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可能和我一生命运关系甚大的事，由于是听别人告诉我的，未经核实，而且那段公案也说不清，所以迄今没有“披露”。但几十年来此事一直在我心头萦回，常与妻儿念叨，感念不忘，深信并非虚言，因此觉得应该借此机会写出来。
韩儒林先生对我学业上的要求非常严格，遇到具体困难则很能体谅，并尽力帮助解决。可能是期望过高了，他曾对我说，最好争取到内蒙、新疆、西藏各呆两三年，三种民族语言都可以学好了。可惜我没有这种志气，客观条件也不许可，很使他失望。早在1965年之前，有关高层领导就打算调他到内蒙古大学任职，他有意带我一起去，但又顾虑我有家室之累，反复为我分析利弊，指出那里研究蒙元史条件好，可以大有作为，生活问题也不大，问我能不能克服困难，或者家眷不调，先去几年再说。总之盘算得相当周到，目的只是要继续培养我成才。我表示愿意服从，这才报上去决定调。调令已下达，只因我们集中在北京编绘历史地图，所以没有立即去内蒙。不久“文革”开始，此事作罢。
韩先生从来没有利用其身份地位向学校索取自己的利益，也从不肯替人请托私事，但为帮我解决住房困难破了一次例。我家5口人，一直住总共22平方米的两间小房达15年。70年代后期，已经十几岁的两个儿子还和父母同住一间(另一间给大女儿住)，我的破书架堆得满满的放在角落，写字台让给儿子做功课，自己在缝纫机上工作。先生到我家来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同情，说：“这怎么行!一定要解决。”当时学校盖的四栋三室户宿舍楼落成，但房产科科长说我还不够分房资格(事实上并非资历、职称不够，大概因我一直被视为落后人物，没资格提要求)，先生闻此十分愤慨，立即提笔给匡校长写了一封信。不久学校发下分房通知，给了我一套，虽然是五楼顶层，全家已十分满足，兴奋地添置书架写字台，我和妻儿夜晚都有地方读书、工作了。先生从来没有对我提过此事，是一位同事告诉了我才知道的，但信的具体内容仍不清楚。
先生对我的恩德当然不只这两三件事，更主要的还是学业的传授和品格的教育。大学时代，我因为表面成绩优秀且得来不难，有些飘飘然，当了研究生，在先生的训诲下才痛改这种浮华作风，后来读书愈多愈益看到自己的不足，应该掌握而未能掌握的知识实在太多了，不能不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从师近三十年，很少听到先生当面夸奖我什么，我也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安，因为我们师徒在一起总是只谈论学术上的实质问题，我所写、所说的是正确、错误还是不完善，他都直截了当地或首肯，或纠正，或补充，从来不讲俗套的废话。况且我所要求得到的正是老师传授的学问，何须虚誉!后来蔡美彪先生六旬之庆，我献诗为贺，承蔡先生答赠七律一首，末联云：“每读新文思故老，几番奖谕画堂前。”才知道先生在他人面前曾对我有所表扬，时距先生去世已5年了。
现在，无论是向入学的新生介绍研究室历史和藏书概况，或是上课、开讨论会中涉及治学路径和态度问题，总要给学生讲一讲先师的典范和他“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的准则，希望他们把先生创立和培育的南大元史研究室及其好作风承传下去，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