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是人生走向社会前的重要一程。我上大学是在1978年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77级，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等到我们入学已是第二年了。这一届大学生常被人提起，前几年学校组织了恢复高考30周年纪念的活动，有学长上台回忆，当年穿半透明的白的确良衬衫乘公交车，红塑料皮的学生证在口袋里熠熠生辉，赢得不少青眼。为志纪念，《新华日报》还刊登了77、78两级我校、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全体学生的名单，其荣耀有似唐朝的新科进士雁塔题名。
荣耀归荣耀，当年大学生的住宿条件比之今日可差了不少。与现在四个学生住的房间一般大，住的却是十个人。挤压压的放五张上下铺的架子床，中间的空地放五张办公桌，人在里面自如转身就不太方便。最大的难处是行李没处放，每人都有个放衣服杂物的箱子，只能摞着堆在门后仅存的空档中。要找衣服换季，碰巧你的箱子又在最下面，就只好一只只箱子搬下搬上。我们班有个同学独辟蹊径，把自己较为袖珍的箱子竖着放在床上，睡觉时屈身与箱子摆好吻合的造型。这位同学现在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荣任国务院参事，常为国家的外交方针献计献策。
我住上铺，下铺是一位朱姓同学。狭小的空间挤着十条汉子，到夏天暑气蒸人（无空调，电扇也没见过），汗水淋漓，总有点不便。采取的对策是疏散，白天在图书馆、教室度过。而图书馆容量有限，阅览室开门前队伍排得老长。生活条件差并未磨灭学子的苦学之志，若是有著名学者来讲学，总是一座难求。白天过去后，晚上回来睡觉，这是全体舍友聚会的时间。在床上平身后，再神聊一会，主题五花八门。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人际间总会有些摩擦。比如我睡得晚，常在熄灯迟的教室多待会儿，以为可笨鸟先飞。我的下铺学习效率高，正常时间睡觉，我回寝室自然会影响到他。有一天，我回来后轻手轻脚做睡觉前的准备，尽量不发出声响。这时下铺的朱君说，他一直在等着，还是快点，有点声音也无妨。后来我就改变了熬夜的习惯，与大家在睡觉上共进退。我的这位下铺人极聪颖，悟性很高，平时也不看他有多苦读，却极有见地。就以考试为例，他读教材没几遍，猜题却很准，屡屡命中。有时我想，上帝是公平的，“与其角而没其齿”，牛有尖角而无利齿，虎则相反，两长不得兼，如果朱君以其聪颖加之苦读，再勤于笔耕，结果会怎样真不敢想了。
毕业后，我与朱君都在母校工作，仍常有走动，他时常对我有所帮助，多是文字上的事。我参与写的第一本书是他约的，记得是《新知识词典》；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经他手编的，他的本职工作是编辑。万事靡不有初，算起来这样的第一还有不少。与他的交往还有别的方面的，印象最深的把他的儿子摔了一跤。当年他儿子未满周岁，站得还不稳。我去他家，自告奋勇扶他儿子，不知怎么竟走了神，松开手，孩子摔倒在地，大哭起来。在我吓得要死的时候，他夫人安慰道：没关系，孩子摔倒后大哭，说明脑子没摔坏。从此，我就被他儿子称为“摔跤伯伯”。无独有偶，还有一个同学被叫做“膀膀伯伯”，来由是他把孩子的胳膊弄脱了臼。朱君曾对我戏言，他儿子的数学不好，是因为那次摔跤的后遗症。好在他儿子后来进了南大商学院，摔跤的后果如何就说不清了。
大学本科四年时间不长，但值得永远回味。每逢入学、毕业十整年之际，当年的同窗还会聚首话旧。最近又突破十整年规定，举行了入学35周年聚会，借的是老同学周晓陆女儿的婚礼。他邀请大家来参加婚礼，拒收礼金，纯粹为同学提供一次见面的机会。来了大约一半的同学，有从广州来的，也有从美国来的，其中当然不会缺了我的下铺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