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初曾在我校历史系学习）
刘家和先生，江苏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他少年历经曲折，四进私塾读古书，为其一生打上了浓厚的文化底色；青年时期，游学南方，亲得钱穆、冯振、唐君毅等大师教诲；50年代在江南大学、我校短期学习后入辅仁，自此与北师大结下不解之缘。刘家和先生是少有的学贯中西、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的史家，在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上卓有成就。他豁达谦和，关爱后学，乃忠厚仁者。我们可以在刘家和先生的讲述中，探寻他别样的成长道路，领略他繁茂的人生风景。
(一)进私塾读古书
我于1928年12月20日生于江苏六合。那时候六合是靠近南京的一个小县城，现在是南京市的六合区，古称棠邑，后因境内有六合山而易名为六合。棠邑最早的文字记载为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 559年)。时为吴楚交界吴国的重镇，到了西汉已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大邑，及至隋唐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人口的积聚和集市的繁荣，使六合成为大江南北陆路运输的要道。
我小时候，六合已经开始没落。我家门口的几间房子那时候租给了一个买卖铁锅的商户。当时很多地方都没有铁路，商户要进货，多半是用水路。从江西把铁锅以及其他一些瓷器等怕破损的器皿用轮船沿长江运到南京，然后换小船经滁河运到六合，或去往滁州、乌衣等地。县城是小小的中转地。六合县有很多河道，通往竹镇等更小的集镇。每逢小集镇的赶集日，人们就通过小河道将货物疏散到小集镇上。
那时候我们坐小轮船去南京要五、六个小时，早上出发，下午到南京。因为河道很曲折，一路还是逆流。很多人通过陆路去往南京都要经过六合。一般大家都是骑马、骑驴或者乘轿子前往。抗战前部分地区通了公路，但也是路很曲折，颠簸得很厉害，到南京也得两三个小时。那时候的人不是坐公共汽车，而是坐大卡车，卡车上扎着大篷，大家站在卡车里，年纪大的人一般都受不了。后来各地都通了铁路，水路运输渐渐开始没落。六合也随着没落了。现在不一样了，城市通了高速公路，半小时就可以到南京了。
我们家乡，在清朝的时候读书的人就很多，旧学比较兴盛，但西学东渐后南京已经有了很多新学。可我们小县城里，还是比较落后。我出生懂事以后，六合小县城里已经有了公办的小学，还有些私立中学、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
我家里原来是个大家族，在县城很有名望。后来各房分家以后，家势就小了很多。我父亲这一房还算是守业守得比较好，其他各房后来都没落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我父亲和我母亲成亲之前还有一房妻子，但很早就过世了。父亲为了讲排场，对前妻的丧事大操大办，欠了很多外债。我母亲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嫁进门以后才发现家中是这种状况，母亲就把外婆给的首饰拿出来卖了还账，好不容易还完了账，却又遇到另一件天大的事，我父亲去世了。
1932年秋天，我父亲过世了。我是1928年年底出生的，出生后按照家里的规矩，我被过继给父亲的前妻，所以我称呼父亲的前妻为“母亲”，称我亲生母亲为“娘”。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四岁，那时候还不懂事，对于死没有任何概念。记得父亲是夜里过世的，母亲一直在父亲那边照顾着，我由另外一个亲戚照看着。第二天一醒来，我的一个堂兄带我过到父亲住的屋子里，看见一屋子人都在哭，我母亲也在床边悲痛地哭着。父亲躺在床上，已经穿好衣服了。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哭，但也跟着哭了起来。大人就让我离开了，后来我问堂兄，发生什么事情了。堂兄对我说，伯父升天了，我还傻乎乎地问：升天了？那我怎么没有看见梯子？人怎么还在床上躺着？你明明在骗我。他又说，灵魂升天了。我又问，什么是灵魂。他始终也没有给我讲明白。后来我问了他一句话：父亲还能起来么？我以后叫他还能答应我么？他对我摇头。我突然明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哇”的大声哭了起来。后来入殓，停棺，我才明白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父亲去世以后，按照家里传统丧事也办得很排场。家庭又重新陷入了外债累累的困境。我家有一些私产，在县城有一些房子，一共有六进。前面四进出租给别人做商铺。我和母亲住在后面两进里面。家里只有两口人，靠出租房子的租金，日子过得还算宽裕。为了不让我们家里过于寂寞凄凉，我一个表姑过来和我们一起住，陪陪我母亲和我，也算是有个照应。
我父母亲那一代人不懂新学，更是没有接触过任何新学，也没有学可以上。我外婆家里条件比较好，那时候外公在外做生意，请了个先生给我舅舅教私塾，我母亲就随着哥哥跟老先生读点旧书，懂一些古文。
父亲是在秋天过世，过了旧历年，1933年春天，在我四岁多一点的时候被母亲送进一家私塾跟着先生读旧学。那时候教会学校是有幼儿园的，但我母亲不信洋人那一套，执意把我送进了私塾。记得家里人送我进私塾的第一天，首先在孔夫子画像前摆好香案，点上香、烛，让我磕头；给孔夫子磕头以后，又给先生磕头。现在我对夫子画像边的对联仍然印象深刻：“德侔天地，道贯古今”，横批是“万世师表”。虽然从小在家里祭祖时也磕过不少头，可是这次的磕头好像特别严肃可怕，很想哭，又不敢哭。记得老先生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堂上，下面坐着七八个都比我大的小孩子，每个人有一个书桌。私塾里的启蒙课本，一为《百家姓》，一为《三字经》，一为《千字文》，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国文教科书也已经开始读了。一开始老师只管给我们领读，简单讲解。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就是习字。习字课也很有意思，开始用毛笔写字，先在白麻纸上画上若干约一寸的方格，再由老师在格内写上端正的楷书字，叫做“仿影”，学生就以此作底，套上另一张白纸，跟着书写，相当于一般所谓的描红。每日除念书外，一定要写大字若干，送交老师核判，老师在字的旁边用红笔作圈、点、杠、叉等记号以代评分，或予以改正。
私塾期间我也有一次逃学的经历。那时候我不想去私塾。原因主要是因为私塾里还有很多我家族里的小孩子，他们经常嫌弃我，因为我没有父亲，和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他们经常带好多玩具去私塾，还嘲笑我没有玩具。那时候我幼小的心灵意识到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加之我性格比较内向，我更喜欢自己待在家里研究一下家里的古书、书画、楹联，自得其乐。我那时候能够背下很多对子，对那些名家的书画作品也很感兴趣。有一次，我就是不想去私塾，母亲很生气，打了我，一边打一边说：“你怎么那么不争气，不读书哪有什么出息！”打完我之后母亲很伤心地哭了。我看到母亲伤心的样子，心里受到了震撼。从那以后，我就立志要好好学习，不让母亲伤心。我这么想，也这么做了，我从小到大读书都读得非常好，这是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的。
就在这样压抑的气氛里，天天读书、背书、写字，大约两年时间读完这些旧式课本。后来我一位表姨觉得这样不行，还是要送进公办小学去，1935年秋天我就开始进入到小学学习。还记得小学叫做“六峰小学”，为什么叫“六峰”呢？因为六合县有寒山、狮子、石人、双鸡、芙蓉、高妙六峰相接，故以此为名。清代建“六峰书院”，后来改为“六峰小学”。
(二)不幸的童年
那时候，小学已经实行了新学制，即四、二制。学校的教科书已不再从《三字经》读起，而采用开明书店编的“国语”教科书。
小学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等。上小学，不用向孔夫子和老师磕头，还有下课的休息。气氛宽松得多，只是教室的正前上方，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两旁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上面有“天下为公”的横批，让我很快就联想到孔夫子像两边的对联和上方的横批。
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从私塾转过来，上的是一年级下。我读惯了文言文，读不惯白话文，适应不了新学校，反映迟钝，显得很笨，有些跟不上功课的进程。国语还可以，算术就不行了。自小我就喜欢钻牛角尖，不懂的知识，很执拗，一定要坚持弄懂。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我比较愚钝。一件是，那时候刚开始接触阿拉伯数字，之前在私塾里学过数字，但都是汉语数字。开始学新式的阿拉伯数字，1到10还可以，很快就学会了，但学到十进制以后就搞不懂了，老师叫我写11，我就写成了“101”，老师说你这不是11，给我说前面的1在十位数上代表1个10，我还是没明白。于是回家向我母亲讨教，我母亲也没有接触过阿拉伯数字，起初也不明白；后来我把老师给我说的转述给她，母亲因为会珠算，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拿来算盘给我演示十进制——什么是个位、十位、百位数——算盘上每一行代表一个位，我就明白了。第一个学期我数学很不好，经过母亲给我讲习以后，慢慢就跟上了。
另一件事情是，老师给我们留了一篇作文《暑假里的生活》，因为我不理解“作文”是什么意思，就工工整整地用小楷抄写了满满的一页“暑假里的生活”六个字。交上去以后，老师哭笑不得，问：“你不懂我的题目么？”我说不明白。老师又让我回家问家人，结果我母亲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向邻居一个读过小学的学徒讨问，由他给我写了一个底稿，我抄写了一个交上去了，结果老师还是问：“这是你写的么？”我说是我写的。老师看我不明白，又问：“底稿是你写的么？”我诚实地说是别人写的底稿，我抄写下来的。老师后来似乎有些无奈，仔细地解释给我说：“这个作文就是让你写一篇关于你在暑假里做过的有意义的活动。”我又问：“什么是有意义的活动？”老师又解释说：“就是除了吃饭、睡觉等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之外，让你觉得有特别的感觉，比如伤心、开心的事情。”我这才明白过来，心里想，如果题目改为“暑假纪事”或“暑假见闻”，那么我就明白，就会写了。我不懂什么叫“生活”，因为从前读过的蒙学课本和国文里都没有见过这个白话文的词儿。于是写了一篇我出游的事情交了上去。实际上，我自小很少出游，平常就在家读书、练字，闲时就看壁上挂的字画，看字时眼看心摹，看画时心游山水，时常能看得出神。由此可见，我从私塾旧学转到小学新学以后的不适应，以及我的愚钝。
小学刚刚上了一年多，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南京沦陷，邻近南京的六合随之陷入日寇之手。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一直轰炸周边的县城。在攻打南京的时候，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了南京。因此当时的南京市民要想逃离南京，只有从北边过长江，到浦口再通过铁路逃往徐州、郑州等后方。那时候形势严峻，哪里有那么多的船只运送逃难的人们？据人们说，很多人抱着一块木板，有的人抱着木箱子、门板，甚至是一大捆稻草过河。稻草在江里被冲散后，很多人都被淹死了。尸体顺流而下，漂到了我们县附近的江边上，很恐怖。于是我母亲也带着我逃到了乡下的亲戚家里避难。
刚开始我和母亲逃到一个小集镇。之前我家每逢遇到难处，都是外婆家里接济，包括给父亲还外债。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过世时，我外公也恰巧在前几天过世。对于母亲，这无疑是内忧外患一起到来。外公的过世是因为舅舅在上海经营期货亏损严重，导致家产受累，忧心劳神。我母亲逃难的时候，外婆家里也没有什么可以接济我们的了，只能靠一些田租的谷子度日。
逃出县城以后，我在集镇上依旧跟着私塾老先生读旧书。但是集镇也不太平，虽然没有日本人过来扫荡，但经常有日本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我们有时候都吓得不敢出门。有一次，去私塾读书，刚好碰到日本飞机过来，这次是动真格的，往集镇扔炸弹。很多房子都被炸毁了，燃起了熊熊大火。我很害怕，和很多小伙伴一起不回头地拼命往家里跑。轰炸的同时，从飞机上有机关枪在往道路上扫射，“突突突”的声音在耳边回旋，我觉得子弹就在自己身边“嗖嗖”地闪过，心里怕得要命。路被子弹打得尘土飞扬，所幸我命大，没有受伤。后来我知道，有一些读书的小伙伴***了。我母亲很害怕，收拾东西就又往更远的村里逃，想着那里离城市远，应该比较安全。现在想起来，我也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小孩子受那种罪，是多么悲惨的事情。
(三)曲折的教育
那时候乡下疟疾横行，很多人都因为染上疟疾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了。我也不幸被染上了。其实疟疾并不是不能治疗的病，但那时候日本人占领了所有城市，连集镇也被炸毁了。染了疟疾，没有渠道可以买到药，大家只能在家里扛着。我母亲一直在我身边守着。我一段时间里冷得发抖，因为逃难时走得急，连冬衣也没有带，母亲只好四处找旧衣服，拆一些旧棉花给我做棉衣。有一天，我发烧发得特别厉害，嗓子干得冒火，想喝热水，母亲给我去烧水了。我靠在床头，突然觉得眼前模模糊糊地有两个鬼影在晃，心里特别害怕，心想我应该是不行了，小鬼都过来收我的命了，所以对母亲说：“不必烧水了，我不用了。”母亲急忙跑过来，我眼前又突然什么都没了。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发烧把脑子给烧糊涂了，出现了幻象。后来，母亲花了很多心思，辗转找到了一些“金鸡纳霜”，才算是把我的疟疾治好了，我也算是死里逃生了。那时候的生活过得真是悲惨，每天盼望着日本人早点走。
大概在1939年，日本人一直占据在县城里，丝毫没有要撤走的意思，但局势已经相对稳定了些。很多人都搬回了县城里，我们因为在农村里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全靠着带出来的一些钱和少量土地收入，勉强够母子吃饭，于是也搬回了县城里。回到家里发现屋子里被洗劫一空，凡是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连一座钟都没有留下。所幸房子还在，没有被烧毁，那时候很多人的房子都被炸坏、烧掉了。我们家那时候多少代积累下来，还是有一些古物，全部都被抢走了，甚至衣柜都被抢走了。
回到县城，我也是先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后来得知美国贵格会办的小学在招生，当时日本人也在县城里办学校，因为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日本人和美国人还相安无事。我们因为痛恨日本人，我母亲送我去教会学校，于是1939年底我考进了教会学校。
在县城里，我们都要办“良民证”，要按手印。平日里都要带在身上，要是遇到检查，一定要给日本人鞠躬，赶紧把“良民证”拿出来，动作慢了定是要遭到毒打，要是没有，那就更是遭了殃，不知道要被抓去哪里，生死难卜。回来以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惨案，我们都有所听闻，大家都被吓得胆战心惊。我们也有亲戚被屠杀了，很多人都失踪了。大家整日人心惶惶的，都担心不知道自己哪天也被莫名其妙地杀了。
日子还得过。在教会学校里，我开始学习用直接法教的英文。什么是直接法英语呢——老师是一位传教士，他会说汉语，但他上课时一句汉语都不说。我记得第一课就是教四个单词“book、box、pen、pencil”，老师在课堂上拿东西给我们看。第二课教“This is a book.That is a pen.”，英文字母不是单独教，就是在平时课堂里穿插地教，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字母表。后来我一直都不喜欢用手拼写单词的字母，喜欢用嘴很快地拼出来。那时候英文课堂上，老师们很随便，我们即使说错了，老师也不责怪我们，而是耐心地纠正我们。我觉得教会学校的课堂比小学里的宽松、自由多了，很是开心。英文也学得很好，每次考试都得高分，这给我奠定了爱好学习英文的浓厚兴趣的基础。
当时像所有的教会学校一样，贵格会教会学校也开设了宗教课，学《圣经》。其他课考试60分及格，而宗教课的及格标准是70分。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诵《新旧约》，每个星期日还得上教堂做礼拜，听传道，背祈祷文。因为周日上午要做礼拜，周六下午照例放假。
记得刚上这所学校，处处感到陌生。教室里连孙中山先生的像也没有，前上方是空空的；到教堂做礼拜，也看不到神像，牧师在台上讲道，背后也是空空的。上帝在哪里？“上帝在我们心中。”我似懂非懂，但是没有压抑感。因为在私塾和小学里，非常强调要尊师，要恪守礼仪，不能逾越。当然教会学校也讲究对人有礼、诚实、敬业，不过不限制个人自由，连信教与否都不作为能否就学的条件。他们是在用各种方式(例如唱诗班、中英文读经班、圣诞节活动等)劝导你信教，而不是强拉你信教。我当时对这些活动都有兴趣，可是心里就是信不了基督教(什么教也不信)。当时很恨日本人，觉得美国人是中国的朋友，美国老师对学生的确很和蔼，对学生即使批评也是讲道理，根本就没有对于学生的体罚，与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最初对宗教课不习惯，觉得其内容和我读的中国书相去太远。但是逐渐对唱诗班的活动、圣诞节的活动也有了一种美好的感觉，甚至现在一到平安夜，听到唱诗班的歌声，我就会很怀念那段在教会学校的日子。这成为我毕生的美好回忆之一。
小学读完，开始继续上教会办的中学。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老师被迫离开。学校没有了，只好又跟着私塾老先生读旧书，读《四书》、《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等。
这里我要说说《幼学琼林》，共四卷，全书都是骈体文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我很会背书，每天背得又多、又快、又好。上初中时文言文写得已经比较通顺、老到，也会作格律诗了，白话文却不够标准。书中对许多成语的出处做了介绍，所以我掌握了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那时候我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了。我们那个年代跟着先生读旧书的，不少人都读过这本书，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读完《幼学琼林》以后，我就已经学会了韵律，会做对子了。这里要讲一段经历，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前，我刚刚学会说话不久，我母亲就教我背诗，那时候我母亲教我背的是《千家诗》，把每一首诗串联起来，像儿歌一样背。上私塾前就已经会背上百首诗了，后来上私塾先生叫我们背诗，那时候好多诗早就会背了。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古文学习很有帮助。
(四)重返私塾
那时候不但每天早晨都要背书，每逢初一还要背上一个月所学的书，逢十五要背上半个月的书。背书前每个学生先将需背书中的若干页折叠好，双手捧置于老师面前的书桌上，对先生拱手作揖，然后背师而立，开始背诵。我想“背书”就是来源于此吧。假如未曾背熟中途接不下去，老师有时会提醒一句；倘若依然未能接着背下去，老师就会将书扔在地下，这时只好暂时停背，拾起来站在旁边再念(有的地方拾起来要先放在头上顶一下，以示对书歉疚之意，然后再念)，依次由其他同学去背，等到都已背完，再由原来的接着去背；这时如果再背不下去，那就要挨戒尺(俗称手板)了。戒尺一般手握的一端稍细，便于握紧用力，挨打时都由左手掌承受，因恐右手挨打肿胀后，无法执笔写字。因此，学生都认为上学尤其是背书是一大苦事。至于因体罚学生而家长提出抗议，那是绝对没有的事，反而认为不用体罚的老师是“教不严，师之惰”。无论念什么，都要背熟，所以在校时间，主要是反复熟读，并高声朗诵，因每个学生所念的书并不相同，听起来总是一片嘈杂声。老师只要听不到这种声音，就知道是在偷懒，于是就大声叱责，催促再念。
我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学作文。对于青少年来说，背书不难，有时又很难。字懂、句懂、段落大意懂，背起来就很容易；字不懂、句不懂、段落大意不懂，背起来就很难。背《论语》的“学而时习之”，这有何难？可是要背《中庸》，那就难了。当时童谚说：“中庸中庸，手心打得通红。”我当时背《中庸》也很头痛，就是因为对于其中所说自己似懂非懂。为了背快、背熟、背牢，我就尽力一字一句地弄懂书的意思，结果成绩很不错，每天能背的书比常规多一半，而且背得熟，逐渐成为背书能手。除了挨日文老师打以外，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打。
1942年到1944年期间，我也上过县里办的中学，当时已经是亡国奴了。这里有一段故事。因为当时官办中学虽然由日本人控制，但依然还有中国老师在讲课。中国老师在官办学校教书，但也是很爱国的。还记得英文老师曾经给我们讲了法国的《最后的一课》，最后那句“法兰西万岁”令我们印象深刻。我们知道自己是亡国奴，非常恨日本人，我们班里的同学都有这样的情愫。现在看来，这句话当时我们读起来简直有切肤之感。大片国土已经沦陷，如果再忘掉自己的历史文化，那就要彻底亡国，这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为什么我能一直读古书，就是因为感到这是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能割舍。
日本老师给我们讲习日文的时候，我们谁都不听讲，后来抽问考试的时候，全班同学都说不会。日本教员开始打板子，大家都伸出手来挨打，包括所有女同学都非常勇敢，全班同学没有一个露出怯意。后来学校的中国老师听说这件事都流泪了，悄悄对大家说：“大家很勇敢，做得很好，中国不会亡国的！”日本教员见状无奈，后来的课程也就做做表面文章，没有真正推行下去。当时痛恨学日文，越是痛恨学日文，就越是爱学中国古文，所以就是在上县里办的中学时，我也几乎没有中断过跟着老先生读古书、学古文。
上私人办的补习馆时我从师学古文、数学和英文。这时对读古书上了瘾，对数学的推理(尤其是几何学)和英文也很有兴趣。当时，我已经开始作诗。有一首诗老师给我改了一下，我还记得：“昨夜悬明月，今朝雨意浓。风云诚不测，使我感无穷。”当时的老先生讲古文，对于一些关键性的字，常会讲它是怎么来的，写出它的篆体，说出它的古音，逐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稍微读了一点书，就问先生这些是怎么学来的，先生说首先要读《说文解字》，以后讲字，有时就会打开《说文》指着书给我讲。这是我接触《说文》的开始。先生不仅善于讲书解字，而且善于教学生读书写文。先是教学生按照一定的音调朗诵、背诵古文，等到你对一篇新文章能够自己朗诵出一点味道的时候，他就开始要你作文了。教的方法也很有趣，每次他都从一部书里选一段短文(开始才一二百字，以后逐渐加长一些)，先朗读一篇，解说大意，再朗诵一遍。接着就开始让我们依样画葫芦，凡是已经背得的，可以照原文默写出来；记不得的，就自己“狗尾续貂”，用自己可怜的文言文补上。为了自己的“续貂”不至于太难堪，我们再朗读古文时，就一边朗读，一边揣摩人家的文章是怎么写的。就这样，读书和作文结合得比较紧密，作古文的水平上得也比较快而且自然。我也就对读古书有了深厚的兴趣。
在补习馆里，有位老先生姓汪，我们称之为汪先生，教我们几何，他还是个诗人。我在学校里学习过数学，代数还不错，但尚未学几何。汪先生给我们复习代数，讲到a0的时候，说a可以是任何数。我非常不理解a0为什么等于1，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来，问别人，别人也说不出来，给我说背下来就可以了，管它是怎么推出来的，后来我向汪先生讨问。先生给我举了个例子，说a×a=a(1+1)=a2可以理解么？我说可以理解。那a÷a=a(1-1)=ao能理解么？我说能理解。汪先生又说任何数除以它本身等于几？说完后我顿时明白了。后来我一直遵循这个原则，就是任何公式和概念我都要理解吃透，绝不死记硬背。
汪先生给我们讲几何点、线、面、体的概念。曾在黑板上用粉笔点了一点，问大家：“这是什么？”大家都说是点，唯独我说的是“体”，先生问我为什么，我说点是两条线的交汇处，线和线交汇在空间里面应该是一个坐标上的位置，实际不占有空间，而这个点里面还有很多粉笔灰，也是有体积的，所以是“体”才对。先生对我点了点头。后来他一直很钟爱我这个学生，经常带我出去在河边散步。还给我诵诗，讲故事，教我作诗。现在还记得他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就是曾国藩被戏弄的经历。他说曾国藩功名不高，只是“赐同进士出身”。按清朝科举制度，皇帝主持(至少在名义上)的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为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称“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只是三流的“赐同进士出身”。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去看一个老朋友，他的老朋友在看自己的小妾洗脚。故曾国藩戏谑地说道：“看如夫人洗脚”，老朋友听后立即对了一句“赐同进士出身”反讽他。曾国藩觉得狼狈之极，仓皇告辞而去。他讲过的这种小故事不胜枚举，年少时引起了我对古文深厚的兴趣。我一直很佩服他，心里想，这个老先生胸中古文和数学怎么都能熟练地掌握？汪先生对我年少时学习古文、数学都影响很深。我出来以后再也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去世了，我很难过，现在还很怀念他。
总算起来，我在相当于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高中一年级的这段时间里，只上过将近四年小学(期间还有中断)、两年初中、不满一年高一。其余时间，不是上传统私塾，就是上变相私塾——补习馆，所学除中国古书，就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的知识接近于零。
(五)我是怎样戴上眼镜的？(上)
1945年，当我在本县一所私立高中读高一的时候，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其实，这所私立高中就是一个变相的补习馆，而且是刚开始试办，只有高一一个班。所开设的课程主要仍然是国文(是文言文，不是国语)、数学(仍然学几何，不是三角)和英文，历史、地理是附带的课，没有化学或物理课。这时我对中国传统学术已经有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在我的头脑里，没有什么文史哲的区别，凡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书，我都很爱读。当时床头案边常放着《国语》、《春秋三传》(世界书局所编三卷本宋元人注“四书五经”里的一本)等书，不时浏览。
抗战胜利了，大概因为不少老师又有了其他工作，我所就读的这所私立高中又停办了。这样，在六合县城继续读高中的可能不复存在，只好准备到就近的南京去读书。那时我们对于南京的中学情况了解很少，而且我这样一路学来，又没有正式的学业文凭，怎样才能找一个学校就读呢？正在为难的时候，一位从前的同学从南京回六合度寒假。我们相见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上学，学校还不错，校长是一位留学美国和德国回来的博士，老师水平相当好，现在招生名额还没有满，高一、高二下学期，都要招插班生，而且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他可以带我们去报考。有了这个消息，我心里就有了一点底数。可是，该报考高一下学期插班还是报考高二下学期插班呢？这又成了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按我过去实际学习过的课程来看，应该报考高一(没有学过三角、化学)，我的一位同学就决定报考高一。可是，我觉得自己如果按部就班地算，已经到了该上高二的年龄，而且心里总觉得自己还有一点潜力，应该努力向前冲一下。所以我就冒险地报考了高二。记得农历新年过后不久，我和两位同学一同去南京参加插班生考试，不到一周时间，就得到了考试结果。我的国文成绩突出，英文不错，数学尚可，史地优良，理化不及格，总分超过录取线，就是一门差，这样也就被录取了。
于是，我从一个高中一年级都未读全的人，忽然变成了高中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心里固然很兴奋，不过学习的压力实在也很大。当时高二的数学教大代数，我插班入学时，所用的《范氏代数》已经讲过了半本，开始就学下半本。开始讲课老师就是我们的洋博士校长周先生。他要求学生必备英文原文课本(龙门书店翻印本，不贵)，可以参考中译本，但是他用英语讲课，也要学生用英文做作业。最初我感到很吃力，一是第一次用英文学数学，二是我只学过初中代数，高中大代数从后半截学起，也有些接不上。我正努力向前赶，不久校长因为太忙，这门课就改由一位姓沈的先生来教。沈先生是当时南京有名的高中数学老师，在好几个学校兼课，被人起了一个外号叫“大代数”。当时在南京生活费用很高，房租很贵，沈师母不工作在家带孩子，所以生活很紧张。沈先生总着西服，可是已经很旧了。周校长把他请到学校，给他家安排了两间房子的宿舍。这样沈先生就主要教我们了。
“大代数”沈先生真是名不虚传。他还是和周校长一样，用英文教本、用英语讲课、要学生用英文做作业。可是，他把代数的定义、定理、公式推导讲得那么出神入化，让你在一般情况下都能理解得清清楚楚。因此我赶上去的速度很快。可惜我学数学有一个几乎是致命的缺点，就是遇到数字总容易算错，所以在对数等方面的作业常常错误甚多。一学期代数学完，到高三学解析几何。老师还是沈先生，教本、讲课和作业还是用英文。我对数学，最喜欢的是平面几何，其次是代数。解析几何把几何与代数结合起来，这更使我感兴趣。沈先生真是好老师，讲课那么好，作业批改那么细，常常让我感动。非常遗憾的是，我在学直角坐标系时比较顺利，可是一到学极坐标系的部分，问题就多多了，因为我没有学过三角，要自己补学，时间实在不够用。
高二下学期的英文全部是校长周先生自己教的。他虽然是理工科博士，可是在教英文时总爱节选英文古典教学生读。周先生为人很好，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到高三的一年，校长周先生因为还在金陵大学兼任教职，没有时间在自己办的中学教课，我们的英文课就由另一位周老先生接着教。这位老先生是校长父亲的朋友，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本来可以直接出国留学，可是因为老先生出身旧学世家，老辈不许他出国留学。周老先生每次和学生谈到这段往事，总是惋惜不已。周老先生中英文学造诣都很深。我记得他给我们讲了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里的好几篇，一边讲着故事的英文散文，一边又不时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原文，对比分析，并且用典雅的中文做口头翻译。他老先生把英文课教成了古典文学欣赏课，我们固然受益很多，不过很可惜我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够，有时不能完全理解、消化他的讲解，真是太可惜了。周老先生还要求我们背很多伟人的演讲稿。譬如林肯最著名的演讲，即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做的演讲。他要求我们首先把每一句的文法都分析清楚，然后大声朗诵，带着激情地朗诵。他说，你们要想象自己就是林肯，要像林肯本人演说时那样通篇一气地说出来。老师的要求太好了，我自己也努力了。可是大概由于基础不够，我的英文终究没有能够达到老师的要求，至今回忆起来，总觉得有些对不起老师。
对于数学和英文，我很有兴趣，上课时听得认真，课后作业非常努力，进步也很明显。每天我的课余时间很多都用在这两门课上，其他课也要学好呀。历史、地理两门课，由于基础好，我不须用太多时间。可是物理课，也要用英文课本(达夫物理学)，幸亏老师可以用中文讲课，我们就拼命做笔记。我本来就没有在初中系统学过物理，这时候忽然学那么深的内容，许多时候在课堂上就听不明白——不是老师讲得不好，一些数理学得好的同学都说老师讲得好。因为听不明白，笔记就根本不行，所以下课后就跟物理好的同学借笔记，用他的笔记来改我的笔记。有时候自己的笔记不能用，就干脆抄他的笔记，不懂的地方以及作业有困难时还得向他请教。非常感谢他的热心帮助，我的物理能够考试及格。
(六)我是怎样戴上眼镜的？(下)
那时候为了赶功课，我每天黎明即起，午间不休息，晚饭后立即自习。当时南京电力供应不足，学校开灯时间尽量推后。黄昏窗前看书、做作业，眼睛已经很累了；开灯后，那电灯泡发出的光既微弱又不时闪烁；更糟糕的是还有时停电，那就得买好蜡烛做准备。这样一学期还没有完，我就觉得在教室后排听课，看不清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了。因为我在班上当时是身材比较高的，所以常坐后排。这时没有办法，只好靠边坐、往前移。到高三上学期开始不久，我坐在教室前排边上也时常看不清另一边黑板上的字了。老师看到我的窘境，就说：“看来你要戴近视镜来帮忙了。”我觉得戴眼镜不方便，就尽量拖。于是有戴眼镜的同学对我说：“你快去配眼镜吧，不戴眼镜，近视会进展更快的。我就有这个经验。”听了他的话，至周末就到眼镜公司去验光配镜。验光师说：“你现在至少要戴三百度近视镜。”我就配了一副，戴上了，果然看黑板清楚了，眼前一亮，心中一喜——眼镜真好啊。可是不久又渐渐不行了，到学期末不得不换一副眼镜，又增加了一百五十度。高三下学期是最后冲刺时段，眼睛劳累更甚，半道上又换了一副眼镜，近视已经六百度了。解放前物价涨得快，老百姓叫苦不迭，我还加上了一个近视涨得快，一年半的时间里，近视从无到有，有了又迅速加倍，好像要和通涨赛跑，真是苦上加苦啊！近些年知道有假性近视，本来是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逐渐纠正的。可惜我生早了，又能怪谁呢？
从以上的故事看来，好像我这一段高中生活过得很苦。其实，这种苦是苦中有乐，而且不是一般的乐，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乐。我学物理虽然失败了，但是在数学和英文方面毕竟有了不少进展。最重要的是，我从这两门课里学到了不少学习与思考的路数，以及我对这两门学问的终生强烈兴趣。
在这一时期还有可以自乐的是，我仍然在读我所喜爱的中国古典。上国文课，我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断断续续上中学的过程里，从来没有买过国文课本。上课前借同学的书看一遍，心里就有数了。上课时凝神认真听讲，所得收获也很多。尽管国文课所学的许多篇文章我原来都背得，在寒暑假，我回到家里还是继续读古书。《老子》、《庄子》、《韩非子》、《楚辞》等书，不时拿出来反复朗读。我在南京上高中，只有一次被同学拉着去看了电影，平时周末我总自己去夫子庙逛旧书市，在那里从一家店逛到另一家店，选我最需要、最便宜也最好的版本的书买一些，所以自己也有了一些心爱的古书。因为我那时候对文言文的运用已经比较熟练，所以看这些古书也不费劲。
这里面要说一件使我深自反省的事。当时教我们国文的老师姓张，是个清末的老举人，我们称之为张先生，很有学问的老先生，读了很多古书，文言文造诣很高。我觉得听他老先生的课，如同进了一座大图书馆或博物馆，你可以从中看到、学到你希望获得的一切知识。不管你问课内或者课外书里的问题，他几乎都可以随口给出回答，这真使我既惊讶又景仰。可是，有一次，他老人家给我们讲柳永的《望海潮》，其中有这样几句：“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张先生解释道：“云啊，树啊围绕着河堤边的沙滩。”当时我就举手要求发问。张先生说：“刘家和，你说说自己的意见吧。”我起立说：“云树是形容树高耸入云，云气围绕在树梢。这是我们在国画中常看到的画法。说云也可以绕堤沙，似乎云低得难以想象。而且“云树”与“怒涛”成对仗，既然怒字形容涛字，那么云字在这里也只能作为形容词形容树字了。”张先生不仅没有呵斥我不敬，反而给班里其他同学说：“刘家和说得对，刚才是我大意弄错了。”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任何人都有可能出错，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敢于承认错误，这才是真正大家谦虚的表现和风度。
寒暑假回家，我还会去看望以前补习馆的汪先生。其间，我读了《楚辞》，读了《离骚》，感受很深。《离骚》是诗人屈原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在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社会黑暗。一直以来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极度失望。最初以为抗战胜利，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好日子要来临了。可没欢喜多久，大家就认识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司法腐败与政治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境地。我每天耳闻目睹这些腐败现象，心中很是愤慨。当时读《离骚》，深深地领会了诗人屈原的感情，觉得自己也要像诗人一样，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那时候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已经根植在我心中。
在我印象中，有一次选举，记不清楚是选什么。记得是1947年春，似是一次地方性选举，我们也刚开始有权选举，每个人发了一张选票。当时很多候选人以种种形式进行贿选，有的议员拿烧饼换选票，以及在选票画天鹅、乌龟等等做记号。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投一张某个候选人的票，就可以在学校旁边的馄饨店里免费吃一碗馄饨。大家笑称这是“馄饨选票”。等我拿到选票和馄饨票时，非常气愤，立即把选票和馄饨票撕了。当时觉得自己一定不能同流合污，为了区区一碗馄饨，就要放弃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高中时，学校里还有“三青团”的人在活动，发传单给我们，想吸纳我们入团。“三青团”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抗战前期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了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他们着力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拉夫现象。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它的真面目，大家都很看不起他们。渐渐地，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的行踪了。总之，那时候我由于看到了太多政治的黑暗，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继而转为厌恶政治，专心于学业。
快要考大学了，原来小学的时候和我在一起读古文的一位学长正在无锡国专读书，他劝我也上国专。我到无锡国专去看，这位学长还带我拜谒了几位国学老前辈，一见之下，的确令人钦佩，觉得是治国学的好地方。不过上了高中以后思想有些变化，又觉得那里太传统了一点。因为学习数学和英文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了西方有一套与中国传统学术鲜明不同的思维道路。我爱中国学术，可是也爱西方那种思维方法。而且，我朦胧地意识到，中国人如果能学会用西方的思维方法来反省一下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许会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有助于自己文化的振兴。国专的另一位学长见到我的犹豫，就告诉我一条新的消息，说荣家在无锡兴办江南大学，请了钱穆先生，劝我去跟钱先生学习，有需要时也可以到国专去向老一辈先生请教。他说，这样也许可以两全其美。听了他的忠告，我决定去考江南大学。在考大学以前，曾经在选择专业上有所思考。虽然我对哲学一直深有兴趣，还喜欢文字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深感兴趣，但是和中学历史老师张先生谈话时，他劝我学历史。他看我兴趣面广，说学历史可以包罗一切；而且如司马迁所说，可以“述往事，思来者”。这时这位国专学长的话和历史老师张先生的话一相对照，我就决定考这所新办大学的史地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