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缘”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所在，它实则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特定机遇、因缘和巧会。大千世界，缘在何处？有些是可遇而不可求，有些是可求而不可言，似乎有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微细玄妙。文化名人丰子恺先生的书斋名为“缘缘堂”，他起名前在一堆写着字的纸片中随意选拣，结果两次都拣出“缘”字，就以此给书斋命名，这就是一种推不掉的缘分。而在诸多的缘分中，情缘是颇值得推衍而论述的一种特殊的缘。
和谐情缘是人类追求的至爱
情缘是众多缘中的一种，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情缘是一种强烈地想与异性亲近并结合的感情。人们都希望情缘和谐，两情相悦，家庭和睦。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才称得上是和谐情缘呢？我想到了杨绛女士所说的标准，她在90多岁时口述了一本书，名为《听杨绛谈往事》。在书中，她回忆自己与夫君钱钟书之间的关系。她说，有一位英国作家谈到他的美满婚姻时，提到以下三点：“第一，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第二，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第三，从未想到要娶别的女人。”而杨绛认为他们夫妻就做到了这三点。杨绛在书中还说，钱钟书以妻子、情人、朋友这三个似不相容的身份来形容她。杨绛认为这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钟书和我都以为‘五伦’——中国以前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伦如能复为朋友，交心而知己，关系定会非常融洽、和谐。我们俩就是夫妇兼朋友。”作为朋友，首先要交心而知己，只有相互间的缘分深了，情谊才经得起考验。
讲到和谐情缘，还可举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的一首曲子词为例。在婚姻遇到危机，丈夫对婚姻的忠贞出现动摇准备纳妾时，管夫人一不严词厉色，二不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高雅通达又积极严肃的态度作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泥，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有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这首词是表达伉俪情深意笃的千古绝唱。赵孟頫看到这首词后深受感动，为自己一时感情的不坚定感到羞愧，从此再也未提纳妾的事。
与之相反的是，在历史上也有姻缘不美满，人生不幸福的例证。作为反照，它们衬托出人们维系以至追求和谐情缘的重要性。北宋的沈括是科学巨著《梦溪笔谈》的作者，晚年定居在镇江。他的婚姻生活很不幸福，其妻有严重的家暴倾向，平时对丈夫略有不满就非打即骂，甚至会把他的胡须一把把揪下，使得沈括的下巴上血肉模糊。据说，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后，老友们纷纷前来问候，为他在晚年能过上安生的日子而祝贺。这个极端的反例，让人听来觉得不可思议，但也反证出和谐情缘是追求幸福人生的前提，正如杨绛所说，夫妻关系首先是朋友关系。明代的袁宏道对缺乏情缘的婚姻、家庭关系有个比喻，称之为“如衣败絮行走荆棘中，步步牵挂”，家庭成了拖后腿的羁绊。
和谐情缘是古老文明得以传衍的重要动力
依照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的名著《历史研究》中的说法，人类历史的基本单元是文明，而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古文明有五个，其中两个即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已经衰亡，另外三个文明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还有活力，其创造的文化成为现代文明的源头。而这些古文明都非常重视人自身的繁衍以及两性关系的和谐，因为这与文明的传衍和繁盛息息相关。在古希腊神话中，神都具有人的特点，惯于谈情说爱，风流倜傥，即使是主神宙斯也是顾盼多情，遗爱多多。古印度原始宗教中的大母神是丰产女神，这里的丰产是多义的，既是谷物的丰产，也是人自身的丰产，希望由她来保佑古印度先民的生存、生育。在中国，随着佛教从印度的传入，各种神灵也相应被引进。观音菩萨原本是男性神，在印度的图像中被画成留着胡须的形象，而在传入到中华大地后，观音成为女性神灵，她的重要神力就是送子，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和谐情缘以及美好生活的憧憬。
除了这三大文明外，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古文明是犹太文明，它占有的地域虽然不广，但影响力很大。它与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相近，都特别重视传统的延续和继承，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维系两性间关系的职责。这两个古老文明，一个是犹太文明，另一个是中华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延续的时间特别长，一脉相传绵延数千年，而且保留古文明的基因和潜质特别丰厚。今天的犹太人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子孙，我们也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骄傲。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文明波及的地域广大。那么犹太人经历了两千年的流散，到20世纪重新建立国家，也特别具有坚实的生存耐力和文化传承能力。这都与两大文明旺盛的延续力量有关，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说法，而后代的产生是追求美好婚姻，建立和谐情缘的产物，所以说，和谐情缘是古老文明得以传衍的重要动力。前几年，英国拍过一部电视专题片，设想如果人消失后，地球上文明的痕迹如建筑等要多少年才会湮灭，推想的结果是大约不到百年，最后消失的是埃及的金字塔。
婚姻是社会性的，但人的生物性则是婚姻的基础，这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结果，因为越具有繁衍力的人群，越容易延续到后世，延续的种群也越强大。张中行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文化名人，上世纪30年代，他在北大上学时问同在北大求学的牛满江（后成生物学家），人活着除了种族繁衍外，是否还有其他目的，牛满江想了想后回答说没有。婚姻是以情欲为基础的，荀子说“人生而有欲”，说明这是与生俱来的，难以追根寻源。如果硬要探源，只能把人降到与动物同等的地步，透过表层看内里，核心当然是“传种”，也就是传种接代。用传种的办法以求生命的延续，归结为天命所在，人们选择“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指的就是情动于中不得不发时结出了情缘。
这是从生物角度立论，人不愧为万物之灵，其行为目的自然会超越普通生物达到伦理、哲理的层面，但其基础仍是生物性的。尽管起点出自生物属性，但在中国古代历来会对情爱给予适当的约束，就像“发乎情，止乎理”的说法。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了“动心忍性”之说，古代某禅师写过一首打油诗：“猫儿叫春春叫猫，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强调的就是这种在生物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对情缘的认真共处上，不像20世纪初在某些国家流行的杯水主义，结情缘就像喝杯水一样不靠谱。情缘与婚姻、家庭密切相关，加以适当约束，为的是打牢社会基础的基石。
正是有这样多层的复杂因素，两性的婚恋关系中就有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之处。张中行先生的婚姻经历过坎坷、波折，他的形象还被自己当年的爱人写入了小说《青春之歌》，成为书中的负面人物余永泽，遭到丑化。但在他晚年，访谈者问他一生中什么样的感情最值得珍视时，他的回答是男女间的感情。
和谐情缘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价值理念博大精深，而和谐情缘则是其核心的理念。对此最早的表述出自先秦时期，人们在谈到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时有一个标准，叫作“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也就是外面没有单身的男子，内室没有抱怨的女子。《诗经》中的“风”有许多篇是从民间采风而来的，其中还保留了很多原始质朴的内容，其中就有不少青年男女追求美好情缘的直露呼唤，既有“君子好逑”的艳羡，也有“执子之手”的希冀。
在汉代，桑树下的男女相约，是诸多画像石描绘的主题，也赋予了桑树特有的传情之木的符号特征，与后世的红豆被当作相思之物类似。当时，男女的情缘有相当的自由度，比如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就是一例。文艺男司马相如看中了婚后离异的富二代卓文君，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抚琴进行才艺表演，终于车载文君以归，演绎了一段人间情缘的佳话。另外，三国时蔡文姬的数次婚姻也不违当时的礼俗。文姬至少三次嫁夫，第二次嫁的还是匈奴高官，生儿育女，在归汉后再嫁，丝毫不见后来“一女不事二夫”礼俗的痕迹。东晋诗人陶渊明曾写过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闲情赋》。在这篇赋中，他想象奇特，把自己幻想成意中人身上的服饰、用品，得以与心中的情人肌肤相亲。“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他把自己想象成美人身上的衣领、飘带、香波、粉黛，情感发乎自然，真挚而感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爱情杰作。
自宋代开始，中华情缘文化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都很发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时期。但两宋时代对外战争无能，屡吃败仗，到南宋时政权退至江南，只剩下半壁山河。对付这样的严重危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应对之策是内敛、收缩，这时便产生了新生代的儒学——理学。由此，新的思想观念加强了对两性交往的约束，施加了种种不符合人自然本性的约束，如反对寡妇改嫁，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强调妇女的节烈，节是要求妇女从一而终，烈则要求妇女以死殉节。这就是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中思想界批判吃人理学的背景。南宋大思想家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尽管他对这一命题有补充解释，说是娶妻非人欲，纵欲才是人欲；吃饭非人欲，饮食奢靡才是人欲，但他对理学教条的提倡仍有严重的消极影响。当时，妇女的自主地位大受约束，统治者将男女大防推到病态的极致，少了自然的天趣，多了机防的做作。在古代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寡妇外出时，被一个男子拉了下胳膊，此女子为示贞洁，挥刀将自己被那个男子拉过的胳膊砍断，以表男女授受不亲。实际上，早期的儒家并不是这样不通人性。有一次学生问孟子，虽说男女授受不亲，但如果嫂嫂掉进水塘有生命危险怎么办？孟子的回答是“嫂溺，援以手”，伸出手去救援。
在整个宋代，妇女地位低下，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经历就是如此。她与丈夫赵明诚两情相洽，两人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金石、诗词，可见美好的情缘要有共同的事业基础去培育，共同的趣味活水去浇灌。丈夫去世后，李清照遭遇了连续不断的悲苦人生。丧夫后她曾改嫁，新夫是个觊觎她财产的无赖，她又不得不对簿公堂要求离婚。婚虽然离了，但她却因此被判入狱，后经人营救才得以摆脱囹圄之苦，不过名声却大受伤害。她的这次改嫁，被看作是无耻失德之事，以致后来同情她的文人为了帮她辩护，出于为贤者讳的心理，竟不顾事实矢口否认有这桩婚事存在。当然，这是官方的提倡，而民间的美好情缘仍是绵延不绝的。《东坡志林》中有一段掌故，说的是苏东坡一日退朝，让仆人猜他腹中有什么。一个仆人说老爷肚中都是文章，另一个仆人说都是机心，只有丫鬟朝云最知己，说是“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会意，捧腹大笑。可见，异性间的心灵沟通有时最是融通无碍。
到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社会的价值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思想家（王学左派）开始明确承认异性间产生情欲的合理性，对“天理”、“人欲”提出新解释。何心隐认为人欲是合乎人的本性的，“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安逸，性也”，人欲并不是理学家所说的万恶之源。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批判男尊女卑的传统，赞成女子自找对象、寡妇再嫁的合理性。这在中华文明情缘观的发展历程中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今天，发掘传统文化中有关情缘的学说，吸收其有益的内容，对建立和谐社会、美好社会是有积极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