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1942》，我相信这是苦难。但是由于是文艺作品，往往会把一些具体的事和人集中或放大。其中，在逃难中范东家的一家被逃兵洗劫，银元被抢一段，勾起我的一段回忆。两代人共同向我讲述的关于200块银元的故事。
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徐州市（府）邳县（州）炮车镇人。外公家姓熊，外婆家姓王。1923年徐州到海州的陇海铁路东段通车，炮车镇就在铁路边。而炮车镇本来又是由骆马湖边的窑湾镇通沂河往北去的小镇。从清代到民国一直比较繁华。外公家是镇上行医的，两代开医馆。是坐堂的大夫，不是游方的郎中。外公的父亲叫熊宗林，从父亲、长兄习医，但只会抓药，不会号脉。遇到先生的方子不好，会讲“这味药重了，这味药不该放”。外婆的家里是开南货店的，后来兼营杂货。这二百块银元，就是外婆的家事。
外婆的父亲，名字我已不清楚。姑且叫王太公吧。本来是靠赶牲口给人送货为生，慢慢的积攒了一些钱，就开了小店，卖米面、南货后来卖日杂，家里养了两头骡子，自己进货贩卖。（不要小看这两头骡子。我们本家武姓是比较富裕的家族，每一房都有一两顷地。我曾经问我祖父，家里有没有马。祖父说，家里只有有牛。自从抗战开始之后，跑反的日子多，坐吃山空。像马、骡子这样的大牲口就喂不起了。）外婆的父亲王太公第一位夫人有一个儿子，但是夫人早死。于是续弦第二位夫人，也就是我外婆的母亲，我母亲的外婆——徐州话喊姥娘（我母亲她自己喊姥姥），行文中姑且喊王太奶吧。
太公、太奶婚后日子过得挺不错，只是一直没有孩子。于是从远房的亲戚中收养了一个女儿，这就是我的外婆。我外婆出生那年是1937年，不到两岁就过继到太公、太奶家里。王太公的大儿子年长，娶妻后就自立门户，照看家里的田地，是种地为生的农民，这位舅公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太公、太奶和我外婆三口之家就这样过着小日子。在当时来说是小康。徐州这一代是四战之地，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响马（土匪）都经常光顾，（我听我祖父说过，我们本家的姚姓佃户小孩被响马撕票之后，我们家出头帮忙把响马抓到，佃户把响马杀了，心肝都挖出来吃掉解恨的事情。）徐州一代的老百姓什么票子都见过，北洋的、法币、储备票子（汪伪维新政府的），老百姓最爱的还是银元。穷人家的闺女出嫁，也要在陪嫁箱子底下压一个咸丰大钱或者一块银元。我的曾祖父闹革命，几次入狱，几次被我高祖父赎出来。高祖父最后骂“小三，我在你身上花的钱，都能照你的样子打个银人了。”换句话说，当时向官场行贿，也要用银元。
民间传说，龙洋比大头好，大头比帆船好。就是说清朝的银元比北洋的银元好，北洋的银元比国民政府早期发行的银元好。老百姓的思维里，历史是退化论的。这点在银元身上也有体现。大概老百姓认为越早的银元，含银量越高。
我的外婆一家经营着小店。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的外婆还上了小学。至于有没有读到高等小学堂，我就不得而知。我的祖母不识字，我的祖父是私塾出身。外公、外婆都是现代的学校读书的。从小我就知道，我外婆会看报纸，而我祖母是不会的。这一爿小店到底收入如何，今天已经无从查考。我只知道，这爿店是我外婆家最后的家当——两百多块银元。
外婆不止一次给我讲起她的家事：“家里倒霉的日子就是四七年、四八年那会儿。徐州先被共产党解放一回，后来国民党来了，拉壮丁，再后来淮海战役之后又解放一回。到处兵荒马乱。老百姓也穷，店里生意也不好。家里的骡子受惊崴了腿，也不能跑远路了。接着俺爹又生病，生意就不能做了。”老两口把店关了带着女儿，从镇上搬到乡下，靠经营几十亩地为生。而积攒下来的银元，是家里的救命钱。
我曾经不止一次问外婆，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日子最苦。外婆说，她一辈子没过过苦日子，最苦就是59年60年61年，也是乡下家里苦，那时候外公在部队当兵，她带着孩子住城里，虽然紧张但是吃的喝的都还有。随即，外婆开始讲起她的家事了。
“炮车街都知道俺家以前开店的，有钱。但是也知道俺家没解放就败了。五几年俺爹就病死了，连病带出老殡花了钱。就剩下我跟俺娘孤儿寡母的。”说着，外婆就讲起土改了。“徐州解放早，土改也早。家里地早就充公了，但是后来没有一次运动都有工作队来，家里值钱的东西也早都搬走了。”我知道外婆会讲银元的事，每次讲起这事儿，她都极其得意。“最狠的一次，村里人来抄家。也很客气，问俺娘，你家里没藏什么东西吧。俺娘就说，都搁屋里了你们自己看吧。工作队就带人进屋翻翻。恁太太（指我外婆的母亲）自己抱着孙子（前任夫人的儿子所生）就坐在院子里的杌子上，看他们翻。他们翻完了，看看也确实没有啥，老寡妇还挺可怜的。此后还来慰问过。俺娘说，她把二百块洋钱用布袋子缝成一条，贴身斜背在身上。外面再穿衣服。入秋天外面穿夹袄。也看不出来，听不见。那次抄家就这样的藏下来的。”
这历次政治运动幸免于难的二百块大洋，最后成了老人家的救命钱。我问过外婆，银元在徐州地区的购买力有多大？外婆说过，年景好的时候一亩地十几块二十块洋钱，年景不好的时候一亩地七八块洋钱。以前我看小说《高玉宝》知道，高玉宝辛苦一年打长工也只能赚两块洋钱。而没想到当时的银元的购买力还是很强大的。
时光到了一九五八年，那一年我母亲出生。到了第二年，供应就开始紧张了。外婆带着母亲在徐州城里，虽然计划紧张，但是不至于饿到。外公在部队当兵，每月多少还可以寄点粮食回家。到了一九六一年腊月就很困难了。过年的时候，一家几口人一共只有不到二斤猪肉的计划。一般的家庭会想尽办法托人把这二斤猪肉全部买成肥肉，回家炼油，然后炒菜有点荤腥还省油。外婆把这二斤猪肉都买成五花肉，回家炖了，让我母亲一顿吃完了。关于这件事，我母亲一直不承认。我更相信我外婆的话，她还说：“那时候，还把恁妈妈关起来吃，不敢让邻居看见，看见人家说造业。”
农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江苏的江渭清、惠浴宇、刘顺元等领导都是老右派，江苏也富裕。但是农村征过头粮，大炼钢铁、大跃进、大食堂的破坏也不会比其他省份好。我父亲当时和祖母下放到邳县老家，已经吃不上煎饼了。红薯干面捏的窝窝头，一天也只能吃一顿。早、晚只能吃稀饭。而所谓早饭，父亲回忆，就是头一天晚上烧一大锅开水，灌到暖瓶里面。祖母会抓一小把米，直接放到暖瓶里面，焐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喝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淘米了。尽管这不能和《夹边沟记事》里面的故事相比，其困苦也是可知的。
相比而言，外婆家就好的多了，王太奶在农村过活，偶尔到城里走动。乡下既有丈夫前任妻子的子孙，也有亲戚朋友，老人家偶尔会周济一下，但也有限。到了61年最困难的岁月，太奶拿出藏了十几年的银元交给我外婆，去黑市上买点粮食。开始的时候，一块银元还能买到一两斤白面，再往后，一块银元就只能换一两斤大麦了。拿十几块去，买点面回来。就能蒸一次馒头，后来就只能把大麦用磨推成糊糊烙煎饼了。我小时候觉得祖母家有小小的米缸、面缸，缸上面是蒲杆编的盖子，有时布缝的打了补丁的面口袋就搭在缸上面。我还能记得六十多岁的祖母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面从外面进家的场景。今天我自己买米都是淘宝快递到家，将来小孩子也不会看到大人去国营粮店买米买面的场景。。。
有一次，我母亲拿了一个馒头在家门口吃，被路过的人抢了。我母亲在墙边上哭了好久。我外婆经常念叨这件事情：“抢俺馒头没有啥，给你吃呗，别吓着孩子。”父亲也和我说，一直到六十年代，都有饿极了的人在街上看到别人吃包子、馒头、烧饼直接上去抢的，也有不抢，而是上去吐口水，等于是抢来吃。这种人被称为“歘（chua）子”。我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在街上吃面包，有个叫花子就过来对我说“你吃的什么，给我尝尝吧。”当然我比较凶，没被他吓到，反而把他轰走了。现在想来，这种人也该是“歘子”。
靠着这二百银元的一大部分，外婆的母亲和亲戚一家，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外婆说，这些钱，都是有数的，到了文革了，还有八十块。那时候，“乡里有个婚丧嫁娶了，也没有什么好送人，俺娘也大方，有时候人家生孩子，就叫我拿一块银元去打个镯子送亲戚。”
最后这笔钱哪，我追问外婆。外婆说，“最后给恁太太养老、看病、送终都是花的这个钱。还让人骗去不少。”到了文革中，太奶就生病了，到徐州来看病，也没有看好。浑身都疼。外婆说：“听说有个中医，能针灸，就去看看，针了确实能管用，针两次给一块洋钱，就这针了有一年多，钱也花的差不多了。人也就不行了。现在想来针灸也是骗人的，能止疼，但是不能治病。”这是外婆的猜测。不过我从小就不喜欢中医，外公家里几代行医，神神叨叨的故事挺多，听多了，就厌烦。大概他们和我讲故事的时候，我正是逆反期，他们越说的灵验的事情，我越是不信。至于偏方之类的，我更是从来不信。
72年，我外婆的母亲病逝。二百块银元，还剩下几块。作为遗产，它们的去处，我并不清楚。我每每回忆那个场景，一个老寡妇，面对自己乡亲抄家——不是鬼子、不是国民党的宪兵，是自己人，老人家能把银元用布袋缝起来，缝成一条带子，贴身斜背在身上。这和今天打工者回乡的时候，把大钞藏在内裤里有异曲同工之妙。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真的不容小觑。生存，以及为了生存的那些艰辛和苦难，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包袱。有人说，电影1942是对饿死亡魂迟来的道歉。说说而已。该谢罪的，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