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熊海堂先生相识于1979年，那时他在我校读研究生，我读本科。他朴实的为人和严谨的学风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们成了学术上的好友，但更多的时候我视他为师长。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许多考古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比如怎样做资料卡片，就是从他所藏的上千张卡片中首次获得系统认识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博物院考古部，而他研究生毕业留在我校。我们时常通过电话或互相走动交流工作体会和研究心得，诸如陶瓷考古、佛教艺术和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等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许多时候，他都会有一些独到见解，从他那里我受到过不少启发和教益。1984年后，我担任了《东南文化》杂志的编辑。他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时常对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提出建议。那时，他已深感自己的学术追求与现有的知识结构及科研条件存在很大差距，时常陷入苦恼之中。1985年，他终于有机会赴日本留学，开始向新的学术高峰攀登。此后七年，他在日本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把自己在国内积累的丰富的考古学实践与理论知识同日本严格的学术训练、广泛的资料信息、先进的科研手段紧密结合，竭力开辟新的学术道路，终于成为学术上有集大成之成就，理念上有创新之举措，事业上有开拓之追求，人格上有完善之塑造的一代学者。
在他留学的日子里，我们之间主要是用通信方式交流思想。他身处异质文化环境中，一直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和强烈的进取意识，十分关注国内的学术进展，时常把外国的新方法、新理论告诉我，包括日本考古界对发掘工具和绘图、摄影工具的改进，他都要绘成图或把实物带进国内，供同行参考。他的一些文章在《东南文化》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共鸣。1992年10月，他从日本学成归国，投身于我校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作为朋友，我目睹了他完成的大量难以用数字统计的学术工作，遗留的大量文稿令人惊叹，其表述的学术探索和事业蓝图给人描绘了一幅瑰丽的远景。他的生命历程不过43年，但他的学术成就已是一座“里程碑”。
海堂先生的考古学术生涯开始于1971年，那年他才20岁，便成了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的队员。此后几年，他先后参加了江西南昌、新赣、清江的商周遗址、汉晋古墓以及湖北江陵楚墓、宜宾红花套大溪文化遗址的发掘。1974年，他进入我校历史系读书，1977年，大学毕业又分配到江西清江博物馆，在此期间，参加了江苏邳县大墩子、宜兴古窑址、江陵楚墓、清江县筑卫城、樊城堆遗址的发掘。1979年，他再次考入我校，成为考古学家蒋赞初先生的研究生，参加过湖北鄂州市六朝墓葬和遗址的发掘及整理工作。研究生毕业后，以优秀的成绩被我校留校任教。这些脚踏实地的考古实践，为他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成为以后学术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985年，他去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他一方面刻苦钻研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考古学和人类学实践，参加过爱知县三好町古代城市遗址和福岛县大户町古窑址的发掘，并节衣缩食，不畏劳苦，在日本、韩国作广泛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调查，收集了数以万计的有关古代窑址、陶瓷、手工业和民具及其他考古资料，又利用假期回国内作广泛调查，足迹所至，北达内蒙，南及闽粤，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今天，在他的书房里，还整齐地保存着大量的分类资料集，器物和遗迹照片、绘图、幻灯片、调查日记及文物资料录相片等。1992年10月，他以极优异的成就给七年留学生涯划了句号，随即离日回国效力，到1994年12月去世止，他先后创办我校中国物质文化研究所，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参与主持福建平和县“漳州窑”窑址发掘，并与兄弟单位一起组织了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领队参加长江三峡万县市晒网坝遗址发掘，往陕、豫等省作文物考察，对我校文物室作大规模清理建档，完善考古教研室资料室，提出建立我校博物馆、我校考古艺术系、改进考古专业办学模式的计划，承担国家教育部资助的民具学调研课题，实施中日双方合作进行的唐三彩技术、国际贸易陶瓷两项研究课题，开始东亚漆器技术和渔业技术的调查研究，撰写《六朝考古》、《东亚漆器技术》等专著，把自己在日本完成的9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缩写成50万字交由我校出版社出版，完成并发表多篇重要论文，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近10门课程。另还有一系列的讲义和论文储存在他的电脑里未及全部完成，仅目前所见的就有关于考古学方法论、陶瓷考古、民具学、文物鉴定学等诸方面的散稿。两年多时间，在人生长途中不过是一瞬间，可是在海堂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却是多么宝贵却又充满创造力的时光啊。
海堂在科研上十分注重理论的创新和对新方法的引进，一生致力于学术进步事业。在日本求学初期，他已注意把海外的新观点介绍到国内来，如他在评介日本考古学家町田章的《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时，有感于中国现有考古学名词的一些概念难以理解，用语不统一，辞书编纂工作较落后，使国外学者阅读利用中国的考古资料没有可资参考的工具书的局面，指出：“中国考古学术用语的解释和统一，的确是一个存在的、并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否则，所谓学术国际化，就留下了专业用语上的障碍，这不能不说是从事学术研究者的一项责任。”还认为，“等到计算机大量使用后，专门用语的统一和专门辞书的编纂，就变得更加刻不容缓了。”（《关于考古学辞典编纂和学术用语统一的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3、4合刊）。在名古屋大学学习时，他接受了考古学家渡边诚先生“水洗选别法”的操作指导，觉得这一方法对改进国内考古学的发掘方法，从遗址中发现更多的古代文化信息有重要作用，便立即征得渡边先生的支持，撰成《考古发掘中水洗选别法的应用》一文，发表在《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上，文章对“水洗法”的产生、发展、应用价值、操作法包括设备、工具等都作了详细介绍和研究。吴耀利先生认为，这是最早把“水洗法”引进中国的文章。1992年4、5月间，国内考古学者对“水洗法”作了试验并取得成功，研究者确认，该方法“对深化我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值得进一步在我国考古学中应用和推广。”（吴耀利：《水洗法在我国考古发掘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4期）。海堂还把“民具学”介绍到了国内，他敏锐地看到“民具学”的调查与研究成果将成为书写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最直接的实物证据，并构成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考古学遗物也有相当帮助，因此他强调考古学者要重视民具学，对现存的传统民具在品种、类型、组合、制作、功用等方面应做科学调查工作，用以研究人类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所撰《怎样写学年论文》一文中，他说：“以民具学调查资料为主，论证某地区民具与自然、民具与文化、民具与传统、民具与技术的关系，在横向比较时可以划分出同类民具的地方特色，为文化区的划定提供有力证据；从纵向比较，可以用民具学调查所获得的知识复原古代同类民具的形态和使用方法，探明某种民具发展的渊源。”为此，他在南大率先开设了“民具学”课程，并带领学生开展民具学调查和研究工作。
“计算机考古”是海堂先生十分重视的问题，他自己就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在日本，他刻苦钻研计算机技术，并达到了专业水平，建立了系统而独特的资料数据库，在研究中广泛运用这一先进手段。他在日本做博士论文和回国之后，处理的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技术史和文化交流史图文资料数以万计，计算机参与了其中的统计、制图、建立数据模型和做时空分析。他的不少结论是在计算机对数千个资料数据作统计归纳后得出的，因而深刻地揭示了考古现象之间的数量逻辑关系和发展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现在，他的书房里还保存着数百件已存贮有各类资料和论文的计算机文件软盘，硬盘中也内存有大量的已经成文的论文、著作和讲课稿等待输出。正是具备了亲身体验，因此，他多次呼吁，国家应当组织计算机和考古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开发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技术，在全国各主要博物馆及其考古学机构建立终端工作站，争取花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区域连网的水平，到那时，考古学界的信息流通和宏观研究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也将会大大促进我国考古学水平的提高。1989年前后，我国不少文博机构已购置了计算机并投入工作。他经调查后强调，各单位在建立数据库前一定要有长远的打算和总体性规划，如果大家各行其事，最后机型混乱，软件和汉字辞库不统一，分类法、专业用语、输入格式等都不规范，结果将使这些各自为政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变成一个个孤立的死水潭，数据无法通用，资源不能共享，从而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他对文博界如何正确地制定计算机使用规划提出了看法，这些意见至今对我们还有指导意义（《关于考古教学与计算机应用上的若干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1、2合刊）。他还译介过一篇关于《民族学资料的计算机管理》的论文，对我国文博界如何引进计算机技术研究民族学资料，并提高科研与管理水平的问题发表了见解。
海堂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做过可贵的探索。他针对国内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考古工作现状，大声疾呼考古学者要加强理论素养，认为几十年来，“理论”掌握在少数高层次的研究者手中，没有化为社会共同的财富。许多工作在考古第一线的同仁未能吸收理论的营养，用于指导发掘、整理、研究和管理。他认为，考古界理论研究专著和教科书出版较为滞后，发掘和研究还显得较为粗放，发掘设备与工具也存在不足，指出有些事看起来是方法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个理论问题，而理论研究的落后将制约田野工作水平的提高，也会使文物的管理、文物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与利用。他说：“中国的考古学之所以在世界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考古学理论、技术、文物管理比他人发达，而是因为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成就，遗留下来的一大批文物遗产令人瞩目，因此应该把古人的荣耀与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适当地分开来看待，这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责任。”（《考古学理论研究和资料管理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3期）。
他自己在科研中对理论和方法十分重视，在完成博士论文《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时，既注意对类型学的运用，又采取“文化系统论”和“文化交流层次论”，于探索技术源流的同时，把地区窑业技术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强调“技术的系统性”和“生产工具的配套关系”，而一定的技术系统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把技术传播问题提升到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认识。他对文化结构与文化研究的学科组合提出了系统模式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交流中表面现象与深层本质之间的层次关系及其观察与分析的方法。另外，在考察一个技术系统或比较不同技术系统时，又引入层次论概念，在具体操作上按技术接受的难易度进行分层，依次是成形、装饰、配方、装烧、窑炉及与该技术系统密切相关的其他文化层次，避免了历来进行文化比较时往往多注意文物的表面现象或用非本质的现象去掩盖本质的弊病。在这两种方法论的指导下，他得出了一系列新颖而强有力的结论，修正了前人不少错误看法，把东亚窑业技术考古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的博士论文获得由39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委员们认为：“该研究首次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窑业技术的发展与交流历史阐述清楚，这样的业绩，无论在日本、中国和韩国都是没有先例的，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海堂先生归国前夕，日本东洋陶瓷学会会长楢崎彰一先生致辞说：“熊海堂先生是继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氏之后，对东洋陶瓷研究最为全面、最为出色和最有成就的学者。”海堂先生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也获得了日、韩等地学者和国内不少专家的高度评介。
从日本学成归国之后，他继续在考古学理论上做探讨，并把自己取得成功的体会用来训练学生，他在给研究生开设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要求青年学子们不仅要十分重视实践和动手能力，还要进一步深化考古学理论和文化学理论的学习，掌握综合利用考古学资料、历史文献、民具学和民族学资料的本领，提高多层次立体观察、思考和综合表述的能力。他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广而内容复杂的独立学科，考古资料是古代物质文化的主要遗存形式，理解复原这些资料的立体形象必须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综合知识，将历史事实放在三维空间环境中去作全面考察，否则便不能正确认识真实的历史。同时还要注意到，物质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它存在的自然环境、文化氛围和民族传统，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获得持续发展。他教导学生，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中心，这个发达中心自身的形成，靠的是大陆内部频繁的文化与技术的交流（他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成果对深化考古学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原因有重要意义），同时她的发展也深刻影响周边诸国（民族），带动了东亚各地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东方文明的形成。因此，研究中国考古学 “任重道远”，必须具有国际意识，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
海堂先生经过自己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方法，如果不是病魔过早夺走他的生命，他还会为科学提供多少宝贵的成果啊！
我校是海堂先生的母校，他曾在这里求学、从教11年，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他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时间不长，但为教育工作付出了巨大心力。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对学科教学的改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比较了中、日之间大学教育的差异后，对考古教学作了研究，指出，国内一是教材建设落后，二是教学方法陈旧。前者表现为至今还没有一套系统的考古学教材和系统的介绍国外考古学以及其他有关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技术和各种专题考古学方面的专著；后者表现为教学方式呆板，主要采取满堂灌的办法，学生虽然有一定的系统知识，但自学条件差，独立思考能力偏弱，技能训练不足，独自开展工作和动手的能力不足。他认为大学考古学的课程应划分为知识性和技能性两类，要压缩知识性课程，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增加技能性、方法论方面的课程，如活用地层学与类型学知识的各种微观考古学方法、实验考古学方法、自然遗物的考古学方法以及相应的技术、计算机技术、各种遗迹遗物的发掘和研究技术、考古学理论等，改培养书斋型学生为动手能力强、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理论素养高的应用型学生（《关于考古学教学与计算机应用上的若干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1、2期合刊）。
在1993年到1994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一边积极开展教学改革，一边抓紧对文物室、资料室进行整理建设，为师生充分利用实物藏品和图书资料创造条件，他先后开设了《中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民具学》、《魏晋南北朝考古》、《日本、韩国考古学通论》、《古代陶瓷技术考古》、《专业日语》等近10门课程，现从他遗留的讲稿上看，内容十分丰富，且颇具独到见解，如我们在他的一份残缺的电脑打印讲稿上看到有“第三章 考古学与古董鉴定”，文中用大量生动的事例证明考古学与文物鉴定是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学科；在“第四章 考古发展的新趋势”中，他论述了考古学理论的现状、考古技术上的新事物、考古研究的理科化（计算机、生态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及考古学从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延伸等问题。他主张在教学中一定要打破封闭式的方法，广泛聘请了校外具有实践经验的考古、博物馆界学者为学生开设陶瓷鉴定、文物保护、博物馆技术等课程。1994年，我也有幸应邀在南大开设了“玉器鉴定”、“早期佛教艺术”和“编辑学”三门课，讲课之前和讲课过程中，海堂和我多次讨论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强调玉器鉴定课程中要重视技术层面，从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两个方面入手，及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实物标本、幻灯等形象化材料等问题，结果使讲课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他对大学培养文物、考古专业人才有一整套的计划，专门撰写过关于建立“考古艺术系”，建立“我校文化博物馆”及改革考古专业的论证报告，阐述他的办学思想。他对学生谆谆善诱，关怀备至，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实习中，他都手把手严格教导，从实践和理论上提升学生的动手和动脑能力，我在他的书房里还看到一批由他亲手批改的学生长江三峡考古实习的作业，那上面从每篇文字到每幅绘图都留有他的辛勤汗水。以前，我不止一次听到他的学生说：他们能遇到海堂这样的老师，真是十分幸运。可惜海堂先生竟未能完成他的育才弘愿，给受他教诲才两年的莘莘学子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海堂出身贫苦，为人正直忠厚，不喜逢迎，嫉恶如仇，事业心极强。他在参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时，“被日本的科学工作者为自己研究室积累财富的那种责任心和尊重前人劳动的继承精神而震动”。（《考古学理论研究和资料管理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3期）。在这个研究室，从滨田耕作到梅原末治再到林已奈夫，各任学者所制做的第一张卡片，所摄的第一张照片，都妥善地保存着，提供给后人使用，而且还在继续积累，使该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不断跃上新的高度。针对国内一些单位的现状，他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博物馆只有死文物的增加，而不见配套活资料的增多？为什么研究所和研究室的资料断断续续，形成不了特色，也成不了系统？我们投入的人力和经费也不少，但为什么全体考古人员在发掘研究过程中， 获得的财富却积累不起来？这些问题，值得文博考古界同仁认真思考。
他回国担任我校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主任和我校中国物质文化研究所所长后，首先花费许多精力整顿文物室、资料室，从他的遗物中，我看到一份电脑打印的“资料室管理规章制度”与借书人名单及所借长年未还的数百种书目单和向欠者索还图书的信件。在他制订的专业发展规划上，他又罗列了自己在日本出资购置的上百种科研资料录相带等。显然，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公享、管理严格的考古研究和教学机构。他对一些单位存在的人际关系紧张、严重内耗的现象深恶痛绝，渴望要“造就一批有学术头脑，又有实干精神的人，使他们具有共同的见识，相互补充，而不是互相拆台”，认为有了一个高质量的学术群体，文博考古事业的繁荣才有希望。
他始终认为，“历史赋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中，从各国历史与现实文化中去提取文化精华，为本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养分，以获得新的生机。”这既是他的学术思想，又是他的人生追求。他面对自己国家的落后和日本等国的发达，心急如焚，立志在学术上赶超先进。因此，他勤奋工作，不舍昼夜，不计报酬，任劳任怨。在他的不少文章里，在他的日常言行里，他对祖国的忧患意识，对教学和科研的敬业精神和对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迫切愿望都表现得十分强烈，并成为他在日本学成后谢绝挽留，立即回国，献身于教育和科研事业的最深沉的动力。
熊海堂只活了43岁，他的逝世是考古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东亚窑业发展与交通史研究》以及其他尚未出版的论著，会与海堂先生高尚的学术情操和人格精神一样，永远使后来者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