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母系汇报，向老师致敬！
岁月如流，人生匆匆，惊回首，我们入学我校历史系已经半个世纪了。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学子，再聚首，我们都已是古来稀的老人了。今天相见，除了倍感亲切外，也不禁感慨系之。我们是幸运的，当年能走进南大这所历史悠久的学府，能得到韩儒林、蒋孟引、红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瓒初等老一辈知名学者的亲炙；但我们又是不幸的，我们进入学校正是极左路线甚嚣甚上的时候，仅仅读了两年书就因文革而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造成了先天的不足。幸运与不幸的双重因素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我想大家也许会有同感。但是不幸是时代给我们的，而对于南大——我们的母校，我们只有深深的感恩。
感恩南大，首先是感恩我们的老师。跨进我校校门的第一天，系主任韩儒林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欢迎你，未来的历史学家》的报告，倡导“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教一字空”的严谨学风。在韩老师的激励下，我一头扎进图书馆，在茫茫书海中游弋起来。然而学习热情虽高，实际上却是浑沌无知。我只是海绵般的吸收知识，却不懂得知识的底蕴。至于历史是什么？为何学习历史？如何学历史？对于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更是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深刻的理解。当我逐渐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被剥夺读书权利的时候。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我开始庆幸自己选择了历史作终身职业。正如哲人所云：历史使人清醒。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记得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我在广州路上碰到韩老师，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多年不看报纸了，现在报纸有看头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鼓励我继续深造。
忘不了的还有王觉非先生，他曾坦承的告诉我们人生如同推着大石头上山，不能有半点松懈，稍一不慎就会被石头压倒。这是他的人生感悟，也是鼓励处于逆境中的我，要坚持走上山去。
逆境中，我也得到很多老师的帮助。毕业分配尘埃落定之时，深夜里分配小组的韩成栋老师告诉我分到了安徽军垦农场，与张翔凤在一起。
文革结束后，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转机。走出“文革”的阴影，在从政与从文的选择中，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从文，走进了安徽师范大学。我为重新获得科研的权利感到幸福，我千百倍的珍惜这一权利。在选择研究方向时，我得到了洪焕椿老师的鼎力帮助。我到洪老师家讨教怎样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洪老师告诉我，要考虑到当地的资料收藏，以及课题的影响力。他建议我以徽商为研究方向，因为徽商不仅有丰富的文书资料，而且这一课题已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起点高，影响力大。这使我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研究路径。1983年明史学界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室与我校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共同主办，洪老师推荐我出席了会议。次年，我的会议论文为《中国史研究》刊登。洪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1981年洪老师曾主编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94年我到苏州大学工作后，也主编了一本《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在序言中，我写道，这既是受洪老师影响，也是对洪老师的纪念，2007年我与洪老师的研究生，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教授合作主编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90-2000）。洪老师的学生范金民、夏维中等都是我的学术挚友。
要感恩的老师很多，因为与南大的联系一直十分密切，不时会到南大来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或是做学术报告。我得到了茅家琦、张宪文、蔡少卿等老师的关心和很多帮助，还有同辈的学长崔之清、陈谦平、钱乘旦等等。是南大培育了我们，给了我们始终如一的支持。
这次，承蒙马俊南、樊道恒、王应亮发起了入学五十年聚会，我们先后收到了他们三位和何家美、王明才、滕春林等人的电话，虽然暌隔近半个世纪，同学们可谓人同此心，都十分珍视这次相聚。最亲还是同学情！很开心能见到这么多的老同学，十分感谢发起人提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开心和健康，希望到毕业五十周年、入学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座各位同学还能再相聚！
64级系友唐力行
2014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