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校毕业的研究生,关于南大,我最想写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刘毓璜先生。我是一个心里既能装事又能忘事的人,记则记得很牢,忘则忘得干净,为文大抵亦如此。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写三篇文章:一是回忆我的外公康子平;二是怀念导师刘毓璜先生;三是关于我家曾经养过一只名叫“飞丝”的小猫的故事。
一
刘毓璜(1909—1993),安徽巢湖人,我校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刘先生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其父刘晦九15岁就与其弟刘述曾同科考中秀才,后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世纪20年代初,刘晦九曾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史料称,他早年在北平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1925年回乡后,一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年刘晦九为什么离开北平回到家乡,现已无从考证,据分析,多因家庭之原因。他回到巢湖后,不忘造福桑梓,先后创办了明强小学和巢湖县立初级中学,并受聘于学校教授国文。刘晦九一生育有四子,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四个儿子不仅学有所成,而且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长子刘毓璜就读于中央大学历史系(一说是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工作。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哲,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勤耕不缀,桃李满天下。次子刘毓珩(后改名陈其五)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当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后改名为清华学生救国会),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当年清华学生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有黄诚、陆璀、吴承明、刘毓珩和华道一等人,党内领导人是姚依林、蒋南翔。抗战爆发后,他弃笔从戎,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曾任苏州市第一任市长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务。在刘氏四兄弟中,刘毓珩的经历最为坎坷,有关情况我将在后面再作详细介绍;三子刘毓璠1935年秋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并于当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南开读书期间曾与贾明庸(后来改名为秦雨屏,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领导过天津“一二九”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辍学,告别了相聚仅仅一个月的新婚妻子,奔赴山西八路军总部。后来他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到国民政府新五军十一团担任政训室副主任。其间,经过他周密策划和细致工作,终于说服该团团长王天祥弃暗投明,率全团起义加入了八路军。1939年底,他服从组织安排,返回中央北方局工作,任宣传材料科科长,负责编辑《党的生活》、《敌伪研究》、《材料汇编》等刊物,在党内外广泛发行,宣传团结抗日,揭露日伪暴行,反对投降分裂,激励军民抗敌。1942年5月,侵华日军对太行山地区大扫荡,他随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转移。在左权县反扫荡战斗中,他在十字岭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四子刘毓琳于1935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抗战爆发后,他随二哥刘毓珩奔赴延安,因在武汉码头与哥哥失散,途中转去昆明,在西南联大读书,并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后他改名为刘钢,在上海教育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经查阅相关资料,上海教育学院成立于1960年9月,抗战胜利后至1960年的十几年间,刘毓琳的经历竟无从查考,他后来有没有去延安?他为什么要该名为刘钢?解放后他在部队还是地方任职?“文革”期间他是否受到二哥的牵连?这些问题当时我们跟刘先生读研期间没有向刘先生求证过,因此也许就成了永远的谜团。
1936年,日本继侵占东三省后,又觊觎华北,并制定了一个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准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日军不断增兵东北,对北平形成了东、西、北三面包围之势,华北战事一触即发,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之时。当年暑期,刘氏四兄弟回乡度假,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大哥刘毓璜辞去南开大学经济系研究所的职务,回家乡巢湖县级中学当教导主任;二、小兄弟三人结伴去延安,家中老小由大哥照顾;三、由大哥刘毓璜掩护从北方来的两个秘密党员陈元(后叛变)、贾明霁(中央电影局贾霁),寄身在巢湖县中进行工作。兄弟四人在此一别,此后各自遭遇了许多变故,有的甚至再也未能相见。
二
我跟刘先生做研究生是1985—1988年,当时我身边的两个人积极要求入党,并且在同一年(1987年)加入了党组织。他们一个是我的导师刘毓璜,一个是我的师兄王培德。刘先生入党时已经年近80了,看得出来,那天他很高兴,并反复向我们强调,他不是入党,而是恢复党籍。他说他早在天津南开时就秘密加入党组织了,而且还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刘先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据史料记载,一种说法是他1935年在天津南开工作期间就秘密加入党组织,并以中共党员的身份组织领导了天津的“一二九”运动,后来回到家乡巢湖后因为服从家庭会议的决定,放弃了所有的政治身份,承担起照顾大家庭的责任;另一种说法是1939年2月他在湘西国立八中工作时秘密加入党组织。为什么解放后刘先生没有及时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恢复党籍?他的解释是他更适合做学问,因此已无意于政治了。到了晚年,他因青光眼几乎失明,所以常常一个人枯坐在书桌前,在回忆他的家庭和他的人生所遭遇的种种变故时,也许他觉得应该恢复其中共党员的身份才能完整全面地评价他的一生,所以他执着地选择了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
至今我仍然无法把一个耄耆之年的学究和一个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勇敢揭露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的热血青年联系起来,但刘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刘先生根据家庭会议的决定,辞去了南开大学的职务,回到巢湖县中任教导主任。当时巢湖县中校长陈灌芜长期在上海养病,学校工作全权委托刘先生负责。刘先生和当时在校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陈元、贾明序聚在一起,形成了学校的领导核心,他们根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需要,对学校工作做出了四大改革:一、废除国民党的“纪念周”,改成自由学术讲座,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二、废除公民课,改为生活座谈,根据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宣传爱国七君子;三、编写墙报《晓光》周刊,由刘毓璜、贾明序和进步学生徐马旁负责,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四、跟地方民众教育馆合作抄录新闻,并编成简讯再油印散发给群众。此外,刘先生(一说是刘毓珩)还亲自以《革命人生观》为题对全校学生进行演讲,演讲内容丰富生动,充满爱国热情,在年轻学生的心中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在刘先生的领导下,当时巢中的抗日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蓄意挑衅,大举发动侵华战争,局势日趋紧张。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协议,实行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热潮。当时章乃器在安徽成立了安徽省抗敌民众动员会,并委任刘毓璜担任巢县抗敌民众动员会主任。冯玉祥将军的侄儿马忍言(冯宏谦)也回到家乡巢县元山,准备接任巢县县长,进行抗日斗争。冯将军的侄孙冯文也在巢含边界黄山地域组建了巢县抗日游击挺进队。“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由于敌强我弱,苦战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西撤重庆,安徽逼近抗日前线。为了应对随时可能过江的入侵日寇,刘先生在10月下旬成立了巢县战时青年服务团,有2980名青年和学生参加。如此大规模地组织战时青年服务团,仅凭刘先生一人之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巢湖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恺帆和舒政海等人正在冯将军创办的元山中学主办抗日干部训练班,为抗日工作储备力量,他们与刘先生之间是什么关系?刘先生在整个活动中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似乎已无关紧要了。当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家的共同目标是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抗日力量。巢县战时青年服务团成立后,在刘先生的带领下多次到含山接运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并把巢城胡家祠堂改作简易医院,安置和治疗轻伤者,重伤者则及时转运到巢城郊区较大的姚庙岗医院。此外该团青年还运用歌咏、戏剧、漫画和标语、口号等方式开展抗日宣传和慰问伤员活动。这些活动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对于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8年4月下旬,继南京、芜湖等地沦陷后,日寇已渡过长江,江北巢湖各县形势危急,日军每天派出大批飞机进行轰炸,无辜民众死伤无数。此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发出动员令,号召全省各地机关、学校、工厂和难民向西南诸省大后方迁移。1938年4月29日即巢城沦陷前一日,刘先生响应国民政府“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号召,将巢县战时青年服务团改组为精干的巢县青年工作团,简称“巢青”,刘毓璜自任团长。全团有团员80多人,多为年龄十四五岁的学生,他们决定远赴长沙投奔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巢县籍老乡张治中将军。这么多人长距离迁移,给养费用是一个大问题。刘先生当时考虑了三个方案:一是与巢县桂系部队驻军171师政训处的中共地下党员联系,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至少可以以支持“巢青”抗日爱国行动的名义从部队调剂一些大米,然后变卖成银两随身携带;二是刘先生家中经济富裕,他父亲思想开明,他的行动得到了其父的大力支持,资助他们五百块银元;三是“巢青”团员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骨干,他们途中每到一个大中城市,都可停留数日,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时也可以得到当地百姓的经济援助。5月8日,“巢青”在刘毓璜先生的带领下正式踏上了远赴武汉、长沙的路途。行前,巢县县政府发给他们几支步枪,以备途中自卫,每个团员左臂上都佩戴了印有“巢青”二字的臂章,途中行进要求队列整齐,纪律严明。一路上“巢青”积极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四处张贴抗日标语。刘先生还组织学生收集和整理抗日歌曲,编写话剧,在临时搭起来的舞台上演出,怒斥敌寇的强盗行径,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沿途有时白天遇到日寇飞机轰炸,他们就改为夜间行军,有时需要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刘先生和学生一样脚穿草鞋,同甘共苦。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巢青”从巢南槐林出发,途径庐江、桐城、潜山、太湖、宿松、黄梅、阳新,直至贺胜桥,由此乘粤汉铁路火车到达湖南长沙。当时从安徽各地迁往湖南的青年学生很多,仅巢县就有300多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是巢县人,他看到从家乡巢县来的青年学生流离失所,露宿街头,内心很难受,因而竭力协助在湘西苗族、土家族聚居地区筹办国立安徽第一中学(后改名国立八中),其本部在所里镇(今吉首市)。“巢青”到达长沙后即被安排到国立八中本部报到,刘先生也被安排在该部任文史教员。值得一提的是,刘先生在长沙期间还专门去拜见了中共代表徐特立先生。在刘先生的人生经历中,他似乎一直与中共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过这一次比较好理解,因为一年多前他的三个胞弟结伴奔赴延安,他希望从徐老那里得到弟弟们的消息。
四
刘先生从巢县带出来的80多个“巢青”团员到达长沙后被分别推荐进入位于湖南乾城县所里镇的国立八中高、初中和师范分布读书,重新走上了求学之路,刘先生也被聘任为高二部国文教员,后担任高一部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从年龄来说,刘先生当时不到三十岁,“巢青”团员大多十四五岁。这批人学成后肯定会有许多人投身于抗战,而且必定有人会干出一番事业来。不知道当年的“巢青”团员现在有多少人健在,他们之间是否仍保持联系,是否有人把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湘西地区与贵州黔东南的苗族集聚区接壤,丘陵多山,山峦叠嶂,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刘先生在国立八中执教期间,在完成教学任务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原“巢青”的一些青年学生在校内外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教群众唱一些解放区流行的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救国军歌》等。有时他们还在街头演独幕剧,在学校的节日晚会上演多幕剧,演出剧目有夏衍的《一年间》和《魔窟》、田汉的《江汉渔歌》、上海进步文艺人士集体创作的《放下你的鞭子》和《三江好》以及刘先生自己创作的《小梅之恋》等。这些宣传材料据说大多是当时他在延安的弟弟们寄给他的。
由于刘先生经常在社会上组织抗日宣传演出活动,因而在永绥(今花垣县)结识了中共湘西工委成员李谊之同志。当时李谊之是湖南沅陵行署公报股科员,兼任“抗敌流动话剧队”队长。刘先生与李谊之经常往来联系,关系密切,感情融洽,在政治上相互了解和信任。1939年2月,李谊之来永绥秘密介绍刘毓璜入党,并经中国湘西工委批准。不久,原“巢青”团员,国立八中高二部学生翟贵勋和张礼孝(他们都是巢县初中的毕业生)也由李谊之和刘毓璜秘密介绍入党。经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批准,1939年4月中旬中共永绥支部秘密成立了(后经湖南省民政厅认定,当年的中共永绥支部为中共花垣县第一届县委),刘毓璜任党支部书记,翟贵勋任党小组组长。他们以“读书会”的名义在吉首的乾城、永绥一代进行反侵略战争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尽管“读书会”活动隐蔽,成员严格保密,但刘先生仍然遭到国民党CC派中共检查委员、国立八中校长邵华的怀疑和软禁。事情的起因是1939年3月中旬到5月份,湘西国立八中高二部和初二部的学生因学校伙食太差而闹起了学潮,刘先生在这次学潮中是支持学生的,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他不能公开对学潮进行组织和领导,因为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再三嘱咐他不能暴露身份。校方后来在处理学潮事件时,认为刘毓璜是高二部学潮的幕后指挥者,邵华校长下令将他软禁在国立八中所里本部长达半年之久。在长达半年的软禁中,邵华虽然拿不出任何证据,但仍然坚持长期软禁刘毓璜。对于个中缘由,刘先生后来认为有三个:一是因为刘毓璜是原“巢青”的负责人,“巢青”团员不仅平时抱团,而且思想激进,邵华试图用金钱收买个别团员的办法来摸清刘毓璜的政治面貌;二是国立八中师范部带头闹学潮的刘光青、邹鸿鸣和杨作俊(女)等三人都是原“巢青”团员,也是刘毓璜的得意学生,因此把刘毓璜软禁起来,也有点儿“杀鸡给猴看”的意思;三是不知何人曾向邵华告密,说刘毓璜有三个弟弟在延安,因此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显然,邵华表面上是假借处理学潮事件来迫害刘毓璜,但其真实目的是要禁止革命进步组织在学校建立和发展。学潮事件最终查无证据,学校只得释放刘毓璜,恢复其教员身份。1940年冬,已经秘密加入党组织的翟贵勋为了避免校方追查,离校回皖,并改名张扬,参加了新四军,1944年在无为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1940年,刘毓璜先生被调往四川江津国立九中担任高中历史课教员,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刘先生熟读史书,因此讲课内容丰富生动,条理清晰,此外他还能结合历史发展分析当时的国情和局势。他教育学生学习历史要以史为鉴,坚持真理,所以每次下历史课时总有一大批学生围在教室门口向刘先生请教一些历史疑难问题。
1942年下半年,江津国立九中发生了一件震惊全校师生的事情。国立九中原校长邓季萱是留法博士、教育专家和学者,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师德高尚。邓校长是安徽安庆怀宁县人,与刘先生算是安徽大老乡,刘先生对邓校长的为人与学识也非常敬佩,两人情趣相投,过从甚密。后来邓校长因拒收考试不合格的学生而得罪了国民党教育部一个CC派具有中统身份的官员,故而受到陷害后被迫离开了学校。1943年春,国民党教育部又将湘西国立八中的校长邵华调到江津国立九中任校长。当时国立九中的师生们都听说刘先生在国立八中时受到邵华无端迫害的事情,因此都为刘先生担心,刘先生自己也终日惶惶。好在国立九中的新生大多来自于全国各沦陷区和东南亚被日寇占领的各国华侨家族及华北、西北诸解放区,学校的进步学生和教师日益增多,大家痛恨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同情受到迫害的进步人士,所以邵华在国立九中期间不敢轻举妄动,贸然生事,刘先生才得以在这几年中安然无事地执教。刘先生在国立九中期间,他全心身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培养出了一些进步学生,为革命事业输送了一些新生力量。此间,刘先生曾先后介绍国立八中带头闹学潮而被学校开除后赴重庆的邹鸿鸣、方一林、柏心锦(国民政府委员柏文蔚将军的三女儿)等八名失学学生由重庆转去延安参加了革命。解放后邹鸿鸣担任西藏军分区副司令员,“文革”前还一直与刘先生保持联系。
抗战胜利后,刘毓璜返回巢县。1947年,他受聘于芜湖师范任教,其间他积极组织学生声援南京“五二〇”运动。1949年4月芜湖解放后,他又协助方向明举办芜湖市第一期教师训练班。次年受聘于我校历史系任教。
从抗战爆发到解放战争结束的十几年间,刘先生一直从事的是教育事业,虽然其间多次与中共之间的有过交集,他也做出了几件值得称道的大事情,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教师这个老本行。有时我在想,如果刘先生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只要把握住一次机会,彻底地投身革命,凭借他的才学和能力,解放后肯定是高级干部,也许会走得更远,但仔细想想,其实刘先生的命运不止是那次家庭会议就决定了,更重要的是他那根植于血脉中的知识分子秉性早已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五
刘先生是解放初期从安徽芜湖师范调到我校历史系任教的。我校的前身是中央大学,解放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更名为我校。尽管后来一些原中央大学的知名教授去了北京,但我校的教师阵容仍很强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仍高人一头,所以凡是从外地调入南大来任教的都要降一级。刘先生在芜湖师范是副教授,调入南大后却被降为讲师,他认为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刘先生说当年他在中大读书时不仅横跨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他考入中大第一年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后转读历史系),而且以高出学校规定学分48个学分的优异成绩毕业,这在同年级同学中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回到母校任教却要降级,无论如何他也要讨个说法,否则被人看轻了,为此他不停地找当时的系主任韩儒林先生理论,好在当时评定职称没有现在这么繁琐复杂,系主任和几个骨干教师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大家觉得他的资历和水平达到副教授等级了,就把他的名字报到学校,学校一批,刘先生就恢复了副教授。
刘先生到南大后,系里安排他教授的《中国上古史》,这是历史系的一门基础课程,刘先生自幼熟读经史子集,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因此这是他最得心应手的一门课程,也深受学生的欢迎。5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展开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划分问题的大讨论,刘先生参与其中,并先后发表了十几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论文。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又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社会发展史》课程。1957年“反右”斗争后,历史系有两位教授被打成“右派”,系里又安排刘先生新开了一门断代史《魏晋南北朝史》和一门选修课《古文字学》。
根据南大早年学生的回忆,刘先生上课非常认真,准备充分,内容丰富,课堂气氛也很好。陈得芝教授是韩如林先生的高足,我国著名元史专家,1952年考入我校历史系,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教中国上古史的刘毓璜先生介绍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的材料,引起我很大兴趣,于是就到图书馆想借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和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来看。”刘家和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上世纪50年代曾就读于我校历史系,他在《口述史》中回忆道:“刘毓璜先生教过我《社会发展史》。刘先生上课非常认真,备课充分,内容丰富,有论有史。他的课很精彩,没有废话与空话。我们上他的课是很认真听的,并做好让他延时的思想准备。”我校历史系教授李庆余老师是国内美国史研究专家,他是1955年考入我校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在《诸师杂忆》中写道:“他们(南大历史系教师)的讲课风格不同,各有特点,印象最深的是刘毓璜老师。他上课非常认真,备课充分,内容丰富,有论有史。50年代,学术界正在热烈争辩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出现了以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与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两种不同见解。刘师在介绍这一论辩后,正正经经,放大嗓门说:‘我基本同意范先生的意见,中国在西周时代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接着分析了他自己的意见。每节课(他)都要拖上一两分钟,甚至更长。这时,他对自己拖延下课向学生表示歉意,有时还作出解释,说他的那块心爱的‘西马’手表丢了,没有表,不能掌握时间。我们对他的拖课并不厌烦,不觉得他影响了我们的课间休息,因为他的课很精彩、实惠,没有废话与空话。”
关于刘先生丢失“西马”手表的故事,经过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口口相传,现在已经成为南大历史系的美谈了。我们跟刘先生读研时,他因年事已高,系里安排我们每周去他家上一次课,一般他从上午9点钟左右开讲,一直讲到中午12点多钟,有时能拖到下午1点多,下课后等我们赶到食堂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我曾经和师兄专门讨论过刘先生的拖课问题,当时刘先生眼睛已经几乎失明,所以他已不再用什么“西马”手表了,他对时间把握的唯一参照就是他的肚子饿不饿。后来我们为了自己不挨饿,只要到刘先生家上课,当天早上一定在食堂多买几个包子。拖课固然不是什么好习惯,但这恰恰表现了刘先生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刘先生习惯在课前对教学内容进行认真准备,讲什么怎么讲都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在教学过程中,他力求把道理说深说透,生怕学生不明白,否则他就会感到心里不安。在教学方法上,他非常注重启发与互动,经常会冷不丁地抛出一个问题,如果你要回答不上来,他会略显得意地提高嗓门说:“关于这个问题——”所以在他学生的心目中,刘先生拖课是可爱的,甚至是令人尊敬的。李庆余老师在《诸师杂忆》中写道:“刘毓璜教授在课堂上几次提到他失落西马手表的故事。久而久之,成了我的一种潜意识。十年前的一天,我在南京金鹰国际商厦购物,在一楼钟表区看到了西马表。老款式、手动、长三针,价格偏低。一瞬间我想起了刘师,心想这准是他戴的那个款式,一只过时的老表。我不予考虑即买了一块。当时的心情是我为刘师找回了他那失落的心爱之物。其实,我从未戴它在手上,但每天晚上给它上发条,就像是纪念刘师例行的仪式。”
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夕的十几年间,刘先生在南大除了完成系里安排的教学任务外,还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研究活动,并曾担任过学校文献整理小组的副组长。刘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先秦思想史、周代至汉代社会制度及土地制度研究和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此外,这一时期刘先生还花了大量时间刻苦钻研马恩经典作家的原著,如《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毋庸置疑,他是一个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同时他又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经济学研究背景,因此他的学术文章理论色彩很强,具有大家的风范和气度。这一时期刘先生积累了上百万字的研究成果,几乎就是“瓜熟蒂落”了,然而此时“文革”爆发了,一切戛然而止。有时想想,人生真得很无奈。
六
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先从史学界开始的,1966年春姚文元抛出了一篇题为《论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当时史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刘先生作为一个史学专家,完全可以对这种政治色彩很浓的御用文章置之不理,但这篇文章的背后却与其二弟陈其五(刘毓珩)有所牵连。陈其五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当时部长是***,长期以来两人积怨很深。1962年,陈其五因在上海主持传达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受到***的追查。1963年,他又因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支持巴金向党交心的发言,遭到左倾路线的迫害。1965年他被错误开除党籍,调到江苏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刘先生或许是从他弟弟那里了解到这篇文章隐含的政治意义,所以在一次历史系组织讨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时,他突然情绪激烈地站了起来,提出反对意见,一方面他通过引用史料逐条驳斥姚文元的观点,另一方面对姚文元那种以势压人的霸道作风予以斥责,最后他还表示“要与姚文元较量较量”。当时大家都知道姚文元是“通天”的红人,反对他就意味着很可能会遭致杀生之祸,刘先生居然敢公开与其叫板,着实让所有人捏了一把汗。李庆余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刘师的激动惊呆了众与会者,没有想到,这位深度近视、一向埋头故纸堆的夫子,会如此激动,如此勇敢。缘由是不难寻找的,就是他那特立独行之精神,他要为学术真理而抗争。……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我的热血沸腾。刘师的事迹,应该在我校校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诸师杂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主要来自于他们的良心与良知。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但同时他们还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的事情,不同程度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所以人们有时称他们为“社会的良心”(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语)。
1966年夏秋至1967年秋,南大已基本停课,尽管校内发生了针对学校当局的“倒匡(亚明)”运动、针对江苏省委的“一二六”运动和针对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倒许风潮”,但群众运动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当权派的,而像刘先生这样的普通教师既无权可夺,亦无意夺权,所以就成了游离于运动的之外的“看客”。其间,有一次系里开批斗大会,有一位中年教师突然跳出来向刘先生发难,说他公然反驳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姚文元),要刘先生公开认罪,好在刘先生一向为人谦和,平时踏踏实实教书,勤勤恳恳做学问,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因此无人响应,刘先生算是躲过了一劫。当然,红卫兵抄家是逃不掉的,可惜的是伴随了刘先生大半生的许多珍贵图书资料,特别是凝聚着他数十年心血的几部书稿都被抄走了。虽然“文革”后退回了部分书籍资料,但书稿却不知所踪,令刘先生心痛不已。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能维持基本尊严地活着就是万幸了。
1968年1月,南大的“文革”运动开始转向了“清队”。所谓“清队”,就是对学校干部、教师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清查,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到在干部、教师中揪“叛徒”、“特务”等。刘先生的历史比较复杂,有许多问题是说不清楚的,关键是他有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高干弟弟,因此在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南大的“清队”对象,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还要不停地在校内批斗,身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面对各种迫害与羞辱,刘先生他始终泰然处之,不亢不卑,因为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挫折太多了,与其怨天尤人,不如退而结网。在“文革”期间,刘先生并没有放弃他的专业研究,他坚持学习和思考,为未来储备力量。
“文革”结束后,刘先生此时已是古稀之年,身体和精力大不如从前,但他仍坚持给本科生开大课。据当时的学生回忆:“讲授思想史的刘毓璜先生,当时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高度近视的眼睛配了一副有无数个圈的镜子,看书时像用鼻子闻书一样,凑得极近。说话声音不大,且有点含糊不清,但时不时会蹦出几声尖嗓音。开课第一讲,自然是要对教育制度的巨变感叹一番。当时他在课堂赋诗一首,印象中四言绝句的末两句好像是:‘最是令人喷饭处,一张白卷闹辽西。’他用粉笔在黑板上敲了几下,高声(其实是尖音)说:交白卷居然成为上大学的理由,妙哉妙哉。”当然,刘先生延时下课的老习惯依然没有改,拖课的美谈仍在继续。
在为本科生授课的同时,从1978年开始,系里又安排刘先生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先秦思想史》,这个专业在当时是全国唯一的,每年招收名额为两个,因此相当难考。刘先生一生涉足的专业领域较多,但压箱底的功夫还是先秦。他在《我的学术自叙》中关于为什么要选择《先秦思想史》作为自己的学术归宿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确定一个研究方向,这需要经过慎重的抉择。后来考虑到主客观有利条件,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先秦思想史这个点上。现在追想起来,促使我当时作这一选择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功利意识浓,和哲学史不一样。从历史系提出这个研究方向,的确比较合适。国内在这方面着手的还不多,在某种程度上寓有开拓意义。(二)思想史是传统文化的主心骨,边缘性强,接触面较广,先秦诸子之学又是它总的源头。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当时出现的‘争鸣’形势及其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影响,形成了千载一时的壮丽景观,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铸就了深厚的根基,对当前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具有借鉴作用。特别在‘文革’中这一学科领域受到严重的玷污和扰乱,迫切需要从正本清源上作一次系统的整理。(三)就主观条件说,我在家塾和学校教育环境下,对先秦史籍、文献阅读较多,下过一番功夫,心里有个底。现在有机会系统地温故知新,觉得父亲对我的哲理启迪,大学讲坛上老师对我的殷切教诲,都足以提示我再接再励,开动新的思路。再想这些,就是祖父要求我的死记硬背,也不失为必要的资助。(四)我在五十年代对‘亚细亚形态’的研讨,虽没有继续深入下去,至少已开始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奴隶制基本上把握了一些要害,有了一定的论证基础。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韩非子新注》一书(后由我校出版社出版)的审稿、定稿工作。在将近一年中,与大家一起琢磨字句、商量学问,为全面研治先秦学术思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确定了研究方向后,刘先生便全心身地投入到构建其学术体系的研究中。以前他积累的资料和书稿“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了,所以他只能凭记忆,有的还要重新找书核实补充。十年“文革”对刘先生的身体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的手臂瘦得就像一根芦柴棒,嘴里的牙齿也剩不了几颗,最要命的是南京某大医院给他服用了一种治疗心脏病的新药(当时这种药物的副作用还不完全清楚,后来证明会严重损害视力),致使刘先生的眼睛几乎失明。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每当他心情沉重地对人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表情都十分委屈,却又万般无奈。碍于视力,刘先生不得不将研究内容口授于录音带上,再由研究生帮助整理成文字。从1978年至1983年五年间,刘先生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陆续在《历史研究》、《中国哲学》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关于孔子的重新评价》、《法家学说形成和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论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等重要学术论文,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和好评。1984年,刘先生将他“文革”后发表的近20篇论文汇编整理,编成《先秦诸子初探》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先生自己对此书的评述是:“在此书中,我就先秦诸子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几乎涉及到先秦诸子的各家各派,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显然,刘先生自己过谦了,在当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先秦诸子初探》一书被评为一等奖,当时所有奖项加起来不过四五十项,一等奖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完成了《先秦诸子初探》后,刘先生又开始着手《先秦诸子续探》和《先秦思想史纲》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并已完成了编写提纲。他给我们上课时,很多内容都是他新近的研究成果,确实是见地独到,内容新颖。遗憾的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竟未能完成此愿!
七
《先秦思想史》开山立派了,刘毓璜先生是开山鼻祖兼掌门人。系里虽然每年安排了《先秦思想史》两个研究生招收名额,但1984年以前每年都只招收了一人,究其原因,一是该专业主要和先秦典籍打交道,对于古汉语的要求比较高,常用的《尚书》、《左传》、《国语》等,哪本书都不好对付,更不用说大部头的《十三经注疏》了,上下两册,就像两块大砖头,拿在手里,头都大了。做学问先得学“小学”,考据、训诂、音韵、古文字等知识多少得懂一点儿,否则根本没法混;二是思想史虽然归为“史”类,但研究内容主要是“哲”,因而对思辨能力要求比较高,哲学基础要好,这样写起文章来才能玄而又玄,大放异彩;三是刘先生带学生一贯以“严”著称,不像跟其他老师那样好混,所以本校的学生一般都不愿意报考他的研究生,外校的学生摸不着深浅,也不敢报考。
刘先生开山之后,先后有十余人投到他的门下求学,按照入门先后依次叙于兹:
七八、七九两级,刘先生带的都是本校留校的青年教师,他们都是“文革”时期培养出来的工农兵学员,属于回炉再深造,但对我们而言,他们应该是大师兄和二师兄。大师兄陈效红研究生毕业后仍留在系里当教师,后来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七九级的二师兄邹旭光毕业后也留在系里当教师。我在学校时曾给他代一个月的课,当时他给高年级开设了一门《先秦诸子选读》的课程,我因为要拿“教学实践”的2个学分,就去和他商量,想代上他的课,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让我回家认真准备,下周开始讲《老子》,每周两个课时,一个月共八个课时,说完后他突然抬起头来很认真地问我:“讲《老子》,八个课时够不够?要不要再加一个月?”我当时有点儿受宠若惊,因为一般教师是不愿意让研究生代课,就连声说“够了够了”。上课那天早上,我们约好在学校门口碰头,他推着一辆破自行车,车龙头上挂着一只破公文包,领着我一路晃悠地进了教室。代课结束后,我拿着“教学实践”的表格找他写评语,他大笔一挥写上“优秀”二字。
刘先生八〇级的研究生是从陕西考过来的,名叫臧振,此前他在陕西穷乡僻壤的中学里当了十年中学老师(这是他自己的原话),研究生毕业后分到陕师大历史系当教师了。
八一级是谁?我至今不知。
八二级是应海康,他与我过从甚密,也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才报考了刘先生的研究生。应海康年少聪慧,博闻强记,酷爱历史,高考时历史单科89分,这个分数在文科卷里算高分了,但外语与政治均不及格,后来被破格录取南大历史系大专班,进而专升本,毕业后又投到刘先生门下。此人口才甚好,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正史,他在课间讲野史,野史的风头大有盖过正史之势。他毕业后分到了南京博物院工作,不久辞职去做古董生意,在南京瞻园路开了一家古玩店。
八三级是颜世安。据说颜的祖父也是“小学”大家,颇有名气,故而他学风严谨扎实,肯下死功夫,深得刘先生赏识,刘先生带我们时常常拿他当正面典型来教育我们,他毕业后留校。
八四级刘先生破天荒招收了三名弟子:蒋重跃、全根先和范卫红,他们都是本校的毕业生,其中范卫红是刘先生招收的唯一女弟子。蒋重跃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一家研究机构工作,后来他将他读研期间的论文扩写成《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一书,201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业上算是对刘先生有所交代了。全根先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文献》编辑室工作,我毕业前后还去北京看过他。1994年,即刘先生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将刘先生的《我的学术自传》编辑发表在《文献》上,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范卫红毕业后分配到人民银行江苏分行工作。
八五级是我和师兄王培德,我们是刘先生带的最后一届研究生,俗称关门弟子。按照江湖上的规矩,一般大师兄(开山弟子)和关门弟子理应受到老师的最多关照,可惜当初我们没能很好地珍惜这一机会,多向刘先生讨学一点儿绝学。
八
我本科学的是中文,大三时就动了考研的念头,但是不想再继续学中文,因为文学是非常个性化的,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仅仅是他个人的感受,却不一定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最好是本硕博来一个文史哲大循环,即本科学中文,学会文字表述的技巧与方法;硕士学历史,学会收集和整理各种资料;博士学哲学,学会思辨与分析的基本方法。文学教人学会欣赏世界,历史教人学会感知世界,而哲学则教人学会认识世界。这是我改学历史的原因之一。
我改学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到了应海康的影响,那段时间他反复对我强调:“你改学历史绝对合适!”尤其是他投到刘先生门下后,整天把刘先生吹得神乎其神,令人心向往之。当时报“先秦思想史”共考五门科目,政治、外语是公共科目,专业基础是历史综合和古代汉语,专业科目是先秦思想史。我的强项是古代汉语,弱项是历史综合(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等),其他三门大家基本一样,所以跨系考研我并不太吃亏。考试结果出来后,如我所料,古代汉语和先秦思想史考得都不错,政治、外语和历史综合都不及格,其中外语考了59分,幸好那年外语的分数线划在50分,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那年《先秦思想史》专业共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师兄王培德是从贵阳考过来的,据说他的专业课目在全国考生中名列第一,是一匹地地道道的黑马。师兄大我五岁,个子不高,深度近视,走路四平八稳的,为人有点儿拘谨,不苟言笑,开始以为他是装的,后来整天在一起混熟了,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到学校报到不久,学校电教中心通知我们去领一台录音机和若干录音带回来,因为我们是刘先生的最后一届研究生,因此要求我们对刘先生的所有授课内容进行录音,学校要作为资料保存。南大此举确实是有远见的,刘先生给我们授课几百小时全部录下来了,这是一笔多大的财富啊!当然,我们也受录音之累,因为刘先生知道要录音,所以讲课格外认真,每次一定要录满三盘磁带(三个小时),如果上课的时候有人来访或需要讨论,他就会要求停止录音,中间停顿的时间用延时补上,三拖两拖,食堂关门了。有时我们也会借录音耍点儿小伎俩,在刘先生讲到兴头上的时候告诉他录音带到头了,他会一脸愕然地问:“磁带到头了?那就算了吧。”圣人有的时候像小孩,好像孟子说过,只要方法对头,圣人更容易欺骗。诸位师兄不会怪罪于我吧?我也是被肚皮逼的。
第一次去刘先生家上课,是全根先领我们去的。刘先生住南大职工宿舍的“二号新村”,一套两室半的房子,总面积不会超过70平米,两间朝南的房间,一间是刘先生的小儿子和媳妇住,一间是刘先生和师母住,朝北的一小间是大儿子一个人住。刘先生住的那间房既是卧室(真不该用这个词,其实就是睡觉的地方),又是书房,也是老两口吃饭的地方。如果我们去上课,靠书桌的两张小沙发,我和师兄一人一张,这里就是课堂,如果有客人来访,我和师兄就躲到小阳台上抽烟,这里又是会客室。这就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拥挤、逼仄、混乱、灰暗……至今想来,鼻子发酸。
刘先生此时已经七十六七了,他很少出去走动,每天起床后基本就坐在书桌前,涉及到的动词只有“读”与“写”。刘先生的书桌上摞满了书,中间只有一尺左右的空间是用于写作的,所以从他的背后看过去,他真像是把头埋在故纸堆里。刘先生很清瘦,因此显得很儒雅,脸上气色尚可,微显红润,口中牙齿大多脱落,因而两颊有些瘪陷,说话时口齿也有点含混,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因药物所致,刘先生的视力几近失明,借助放大镜尚能勉强阅读,所以他的目光似乎永远漂浮在远方,略空洞,似遐想。
第一学年,刘先生给我们开设的是“经子选读”,每周授课一次,每次约三小时。刘先生从《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礼记》等经史典籍中选取部分精华章节进行讲析,比如《尚书》,他选取的是《甘誓》、《牧誓》和《盘庚》诸篇。《尚书》的文字佶屈聱牙,文学价值并不高,所以我在学中文时基本是一带而过,但对于研究上古史来说,《尚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刘先生讲析得格外认真。刘先生讲析《尚书》,首先介绍版本,他推荐的是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杨筠如的《尚书核诂》;其次,《尚书》的真伪之辩持续了两千多年。《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至春秋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将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焚毁,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现在流行于世的今文《尚书》、古文《尚书》都是汉代从民间征集而来的,其中窜入了许多伪作,因此刘先生在讲析具体篇章时先要辨明真伪,从而确定其史料价值,例如《甘誓》,刘先生认为是“大半真”,一是《史记》中收录此篇,内容基本是照抄的,只改变了一些文字;二是《墨子·明鬼下》中也有此篇,但内容有所不同,一般研究者不取,可作参考;再此,以“史论结合”的方法讲析具体内容。刘先生一贯强调“史”为依据,“论”为升华,他在为我们讲析《盘庚》三篇时,以“论”为先导,谈了三点:一、关于《盘庚》三篇的次序,他认为清代俞樾解决得比较好。三篇讲话的时间、地点、对象等均不同,根据这几个要素分析,其合理次序应为中、下、上;二、《盘庚》三篇反映了商代宗族奴隶制双轨统治的特点——行政统治和宗族统治;另有一些人说是三重统治——行政统治、宗族统治和宗教统治,神权在政权和族权两方面起到纽带作用;三、《盘庚》三篇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复杂的阶级构成以及“民”与“众”的关系。刘先生认为,“众”是相对于宗族统治的称呼。“众”是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同时他们也是族众,是宗族集体的成员;“民”在本质上仍然是“众”,但这是相对于行政统治下的称呼。比较《盘庚》三篇,“众”的概念有所变化与发展,中篇主要指井田上的劳作民众;上篇已扩大到臣众、族众,适用范围越来越广,同时也失去了实用价值,因此到了商末周初,“众”已不适用了;下篇则主要是指那些蛊惑人心的贵族。以上三点,是刘先生研析《盘庚》三篇多年的独到体会,一经他点拨,我们茅塞顿开,学习《盘庚》三篇时只要能够把握住刘先生提示的要领和重点,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确实是受益良多。学完经史典籍后,再学诸子之学,儒、墨、道、法、名、阴阳五行、黄老之学……所选篇目,既要能反映学派的核心思想,又要能与其他学派形成比较,比如《庄子》,选学《大宗师》、《知北游》和《齐物论》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与其他学派思想形成鲜明的反差与对比,其思想特点也就凸显出来了。此外,刘先生还要求我们努力学习和培养顾炎武那种“只管开山取铜,不捡废铜烂铁”的治学精神。他要求我们,一、必须坚持从头到尾通读原书的“白文”,即无任何标注的原文;二、一年之内必须完成收集整理卡片1000张,每张卡片必须包含原文、出处、简析、用途和比较等内容,年底他要检查;三、一年之内必须完成2—4篇心得体会,如果2篇必须五千字以上,如果4篇必须三千字以上。
第二学年,刘先生同时为我们开设了《先秦思想史》和《经典著作选读》两门课。我从未见过如此认真的老先生,还没开始上课,就先研究起我们来,他居然把《国务院学位条例》和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借回来仔细研究,根据文件要求来确定授课内容与形式,反正就是不让我们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