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高华
颜世安（我校历史学系教授）
高华走了。一直不相信这一天真的会来。他生这场重病已经快有五年，一直暗暗替他担心，又一直怀着一线希望，因为他的坚韧和积极面对，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至今记得2007年春天，有一天我和高华、朱剑（学报）、余斌（中文系）四个人在阳光广场旁边的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学校组织的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体检时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当时我们也都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以后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鼓楼医院检查怀疑是肝癌，当时便觉着是一个晴空霹雳。打电话给高华，他告诉我确实是这样，准备去上海复查。高华性格中有一种极认真的东西，他平时很随意，谈笑风生，温雅而幽默，但对重要的事，他会认真面对，全力以赴以求解决。怀疑是肝癌以后很快决定去上海寻求更好的检查和医治，便反映了这种性格。从那时起，将近5年的时间里，高华一直是以这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病魔。但他一方面认真，另一方面却从不慌张。所有最后这几年接触过高华的人一定都会有一个印象，他在大病之中从未让人感觉有慌乱和绝望，总是很平静从容。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告诉我病况如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准备如何应对，给人的感觉是，总是有办法的。
2009年秋天，他在上海动手术，割去一部分肝脏。我当时在台北，从学生来信知道这一情况，心里替他难过，知道是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年底回南京，立即去医院看他，感觉他明显消瘦。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向我讲述他所知道的病情。他说，现在就像堵河堤缺口，哪里水要出来就在哪里堵，就是这样了。我知道有一句话他没有说：有一天堵不住了，就随它去。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熟悉他讲话的风格，那一定就是他的意思。但他还是那样平静，不是听之任之的消沉的平静，是认真面对的平静。他语调平和，感觉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甚至仍然时时夹带他那种独有的幽默。
一直到临终前十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他还保持着那种认真、平静和幽默混合在一起的风格。那时他已经十分消瘦，气色也很不好。躺在病床上，因为每周需要几次输血，插在腿上的一种什么管子就留在那儿，他不仅下床极困难，翻身也困难，可以想象很痛苦。他肯定知道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但一点没有显出无力的绝望感。他神色安详，向我们几个人讲述现在的病情和治疗的情况。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告诉我们，前两天医生说，已经发了两次病危通知了。然后他带有调侃地抱怨说，这个医生就站在我的病床跟前这样说，按理讲他不应该当我的面说，他真是拿我当铁打金刚了。这完全是开玩笑的语气，与他以前没病时谈话的神气一样。当时我们几个人都笑了一下，内心非常沉重，但我们都是高华多年的朋友，我们熟悉和他谈话的这种气氛，某种智力和精神力量混合的东西把过去的岁月和记忆拉到了眼前，瞬间压住了悲哀的感觉。我后来想，那位医生当高华面就讲发病危通知的事，也许真的是因为一直替高华看病，对他的从容平静有深刻印象，才在疏忽中丢掉了医生在危重病人面前通常会有的小心，真把他当作永远不会慌乱的“铁打金刚”了。
那次离开医院以后，我虽然从学生处知道，医生认为他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心里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记得几个月以前我们去他家里看他，他说北京的朋友联系了一个气功高手，他准备各项指标稳定一些以后（当时天天去医院输液），就去北京跟着练气功。我觉得气功治疗这样的方法，在高华身上说不定真有大用。高华生病以后求生意志很顽强，精神力量也很顽强。他说不定能度过眼前这一关，缓和下来以后去练气功，出现什么奇迹也未可知。后来又听人说，高华有去台湾寻求医治的想法。总之此后的日子，心里一直悬着，又带着一丝希望。直到12月27号上午接到他的学生姜超的电话，才真的知道，高华最终还是走了。心里的悲伤难以言喻！不仅因为一位多年的好友永远离去，也因为知道高华一定有特别的不甘。这是熟悉他的朋友共同的感受，因为高华长期的阅读和思考的积累，学术研究正进入黄金岁月，他有许多对近、现代史日渐深入的想法，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写出来。任何人在这样的岁数辞世都会遗憾和不甘，但高华一定是非常的不甘啊！
《诗经·黄鸟》追念秦国三良早逝，说“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规则在哪里）？”这样哀伤的疑问，古今一理。悠悠苍天，为何要在高华步入学术黄金岁月的时候，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也许宇宙中还有另外的世界，高华的生命在那里还会以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延续。但这个世界需要高华的思考和写作，高华也需要在这个世界实现他内心里长久的想法，可是这一切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我认识高华是在我校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们相差一届，我同宿舍有一位贺军，是高华自幼的好友。高华经常来找贺军，有时就在我们宿舍聊天，慢慢地就熟起来了。那时不仅我和贺军喜欢和他一起聊天，许多同学也都喜欢听高华讲国共两党的人物和掌故。高华对国共两党党史的人物关系、事件脉络的熟悉，在读研究生时候就在同学圈子里广为人知。那种知识是很长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可以说是有“童子功”。高华自己在回忆文章里曾经说到他的家庭，他父亲作为一个南京的老地下党员在49年以后受到的不公待遇，家庭变故对他幼年心灵的影响。一些人往往容易有一种印象，认为高华是幼年生活环境的压抑，才特别注意了解现、当代史的种种事件脉络，人物遭际。这有一定道理，但我的印象有一些不同。我和一些熟悉他的朋友讲起来，大家都认为高华其实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不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那种发愤，而是对影响当代中国人命运的现代政治史有一种真正的兴趣。（其实司马迁早年搜集材料四处游历准备写史书，何尝不是有极大的兴趣。受了宫刑以后才转为发愤。）听他讲国共两党史事和人物，很少有激于义愤深挖某处的黑暗，或痛诋某人的罪恶，他不是那个路子。他总是娓娓而谈，轻松地理出他所看出的事情本相。揭示事情的本相似乎是他生命本能中的一个极大的喜好。熟悉高华的人都知道他其实不是那种义形于色的人，他为人幽默风趣，不是喜欢随便说笑的那种风趣，是用准确的语言把事情的委婉曲折揭穿，又能寓嘲讽于诙谐之中的那种风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高华的成名作，功力甚深，影响极大，语言也平实洗练，但我总觉得，好像与他闲谈时的语言相比，火候还是差一些。当然这也许不一样，写学术著作以客观准确为佳。他的口语叙述有特别的魔力，那是部分来自天生感悟力，部分来自大量阅读，还有部分来自南京市民文化中那种难以言喻的喜剧色彩的调侃诙谐。与他闲聊现、当代史真是快乐的时光，那时的文科研究生差不多个个眼高于顶，自大狂妄，同时视时间如命，但是看到高华一来，大家把书一合，心甘情愿放弃自视甚高的阅读，一起加入欢乐的闲聊。如果只是长期受压抑的忿忿不平，怎能有如此的魅力。
高华醉心于揭示事实，当然他也有立场，这立场的形成也许有一部分幼年家庭遭际的影响，但是我的感觉，主要还是来自少年青年时代广泛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可以这样说，他的立场主要不是党派的和政治的，而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的视角和立场贯穿在他谈论历史人物事件时的语气中，也贯穿在他后来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读过他书的朋友自然会有印象。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那时也会有兴趣跑到近、现代史的研究室里面看有关国、共两党的一些资料掌故，看到过一些作者从党派、政治立场写的揭露性质的文字，有时有很深印象。但是与高华的交谈获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高华相当熟悉史料，他讲的许多事都是把史料串联起来，构成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脉络，但是组织这些史料的眼光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的眼光。他评论某个重要历史人物，有时赞扬有时揶揄，都是出自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感和立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重要革命党，有特有的革命理念，两党的上层人物往往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有各自不同的革命意识，但作为政治人物在权力场中沉浮，人性中的自私、狭隘和黑暗又常常在不同情况下显露出来，高华的叙述便是在这样的线索中穿行，他有一个深刻的关切，是在革命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价值怎样被激发和生长，有时又因权力搏斗或其它历史原因受到催折。高华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就他的愿望而言，是想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学者的立场清理事实，但他的人文主义的情感和立场始终是很明显的。
研究生毕业时，因为那时高校大量需要培养年轻师资，我和高华都留在系里任教。高华那时已经成家生子，学校给他一间筒子楼里的小房间，大概只有十个平方米，他和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住在里面。记不清楚这样有多少年，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学校有一次排队点房，他点到了上海路一个两家合住的套房，他有一大一小两间房，还有一个小厨房，合用卫生间。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很长时间。我最近看过一些高华的外地朋友写的回忆文字，说到高华居处的窘迫和经济上的困难，有时就说到这个住处如何逼仄。但我记的很清楚，刚分到这个房子时高华夫妇是很高兴的。房子已经点到手，还未拿到钥匙时他们夫妇去看房，那次我也一起去，同去的好像还有刘广明（哲学系），当时他的妻子刘韶洪站在那一大间的门外，反复端详以后，拍着年幼的高欣的脑袋高兴地说：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了。高华从那时起有一个自己的小书房，是个朝北的房子，水泥地，大概只有七、八个平方，他十分满足。天天坐在那个小房间里看书写东西，常常一边放着他喜欢的欧洲古典音乐，声音低低的，一边做自己的事。有时我晚上去找他闲谈，音乐也不关掉，就在里面聊天。高华喜欢猫，有时他工作猫就伏在旁边。他出去散步，猫就跟在脚后面。后来那只猫被人偷走了，高华失魂落魄好几天，跟我说什么事也做不了，并痛心地说以后再也不养猫了。几年以后儿子渐长，需要一间单独的房子，那间小房让给儿子，高华又失去书房。晚上就到厨房的饭桌上工作。外间所传高华的书是在厨房里写出来就是这个时候。高华那时居住条件、经济情况肯定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工作的年轻教师许多都是那样。一个真正对书有兴趣的人，能有一个安安静静读书思考的环境，不经常被莫名其妙的事情打乱，就有很大的快乐。我记得那时跟他聊到过这事。有句话说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我们在一起嘲笑这话。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人生本来应该“热”，但要把学问做好必须“冷”。好像还伏了一个意思，能够下决心“冷”一段，就能迎来人生的“热”。当然提倡坐“冷板凳”的前辈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希望后辈不要浮躁，踏踏实实做学问。但是“坐冷板凳”还有“耐得住寂寞”这类说法，实在不是形容学者生活的好说法。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书思考，与二三好友时时聚谈，这根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有自己的快乐，就是悠闲、自由和有趣，思考成熟的时候可以有所创造。一个人选择做学者，就意味着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决不是为了学问名声而“耐住寂寞”，为了迎来“热”而卧薪尝胆地“冷”。当然外地的朋友描述高华清贫是事实，高华也一直有经济生活上的压力，希望改变，有时甚至也有着急，这都是人之常情。举个例子可知他那时的情况，90年代上半段开始，他除在历史系完成教学工作之外，还额外到中美文化中心给留学生代课，主要目的就是挣一份讲课费。那时好像平均每周要上四节课，还要给学生答疑，改作业，月收入大概800元，真的是辛苦钱。所以说他清贫是准确的，但我想说出我熟悉的年轻时代的另一个高华。他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搞清楚，对此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生性没有什么其它嗜好（大概只有抽烟），就是喜欢看书、思考，读书与研究带给他许多快乐。因为这些快乐，他常常是平和、有趣而幽默的。其实不仅熟悉他的朋友，凡是听过高华课的历史系的学生，都会对高华特有的有趣和幽默有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幽默来自智力，也来自平和静观的生活姿态，常把自己搅到利益纠葛里面忿忿不平的人，很难有幽默感。
高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写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这本书，他准备材料可能很早就开始了。但决心系统地清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的印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那时面临的问题是这样：他如果按常规的方式做研究，可以申请课题，可以较早发表研究成果，申请职称等等。他早年一系列有关孙科的论文应该就属于这样的研究。但他学术上最有心得之处不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到选择研究课题的事。他后来决心丢开可以申请研究经费的课题，把自己最有想法的问题做出来，促成这个决心有多方面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书生不肯辜负自己的生命。谁也不愿辜负自己的生命，但各人性情不同，生命的展开方式也不同。高华是一个天生的读书人，他选择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内心认可的真学问，是性情所致。当然这是我的旁观，高华写这本书当然有其它的原因，幼年时的生活经历，长期的思考，一个认真的学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等等。但我想说，高华的性情决定了他就是要选择做最好的学问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否则的话，一个人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方式对自己负责。做学问也可以先虚张声势，举旗夺塞。东汉末年的民间古诗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氛围，特别容易让知识人接受这样离乱失败时代的人生醒悟。我们这一代学者总体上的表现，已经显示不少人都是这样醒悟的。但高华与许多人不同，他要对自己负责，是认真地做有价值的好学问。他开始准备写书是90年代初，那时写这样的作品，既不能发文章也不能申请经费，也不可能出版（当时尚未想到可以在海外出版），对于争取个人前程来说，完全不合时宜。记得那时他曾对我和朱剑说，他现在不想这些事，就是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写出来先放在那儿。这是20年前的事了，他的原话记不清楚，我打电话与朱剑核对，大体就是这样的意思，肯定不会错。很多朋友提到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我完全赞同。我的感觉还有一点，他的出众的才华和学识，让他醉心于做出真正好的历史研究，哪怕不能出版也在所不顾。他做这样的工作时真的不是“耐住寂寞”，他是内心里有极大的热情。他那时每写一个部分，都要把全部相关资料再看一遍。然后一个人出去散步，静静地思考，把许多不同的历史记录和回忆资料参照对比，慢慢地在心里追踪事情的真相。他看不到档案，所有相关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也许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也同意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我特别想说，这在高华同时是一个欣喜、自得的过程。
我的专业不是中国现代史，《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学术上的成就和得失，我没有资格评判。这部著作已经在国内外有重大反响，将来一定还会持续地发生很大影响。我想回顾的是高华这个人。高华要写延安整风的书，我们几位来往较多的朋友一直知道。但是直到他的书写完付梓，我都没有看过其中的章节，我不知道是否有其它专业相近的朋友看过付梓前的初稿。因为没有看过具体章节，一直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内容和可能会造成的冲击。直到快要完成时，我才有点知道这本书在内容上的严峻性，开始替高华担心，怕他会遇到麻烦。高华的性格还有一个方面，是他的谨慎和敏感，对可能的危险，对别人可能带给他的伤害，他都很敏感。惟其如此，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真是显示了他的勇气。记得出版前有一次我和朱剑跟他在一起，知道了他拟定的书名，我们两人都有些吃惊，觉得这是醒目的书名，但担心太刺激，建议他选择更学术化的书名。但他当时好像没有太多的犹豫，说不改了，就这样吧。高华心里一直有一种坦然，他觉得自己是做学术性的研究，不是站在党派立场做褒扬或贬抑，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这书的内容的敏感和可能带来的冲击他怎会不知？对书出版以后可能带来的麻烦，他当然是有估计和精神准备的。如果他是一个粗爽豪放的人，那又是另一回事，惟其是一个细心和敏感的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才特别显示出他的勇气。我想这是一种书生式的英雄主义，一定要艰苦探索挖掘事实真相，同时一定要把自己探索的果实公布出来。纵然事事谨慎，这件事却顾不了那么多。所以我总是想，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是高华个人生命中最有灿烂光华的一段。我不是就这书的成就和影响而言，是就一个人的生命品质而言。
延安整风的书出版以后，给高华带来很大的学术声誉，也给他带来一些压力。那时我曾听到一些传闻，说有些上层重要人物对这书有很严厉的否定评价。类似的传闻难辨真假，高华不可能没有听说。依他敏感的性格，内心一定是有压力的。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点问题。这两件事的时间我都记不清，大约都是2005年以前。一是曾有一位律师从香港带他的书入境被海关查扣，这位律师状告海关，说禁入海关的书目上没有此书，海关查扣无依据。后来律师胜诉。当时这事颇为轰动。但我知道律师开始告状时，高华是很担忧的。那时学者在海外出书，上层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如果因为官司的事情闹大，上面要是对高华的书加上什么定性，就会给他带来很大麻烦，至少会影响他的安安静静的研究。还有一次是北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机构召开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邀请他去参加，他就比较欣慰。他不是想进入官方的研究系统，到里面分享经费什么的。他在意的是，这样的邀请表明官方研究机构（至少是其中一些有决定权的人），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表达政治意见。他一直希望别人（包括官方）以学术的眼光看待他的书，这符合他研究的初衷，也免于给他带来诸多压力和困扰。我现在回忆这事，说明高华的谨慎和小心，不是想说他胆小。相反，我是想说他的勇气。高华不是斗士性格的人，他是一个学者，有学术上的兴趣，有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研究问题，是想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不是特别想反对谁。但是他研究的问题有相当的敏感性，面对事实时他没有任何回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他的勇气。书稿完成后明白出版可能会带来风险，这是怎样的风险当时很难估计，但他仍然决心出版，这也是他的勇气。书出版以后，据我所知，他并没有遇到很严重的麻烦，但这是后来的情况，当初谁也不知会怎样。2008年春天，在他查出患肝癌以后大约一年左右，有一次在上海请一位著名的肝病专家诊治，这位老专家怀疑他不是肝癌，可能只是肝硬化。要他注意定期复查。他听了非常高兴，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遇到我，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他说：“老颜，我们都是凡人啊！”这句话我印象极深，当时他儿子高欣也站在旁边。高华说的一点不错，他是一个凡人，有经济压力，要孝敬老人，要养家糊口，要还房贷，也要规避风险。可是在学术上他不肯取巧，不肯打马虎眼，勇敢面对事实。这是我们今天悼念他，要特别敬重他的地方。有人曾经跟我说到，高华患肝癌，可能与长期的精神压力有关。 我想这是有可能的。高华90年代初患乙型肝炎，当时不严重，很快就好了，但这可能是一个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的劳累，书稿完成以后精神上的压力等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延安整风的书稿出版以后，高华获得很大的学术声誉，他比过去忙碌了，经常去海内外各处开会讲学。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是学术界的，也有一些不是学术界的，其中也接触了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弟家属。广泛的交流和对话，更使他扩大眼界，进一步反省和提炼自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如果不是患病，他再把新的交往和资料消化，渐渐沉淀下来，一定又会有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出来。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出版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中1969—1971年卷本来是由高华撰写，他对林彪事件有长期的关注和思考，如果写成出版，一定对这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有新的剖析和梳理。可惜身体情况迫使他不得不终止写作。这只是一项研究，如果假高华以时日，他不知会有多少重头的研究成果出来。即使在患病期间，高华仍然坚持写一些论文和评论文章，看他最后几年写的东西，思想愈加深沉，文笔愈加客观、老到。高华真的是到了一个学者最成熟的时候，却不幸一病不起，再无提笔的机会，伤如何之！
追悼会上，看着安安静静躺在花丛中的高华，不仅悲从中来。高华去世这些天我一直引导自己这样想：高华虽然年寿不长， 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在质量。高华写出了极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影响了很多人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他的生命已经质量很高了，应该无所遗憾。可是看着安睡的高华，我总忍不住想起年轻时候在研究生宿舍里他敲门而入，大家合上书聚拢闲聊的时候；想起在他小书房里低低地放着音乐，闲谈各种问题的时候；想起他晚上散步思考问题，一只猫安静地跟在脚边……那个生动的有趣的高华再也没有了，这是任何功业也无法抵消的沉痛哀伤！
高华辞世已有半月，内心一直沉郁难解。本来准备过一阵等心情平静再写纪念文章。高华夫人告知香港中文大学要出纪念文集，嘱我撰文，敢不从命！谨以此简短回忆，献于亡友灵前。
愿高华安息！
2012年1月12日于南京
【按】颜世安老师今晚打来电话，云“明天是高华老师逝世周年纪念，一年来我也没有写过新的文章纪念他。这篇文章还没有在校园网上发过，请帮我发个帖，以志对高华教授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