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西去
孙江林
任东来教授驾鹤西去。52岁。时间是，2013年5月2日18时47分。5月4日上午9点，在南京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三月中旬的一天,中美中心的黄成凤主任打电话给我,说任东来的癌细胞已经扩散,时日不多,医生建议准备后事。她问我高华的后事系里是怎么办的。东来生病是去年的事，当时听说状态不好，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差。第二天下午，我与谦平主任到军区总院看过他一次。东来的女儿在国外留学，专门回来照顾东来。东来见我们来了，很激动，谈话是坐着的，声音与平时差不多，只是时有颤抖征象。谈话间，东来还关心女儿的学业。女儿在一边微笑着说，学业已经完成。我想，东来的女儿肯定知道东来的病情，才20出头的年纪，要做出这样的微笑，内心要有怎样的挣扎!没有想到的是,还不到两个月，东来就走了。东来的去世,是学界的一大损失,当然更是历史系的一大损失。我为我校历史系继高华之后，又失去这样一位严谨务实、积极进取、成就非凡的学者而深感痛心。
我与东来以前并不熟，07年，我回历史系工作，才知道东来是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平时不多见，新年聚餐才见到他，知道他执教于我校－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问做得很好。后来到系里活动室打过一次兵兵球。球打得不错，但活动之后，有点喘息，是不常锻炼的那种，似乎平时的工作和研究很忙。
后来,我读杨守建写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注意到书中引用到东来的治学观点，语气充满对东来的敬重和赞同，这让我心中充满自豪感，同时也与我时常跳跃在脑海中的一个思考相契合，譬如，文科的学术研究,热火朝天，期刊众多,待铅华洗净,50年后,有多少文章和著作能经得起时间的洗礼,能真正流传下去?
杨守建引用东来的话，是为了批判学术研究中的“借腹生子”与“借鸡下蛋”现象。杨著说：学术著作袭蹈前人，互相“借鉴”是个老问题，任东来先生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也需要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中就讲了这个问题，在文中他说：“在今天的书店，到处可见泛泛而论追求时尚却无多少新意的‘学术著作’......笔者翻阅了许多种部头不可谓不大，均为几十万字的，名称不可谓不响，皆为‘××学’、‘××史'、‘××论’的著作，但几乎看不出一本有何突出贡献。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学者们很少注明他们所依据的材料出处，更不具参考书目，似乎这洋洋洒洒的大作无一字不是他们天才的创造。但当你把这些同类性质著作对照时，西洋镜就被捅破了。原来这是一种你抄我、我抄你、大家抄国外、一起抄马列的‘学术’。这种学术加上一大批‘写’出几本著作的‘学者’，并由此形成的某种‘学术繁荣’，实在值得知识界反省一下了。”
杨守建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我是细心阅读的，书中列举的例子很多，观点我非常赞同，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要完全克服，实属不易。因为中国的学者除了为学问而学问，还需要为生活而学问。许多评价机制，使有些人不得不打擦边球，否则你就会掉队，生活质量也会跟着落伍。就像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说过的：“中国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意义上的事业。”这话有些偏颇,但折射出某一个外国大学校长眼里的中国学者的生存景象。话再反过来，如果在制度设计上，不量化要求，不予以督促，确实有人会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但不论有无制度的约束与激励，东来是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而始终奋力前行的一位学者，所以他的文章著作，不仅发表档次高，成果丰硕，而且不夹“黑心棉”，因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东来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一名学者。
当然真正要做出好学问，还是很辛苦的。高华去世时57岁,东来才52岁。他们的仙逝虽说有自身客观的原因，但他们对自己要求过高，压力太大，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我不得而知。只希望学者朋友们不要太辛苦，既要做一名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也要量力而行。
( 作者：孙江林，我校历史学系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