1—8期还附有杂志的英文刊名（Journal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ociety）和英文出版日期。
《史地学报》栏目设置也较为灵活，图文并茂。先后设有栏目（门类）30余个，其中常设栏目20个，如评论、通论、史地教学、研究、古书新评、读书录、杂缀、世界新闻、气象报告、书报绍介、史地界消息、调查、史地家传记、谭屑、专件、选录、书报目录、会务、通讯及卷首插图等。但也并非每期均包含上述门类，而是视来稿情形，随时对栏目进行调整。
为了扩大《史地学报》的影响，史地研究会除了将《史地学报》赠送会员和校内老师外，还向国内宿学名儒、治学名家免费赠送，与国内一些出版物相互交换。他们成立了图书部，“专门保管交换及赠送所得之书籍”。
作为五四时期史学代表性刊物之一，《史地学报》一方面承继传统中国史学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尝试向西学取经，同时还兼有史地教育之重任。在柳诒徵、竺可桢、朱进之、童季通、徐则陵、白眉初、梁启超等知名教师与学者的指导下，《史地学报》把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通过开辟“史地教育”、“史地教学”专栏，积极介绍国内外史地学教育理论、教育状况等，以期引起国内学人对史地教育的关注与探讨。如陈训慈译《战后之德意志历史教学》，陆维昭（维钊）《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徐则陵《历史教学之设备问题及其解决之方法》、《历史教育上之心理问题》，张其昀《兑亚二君之大学地理教育观》等。除此之外，学报同人还通过“书报目录”、“书报绍介”、“新书绍介”等栏目，直接翻译介绍西方的教科书，并加以分析批评，供国内教科书编辑借鉴。
《史地学报》密切关注学术发展动向，积极参与学术讨论，不仅发表史地学报派的成果，还转载、译载或摘述有价值的、重要的史学研究论著，其目的在于全面反映当时的史学发展状况及研究动态。1923年5月，《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史学界众多学者就相关问题持久的考辨论议。此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但也遭到刘掞藜、柳诒徵、张荫麟等人的批评，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史学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
史地学报派作为古史辨运动前期的主要反对力量，与顾颉刚倡导的疑古运动发生论战，并与《学衡》杂志一道成为反古史辨运动的主要基地。《史地学报》紧紧跟踪事态的发展，积极参与古史辨论战，仅在1924年就先后发表或转载有关古史讨论的文章10篇次之多。如柳翼谋（诒徵）先生《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二先生书》、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刘掞藜《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顾颉刚《讨论古书答刘胡二先生书》、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刘掞藜《与顾颉刚先生书》、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续）》、刘掞藜《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二续)》和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等。
此外，《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颇有贡献。通过译作、新书介绍、书评等多种形式传播鲁滨逊新史学思想，介绍鲁滨逊及其弟子的代表作。1921年11月创刊号登载了王庸的《欧史举要》一文，他向读者推荐的“史学研究”著作中便有鲁滨逊《新史学》一书，希冀“借他山之石以攻我之璞”。在徐则陵撰写的《史之一种解释》一文中多处引用《新史学》。在1卷2期的“史学界新闻”栏目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史学译本出版》的报道，称由北大史学系何柄松教授翻译的《新史学》一书已出版发行。“按此书共分八篇，于1915年出版。其中专论新史学者虽仅四篇，而文字又略嫌凌杂；然其破坏旧史，倡导新经，实研究历史者不可不读之书也。” 尽管这一介绍是十分简单的，但对扩大《新史学》在中国的影响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学报同人还翻译了理论上紧紧追随鲁滨逊的巴恩斯的著作，如《史之过去与将来》、《社会学与历史之关系》等。特别是胡焕庸翻译的《美国国民史》一书在《史地学报》3卷1期至4卷1期上连载。
《史地学报》创刊后，经过史地研究会同人的共同努力，影响日益扩大，备受社会的关注，从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来看， 几乎覆盖了当时全国大部分城市。《史地学报》逐步成为东南大学有重大影响的三大学术刊物之一。然而，从发刊到停刊的短短5年间，《史地学报》却经历了初创的艰辛和维持的艰难，到1925年底，《史地学报》已经是盛势不再，难以为继了。此时，柳诒徵卷入东南大学易校长风潮，被迫远走沈阳东北大学任教。竺可桢则应聘于商务印书馆。与此同时，张其昀、刘掞藜、向达、郑鹤声等研究会的骨干成员相继毕业，核心成员风流云散，研究会最终解体，其骨干力量加入到1926年新创办的《史学与地学》，而《史地学报》也与史地研究会一样，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