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在特定的历史时序与语境中形成自己的轨迹和特点。在经历了与宗教文化相伴随的历史时段之后，从公元9世纪中叶起开始进入了相对独立运演的历史状态。12世纪以后，大学等教育机构的建立，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进入了鼎盛的历史时期。经过不同的时间、地域和主体的位移，古典文明的意义与形态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宗教文明、诸多民族民主遗风的融合与成长，以及政治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古典文明精粹的融合与重铸，给不列颠近代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关 键 词] 不列颠 摄取 古典文明
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总是和这一民族早期文化传统的形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列颠是一个崇尚经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梦想、敢于挑战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历史上最强大的世界帝国，正是由于域外异族征服及其异质文明的融合、基督教文化的主动吸纳与传播，尤其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充分摄取与吸纳创新，这些因素在不列颠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效用。
一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考略
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克特说：在盎格鲁萨克逊人到来之前，诸多部族还没有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是罗马文化给了不列颠以最早的启蒙；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罗马人带来的光辉的福音，不列颠人将依然沉没于黑暗与野蛮的历史之中！ 我们知道，在英国近代文明形成的诸多要素中，来自罗马的诸多文明给不列颠民族的融合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欧陆诸多文明尤其是罗马文明，是英国近代社会崛兴的文明之根。
据初步查考，不列颠对于古典文明的摄取留下一条坎坷复杂的历史轨迹，其间经历过许多群体、许多地域、许多宗教圣地，还有许多大学，及其取得的早期主要成就，正是通过这样一些路径，古典文明才一路褴褛并最终来到不列颠。
（一）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运演的基本路向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是在一定的历史时序中通过不同的学术群体的更替、历史空间的位移、早期成就的形成等因素，呈现出自己的路向。
1、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学术群体的更替及其主要贡献
学术群体的更替对于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我们知道，在特定的历史空间，古典文明的文化内涵在具体的历史空间中呈现，都是凭借传播主体来实现的。在不列颠社区古典文明的进程中先后由希腊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和不列颠人等做出了贡献。
希腊人对于古典文明的贡献尤其重要。西方学者认为，希腊人创造了政治；他们同样创造了政治理论，而且在他们所创造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联系。 希腊人拥有相当繁荣的古典文明。他们不仅精通诸如医学、建筑、天文等学科，而且他们的论证艺术、他们的能言善辩、他们对复杂问题更为敏锐的理解力均有着使用价值，这一种古典文明，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一种强大的感召力。我们知道，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继承经历了由主动学习到着意控制的历史变迁。这是因为，在罗马有共和国向帝国过度的历史时期，罗马人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当罗马人卷入对东部进行征服时，他们不能容忍有自己垄断政治与军事权力，而文化却又希腊人垄断；另一方面，罗马人要有效地控制希腊人，就必须首先拥有希腊文化，即便是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存有不同的态度。在历史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中，罗马人的智慧伦理超越形而上学，有效地实现形而上学的经验化转向，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而又充满张力的古典和中世纪文明，从而成为通向近代文明的桥梁。
罗马人全方位地继承了希腊的文明，而同时也体现出自己的特别创造力。学界认为，像古代罗马人一样，我们意识到“历史”是继承希腊人的。希罗多德对我们来说是历史之父，一如当年他之于西塞罗。 我们知道，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兴趣始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他们从希腊进口商品并引进生产工艺，稍后，罗马文学家以希腊模式创作。。。。。。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学习希腊演说术的念头吸引着罗马人，因为演说术在审议会与法庭所操纵的社会中有着明显的用途。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希腊的模式创建学校；而且，在希腊，如同在大多数国家一样，学校课程学校课程是作为对当时传统文化的导论而开设的。事实上，以演说术为中心的教育并未对此有什么改变。演说家要想令人信服，就得求助于广为接受的政治与道德准则。他们必须接触各种各样的论题，并且，他们常常得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对文学与历史加以比较。当罗马人决意学习修辞学时，他们为希腊文化的涌入敞开了大门，这也即是老加图极力呼吁从罗马驱逐希腊教师的缘故。但为时已晚不能有任何改变；在西塞罗还是年轻人的那个时代，在罗马师从于希腊教师，后出国赴雅典或罗德斯进修，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阿拉伯人为古典文明的早期复兴做出了许多工作。值得关注的首先是阿拉伯人对古典文明传播的贡献。西方学界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著作的传播首先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著作进入阿拉伯世界的。 到公元9世纪中叶，是古典文明传播的鼎盛时期。阿拉伯学人伊本.铿迪翻译了许多亚里士多德的除了《政治学》之外的主要著作，还著《第一哲学》讨论人的灵魂和知性问题，为古典时期的科学、哲学和文化的传播，做出很大的贡献。 公元11世纪，由于拉丁文翻译被人们称作阿维森纳(Avicenna)的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西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传播逻辑学、物理学、数学、神学和形而上学，并进一步发展铿迪的哲学思想。最引人关注的是阿维洛伊（Averroes1126-1198）,在许多阿拉伯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学的情况下，阿维洛伊已经由于评注亚里士多德全集而著称。不仅如此，他还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了评注。 阿拉伯人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在西西里岛多元并存、相互交融，而叙利亚又是阿拉伯人传播古典文明的重要桥梁。可见，阿拉伯思想家们为古典时期的哲学、宗教，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播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贡献，古典文明才得以由南欧传播到西南欧直到西北欧。
犹太人对古典文明的复兴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犹太人是一个极其神奇的群落，几乎每一种近现代文明的创造都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早期的犹太人大多与伊斯兰人交叉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各自的语言也可相互交流相互使用。从12世纪起，有相当一部分古典著作由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好像一开始的时候，犹太人使用的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选录（doxographies）,但他们很快得到有阿拉伯语注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语是伊斯兰土地上犹太人说话和写作时用的语言（有时候用希伯来语字母）。 伊斯拉里（Isaac Israli,850-932）、加比罗尔（Solomon ben Judah ibn Gabirol,1022-1054 or 1058）、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1075-1140）、迈蒙尼德（Moses ben Maimonides,1135 or 1138-1204）等思想家，他们是犹太人中传播古典文明的代表。灵魂学说、知识论、世界初始元素理论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介绍和评论。加比罗尔从柏拉图那里学到了灵魂学说和知识论，加比罗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观念与普罗提诺也有相似之处， 而迈蒙则认为，12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主义展示出新柏拉图主义对于犹太哲学的主导性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理智代表了人类理智的极致，亚里士多德著作是讨论科学的所有著作的根本和基础。学界认为，在犹太思想家中，没有人在传播亚里士多德科学思想方面贡献更为杰出的思想家。 他们还认为，如果难以理解古典著作，可以通过阅读阿拉伯思想家拉法比和阿威洛伊翻译的著作。可见，犹太思想家对于古典文明的传播是与阿拉伯思想家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可以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相互交融，共同生长。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他们是古典著作从西西里岛、阿拉伯世界经地中海传播西班牙和法国的忠实使者。在法拉比和阿威洛伊时代还不能完整的向西欧传播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比如他们可能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比较熟悉，而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比较陌生，甚至在西班牙根本就难以看到这本书。 然而，他们依然是古典政治学传播的杰出代表。
法国和英国的学者对于古典著作乃至古典文明的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伦三岛的学者，尤其是苏格兰人为古典文明的早期复兴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除了爱留根纳（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是同一个族群，只是在不同时域称谓不同）、约翰•斯各脱、威廉的奥卡姆之外，米切尔也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仅就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言，大约从1120年开始，苏格兰的米切尔先后翻译了《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论灵魂》、《论感觉》、《论回忆》、《论梦》、《论长短》、《动物志》、《形而上学》等著作及其不同版本。 米切尔对于古典著作传播的贡献，在英国乃至西欧形成重要影响。
2、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之空间位移及其历史轨迹
与不列颠摄取的古典文明相比，原有的古典文明的存在形态随着空间位移而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形成古典文明存在样式的扬弃与重建。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程中，空间位移伴随着诸多思想家对古典文明的思考与重构而创造出新的学术样式，重新显示出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知道，从古典文明生存空间的位移来考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无论是传播的机构群体还是路线，均需仔细查考、辨别和论证：一方面，古典文明，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从希腊罗马，即现在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经过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传播到伊比利亚，即西班牙半岛，然后传播到西北欧；另一方面，不同的民族群体、不同的宗教和学术机构在古典文明传播的历史进程中，均担当过重要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经过许多环节、许多途径，并且诞生了许多思想家和社会群体，它是在多元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
古典文明西传不列颠的文化内涵是与空间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先后经历了不同的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形态与文化内涵。比较早的是伴随着宗教文明传入的法学、修辞学，其次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最后是政治学和艺术学。
据查考，首先被翻译到不列颠的亚里士多德的是逻辑学著作。它们是，《范畴篇》、《分析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正位篇》、《辩谬篇》。时间大约为510年至1269年之间，译者主要是古罗马的波爱修、法国的莫尔伯克的威廉和威尼斯的詹姆斯等；其次是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论天》、《论生灭》和《气象学》。时间大约在1125年至1270年之间。译者主要有威尼斯的詹姆斯、克雷莫纳的杰拉德、苏格兰的米切尔、莫尔伯克的威廉、牛津的格罗斯泰斯特等；再次是心理学和生命科学，包括《论灵魂》、《论感觉》、《论记忆》、《论梦》、《论发明》、《论长短》、《论气息》、《论朽灭》、《动物志》。译者主要有威尼斯的詹姆斯、苏格兰的米切尔、莫尔伯克的威廉。最后是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诗学。译者主要有威尼斯的詹姆斯、苏格兰的米切尔、莫尔伯克的威廉、牛津的格罗斯泰斯特和海曼.阿莱曼等翻译家。 事实上，宗教因素应当是决定亚里士多德著作译介先后序列形成的基本原因。
古典文明中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均具有丰富的知识与思想，并得以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在英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我们知道，形而上学给民族以科学思维，伦理学给社会以道德规范，政治学给国家以权力秩序，艺术学给人类以生命活力。然而，由于教俗权力始终存在矛盾及其相关因素，相比于《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诗学》等文化经典，《政治学》的译介来之晚矣。此处正是以《政治学》为个案进行考证：
在政治学与政治理论史方面，12世纪是一个停滞的时代，因为涉及到国家与教会的传单文学在授职权之争中刚刚耗尽了力量，而更系统的研究要等到126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翻译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才重新出现。在这样一个中间的时代，最突出的成果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于1159年编写的《政治学指南》（Policraticus）或《统治者之书》(Rulers’Book)。 这一判断，完全符合于历史事实，因为直到1264年左右，完整的《政治学》才被法国学者莫尔贝克的威廉翻译然后才介绍到英国并发挥影响。 然而，是谁架起了这一座桥梁呢？有人认为，古典文明传播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来自诺曼人统治的多民族文化交汇的西西里岛；另一条来自以阿拉伯人为主要传播者的西班牙。 可实际上，古典文明主要由希腊经阿拉伯世界到西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传播到西欧，在总体上大致呈现出这样的空间结构与历史轨迹：
约翰•洛克（英国）-乔治•拉尔森（英国）-沃特•伯利（英）—罗吉尔•培根（英国）--托马斯•彼得（法国）-莫尔伯克的威廉（法国）--多米尼克斯（西班牙）-克雷莫纳的杰勒德（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希腊）
由此可见，希腊罗马、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到西北欧，构成了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基本线索和历史脉络。当然，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对与古典文明的传播也从来没有停止，教堂等宗教圣地也是古典文明累积和传播的重要领地。
在英国，分权学说影响最大的是洛克。他在《政府论》中说：国家政治的权力可以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后来的孟德斯鸠的学说，同时也是对17世纪英国整个时代分权思想的总结。然而，洛克却不是17世纪三权分立学说最早的提出者，在此之前，查尔斯.达利森和乔治.拉尔森都已经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是他们为洛克三权分立学说的全面建立奠定了基础。查尔斯.达利森在《为保王党人辩护》中曾经这样说：国家要有三种权力：政府的最高权力、制定法律的权利和审判的权力。
乔治.拉尔森是前洛克时期分权思想最为完善的思想家。在《霍布斯的<利维坦>政治部分考察》中，拉尔森说：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执行和司法权力。 对此，拉尔森还做出了系统的阐述。他说，立法权对于国家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他不可分割的属于已经确立的君主。君主以此来引导他的人民遵守法律，君主必须遵守法律并以此来治国。立法权同时包括撤销、重新阐释和法律修订，同时包括荣誉的授予、保留、终止和恢复的权利，兴办大学和建立团体的权利；执行权主要包括官员的设置与官员的权力；司法权力指的是司法制度的建立与管理，管理世俗、宗教、和军事事务。根据惯例，通过讨论与裁决等方式对过失与成绩进行司法裁判；对罪行是否是死刑，具有免除、终止和宽恕的权利；执行司法程序与法院管理的权利。 乔治•拉尔森等人的分权思想，不仅表明洛克不是近代英国最早重建分权学说的人， 更说明近代英国的分权思想源远流长。我们认为，乔治•拉尔森等人的相关论述，为洛克三权分立学说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更重要的是，洛克与拉尔森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在1683-1688年流放荷兰期间，洛克于1687-1689年之间经常光顾他的一位商人朋友本杰明•弗利的私人图书馆，并读到拉尔森1657年出版的著作《对霍布斯<利维坦>政治部分的考察》。1688年，洛克准备回英格兰的时候，他的秘书在洛克的藏书中也看到了拉尔森的另一本重要的初版著作《神权政治与市民政治》。 毫无疑问，拉尔森的著作给洛克分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
罗吉尔.培根或许是希腊政治学说的另一位重要的传播者。他曾经说过，拉丁人和希腊人那里知道人的权力与法律，这就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 1237-1247年，罗吉尔•培根曾经在巴黎教授亚里士多德研究和神学研究长达10年之久。 在译介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过程中，罗吉尔•培根更乐于选择阿拉伯思想家的译本。他认为，阿拉伯科学家翻译的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要进步得多。 我们认为，在译介古典文明的英国思想家中，罗吉尔•培根应该是中世纪英国极其少见的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与传播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思想家，他在英国最早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法学有充分的思想基础和学术条件。
英国中世纪后期的思想家更关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特别是在关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同时，还关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关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和政治共同体、多数人政治与分权制衡等关键词， 这些学问是古典政治学的核心。众所周知，自12世纪中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基本替代了新柏拉图主义。在古典政治学乃至整个古典文明西传的过程中，犹太人起了重要的沟通与桥梁的作用。犹太人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以麦蒙尼德（1135—1204）等人为代表。他们致力于译介、评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播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与诸多自然科学等古典学术思想。 犹太人的翻译几乎遍布西西里岛、叙利亚等阿拉伯世界、西班牙、法国直至整个西欧，犹太知识分子是古典文明西传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
从希腊、罗马经地中海世界穿越西班牙北上到达西欧，阿拉伯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人非常关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同时也关注对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译注工作。阿弗劳斯就以译注亚里士多德全集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从12世纪起，就有大量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政治的学术思想传播到西欧。 可见，在这一时期，西欧已经具有全面译介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基本条件。
学术界普遍认为，12世纪亚里士多德著作主要过两条途径：一条是诺曼人统治的西西里岛，这里是拉丁、希腊、阿拉伯、犹太四个民族的交汇处，他们将原著译成拉丁文或阿拉伯文；另一条是西班牙，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是西欧新学问的主要来源。 古典文明传播到英国的途径也有两条：一条是来自英国的近邻法国，他们是英国学者和教徒最容易交流的国家；其次是英伦三岛的学者赴欧洲大陆其他区域的宗教领域摄取宗教思想和古典文明。 尤其是在加洛林帝国时期，诸如比德（Bede）著《圣经》注释和《英吉利教会史》一样，在古典文明与加洛林帝国的神学与哲学的觉醒之间起了桥梁作用。 事实上，这一风潮自查理曼帝国时期就已经兴起。尽管查理曼不是一个学者，但是他重视王国的文化与精神生活，因此大批学者与文人便来到查理曼帝国，为古典文明复兴提供了历史背景和条件。
1264年，法国学者莫尔贝克的威廉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全集，《政治学》才得以传播到西欧。最早将《政治学》传播给英国或英国人的记录，不是来自于罗吉尔•培根。其理由在于：一是有材料说明，在1219年之后罗吉尔•培根接触到宗教法则、罗马法和道德哲学方面的古典著作，但是没有记录说明罗吉尔培根接触到《政治学》方面的材料； 二是罗吉尔• 培根从1237-1247年在巴黎大学讲学，但那时也没有译介政治学的讯息，而自1261年之后，罗吉尔•培根在巴黎大多处于囚禁之中，直到1290年去世，他很少有机会给英国或英国人传播古典学术的机会。1337-1338年，沃特•伯利根据（源于莫尔贝克的威廉的版本的）14世纪初期出版的托马斯•彼得的版本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注疏，而且这一部书是专门为英国学生授课撰写的。 尽管在此之前，政治学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曾经传播到英国，但是作为系统全面的传播，到目前为止有案可考的应当以沃特•伯利的成果为标志。也就是说，早在14世纪中叶之前，英国学生就已经得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系统传播与教育的机会。14世纪下半叶，英国有了牛津抄本，即巴里奥尔学院藏书112号。所谓的共和与君主政体学说、中产阶级与多数人学说、三权分立学说，才得以率先在西欧开花结果。仅就分权学说而言，亚里士多德说，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其二为行政机能；其三为审判机能。 这一论述，或许是西方许多国家受到积极影响的政治学语境中分权思想最早的根源。
3、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早期主要成就及案例分析
不列颠社区古典文明经历了一个十分久远的过程，然而在大学建立之前，能够作为早期突出成就的也只有约克的阿尔昆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及其学术群体所做出的贡献。
早在公元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初，约克有一个叫阿尔昆的学者。他是公元7-8世纪诞生的杰出人物。公元7-8世纪，欧洲大陆是一个思想贫瘠的时代。荒野的国王领地逐步衰微或被大部分掠夺，即便是罗马帝国统辖的区域也常常只留下一些衰退的残迹。一些以历史学为信仰的高卢学者们，常常在社会动荡时挂帆远航，将接受拉丁和希腊古典文明教育的传统带到爱尔兰的土地上。 应该说，这一时期是古典文明有意识地系统地传播到不列颠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阶段，它为古典文明在西欧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最早的学术群体是约克阿尔昆小组及其对古典文明的翻译与传播。在欧洲大陆与不列颠形成广泛交流的情况下，古典文明于8世纪晚期到9世纪初在部分不列颠人中间得以较为系统而全面地传播。阿尔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约克成功地接受了系统的古典教育，而且身边还有一批古典文明的追随者，他们无需任何缘由乐于移植欧洲大陆古典文明的学术论著与文化模式，这在当时的约克乃至不列颠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阿尔昆在约克接受的教育使他得到了一种很好的拉丁语文化背景：维吉尔的诗歌、古代晚期基督教诗歌、早期教父文本宽阔的语境，以及早期其他一些英国学者，如阿尔德海姆、比德（Bede,673-735）等作者创造的来自欧洲大陆文明又有所发展而变得更加抽象的文本。
查理大帝时期，阿尔昆鼎力推崇知识，认为人没有知识就不可能行善，因此主教应创办学校。 正是在约克修道院受到很好的古典式教育的阿尔昆，后来主持约克修道院的学校工作。公元781年，阿尔昆从罗马归来后接受查理曼大帝的邀请，到法兰克王国首都埃克森主持宫廷学校工作。在此期间，他努力从事古典文明的理论与实践。查理曼大帝成了阿尔昆工作小组的庇护人。在教师十分稀缺的情况下，阿尔昆开始教授作为语法的对话、修辞、逻辑，以及部分古典著作的手稿，他还在古典文明改良活动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
令人关注的是，阿尔昆创建了一个古典学术著作译介工作小组。他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群体，对希腊罗马时期的亚里士多德、波爱修、波菲利等许多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翻译和评介。公元8世纪90年代，阿尔昆凸显了逻辑哲学的历史地位。他的《论逻辑》是中世纪逻辑哲学第一部学术文献。在这一步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论在逻辑学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逻辑哲学的崛兴，标志着经院哲学的萌芽。可是，阿尔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逻辑学是否适合于上帝？适合吗？教父哲学已经走了几百年路程；不适合，那么逻辑哲学最终将实现与神学的分离，并预示着人类文明重心的转移。阿尔昆《论对神圣的三位一体的信仰》，逐渐取代了伪奥古斯丁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诸多解释，从而使中世纪思想史真正走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发展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阿尔昆不仅在哲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等方面全面译介古典著作，尤其是对伪奥古斯丁《十范畴》的阐释所体现出来的观点，在他的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些著作还通过他的学生将这些古典文明典籍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他的学生弗里德基斯（Fredegisusu de Tours,公元?-834年）在巴黎撰写《论虚无与黑暗》，黑暗指灵魂认识之前的蒙昧，虚无指柏拉图创世说中的“世界灵魂”被创造之前的“前存在状态”。阿尔昆的另一位学生莫鲁斯（Rhabanus Maurus,约公元776-856年），成为美茵兹地区主教。他倡导七艺教育，编撰多种教材，传播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还有慕尼黑手稿的撰写者等其他学生，均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古典文明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作出贡献。由于阿尔昆小组的存在在宗教文明的背景中有其独立自由的存在方式，有其群体的对于古典著作的翻译与传播，有其相当大的文献分量和思想深度，尤其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深远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认为，阿尔昆小组建树的事业，是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源头和重要标志。
特别重要的是，人们后来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公元891年由菲利普斯题字的译文。 到了公元10世纪前后，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已经不同程度的被翻译成英文。 这一时期，古典文明中的核心性著作已经被传播到不列颠。由于政治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直接影响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明、社会风俗和科学精神，因此对于英国早期社会的现代转型及其文明转换将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
到了12世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1120-1180）也形成了传播古典文明的学术群体。虽然约翰早年在乡村学校在当地牧师的管理下从事学习，但是他或许是接受了最接近于16世纪人文主义教育意义的小学生。后来又花了很多时间（1135-1136）在巴黎和夏特尔学习，接受了深厚的宗教和古典文明教育。1148-1152年，约翰作为教徒们的工作人员生活在政治学中心，一边接受宗教文明的熏陶，一边又面对世俗生活世界的影响。尽管约翰的著作很少留存，然而他的许多书信，记录了他对古典文明的许多心里信息，尤其是对于美与感觉真实记录远远超过对于宗教神学的价值与意义。
约翰认同柏拉图关于“共和国”的政治学说，认为共和国如同放大了的人体世界，他们的全体成员相互依存而且拥有共同的福利。约翰还提出了自己的国王学说。他认为，国王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传统的规则，他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奴仆。 约翰著《论政府原理》，他关注的是普罗塔克的政治思想，关注的是凯撒的共和思想，关注的是图拉真的政治主张。 《论政府原理》受到美国思想家哈罗德•J.伯尔曼的特别关注，他认为，《论政府原理》的作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是西方政治科学的创立者。 伯尔曼认为，约翰的著作有四点创新：首先是包含于《论政府原理》的新的东西是作者努力用一种包罗万象的方式把来自极其多样和矛盾的渊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尼克、维吉尔、奥维德、《旧约》、《新约》、教父们、研究由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自己同时代所注释的查士丁尼法律原文的罗马法法律家、教会法法律家，以及其他渊源的理论、原文和例子汇集在一起，并企图综合他们。其次，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除了作出综合的努力以外，还发现了一种通过概念去实现综合的方法，这些概念通过抽象出矛盾的规范的共性而把它们综合在一起。第三，有些事例即使披上了《圣经》的、希腊罗马式的、或者其他来自较古老的时代的外衣，也还是引入了一种经验-归纳的特性、一种对实际经验的关切或一种决疑法。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本书：一方面，它不是对某种乌托邦或理想共和国的描绘；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种衰败时代的编年史，尽管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因素。经验-规范特性和伦理-规范特性的混合，事实上构成了由《论政府原理》引进的风格和方法的第三种创新。第四，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首先用于研究世俗政治制度的经院方法的第四种创新，与（1）运用符合经验现实的，（2）普遍概念，（3）努力综合对立面的规范紧密联系，那就是：努力把整个主题，将其作为单一的整体、一种完整的体系来考虑，并且表现出这样一种特色，即，力图用有机体的术语把整体描绘为一个躯体。他还说，在《论政府原理》中看到的政治统治的有机体概念和自然性概念，更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不是斯多葛派或早期教父的思想。虽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当时无法利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但他和亚里斯多德都认为政治共同体要服从作为理性的自然法，并且认为自然或理性要求国王按照正义和公平进行通知。也就是说，约翰与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说具有一致性、相似性，抑或继承性。约翰在接受古典文明教育的过程中，接受过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说的影响。 可见，约翰来自古典政治学与古典文明中的政治思想，影响着那个世纪直至近代社会。
追本穷源以反观英国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古典文明从希腊、罗马经过地中海世界传播到不列颠，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序和地理空间的位移，经历过诸多思想家的整理与翻译，经历过诸多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以使古典文明在诸多内涵与形式发生变异升迁与创新，从而对英国近代文明的崛起产生强大的发送力。仔细考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源流，及其内涵与形式的演变过程，对于探讨英国近代文明崛兴的历史原因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12
（二）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基本途径
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诸多途径中，教堂与大学的建立及其对于摄取古典文明既具有特殊的效用也是其最为重要的途径。
1、教堂的建立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过程中的作用
教堂的建立，对于不列颠早期古典文明的复兴及其全面拓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不列颠社区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诸多教堂的先后建立是古典文明全面复兴的重要桥梁。西方学者认为，在古典文明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当英国学者于15世纪初格外关注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知识分子对于英国的关注则开始减弱。然而，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各地的基督教机构和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方学者认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高潮之前，许多地方古典文明复兴是通过教堂来实现的。比如，在英格兰传播古典文明就是从坎特伯雷大教堂开始的。首任大主教奥古斯丁就是古典文明最早的传播者之一。西方有学人讨论过，奥古斯丁给不列颠带来了什么？谁都知道首先带来的是宗教信仰，可是同时也带来了法律和古典文明地方化的意识形态。 在奥古斯丁和格里高利诸多讨论中体现出这样一种观点，宗教信仰和法律都具有地方化的可能性。奥古斯丁说过，既然只有一个信仰，为什么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习惯？奥古斯丁还说过，请告诉我，如果有人偷窃了教会中的东西，该怎么处罚他？格里高利告诉 他的答案是，宗教信仰可以有自己不同地方的习俗，法律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些观念，和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意识十分相近。
坎特伯雷第7任大主教西奥多•塔尔苏斯（Archbishop of Canterbury,Tarsus,668-690）就曾经阅读过普罗塔克的著作,并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公元9世纪的爱尔兰人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一位与普通传播希腊著作存在明显区别的学者，他在不列颠经历自己传播新柏拉图主义的生涯中，既没有使用比德《英吉利教会史》中普罗塔克的材料，也没有使用约克宗教学校图书馆阿尔昆资料中关于普罗塔克的书籍，或许奥尔本斯教堂发现的这位基督徒所使用的手稿类的普罗塔克的著作直接来自于雅典
在坎特伯雷诸多大主教中间，对于摄取古典文明过程起到突出作用的还有第36任大主教安瑟尔谟，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奥斯塔贵族家庭，最终于1494年被教皇封为圣徒。1093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将希腊古典文明中注重理性、重视逻辑学与辩证法，以及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传统带到不列颠。
首先，安瑟尔谟认为，自己的上帝的信仰渴望得到理性的支持。他说，主啊，我并不求达到你的崇高顶点，因为我的理解力根本不能与你的崇高相比拟，我完全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但我渴望能够理解你的那个为我所信所爱的真理，因为我绝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这种对理性的呼唤，显然超越了教父哲学时代神为万物之本源的观点，而是从信仰之外寻求理性的支撑。 在《论语法》一文中，他还对名称和意义的差异，以及说话等范畴的使用，都主张需要理性的证明；
其次，安瑟尔谟重视古典文明中的逻辑学与辩证法。安瑟尔谟在他的《宣讲》中所作的关于上帝本体论证明就充分体现出他对于逻辑哲学与辩证法的重视。这一段三段论是逻辑推理的内容是：大前提：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之中，而且也在实际上存在。
小前提：上帝是一个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结论：上帝在实际上存在。尽管这一推理中缺乏设想与存在之间的必然性关联，然而它的逻辑推理与辩证法的性质及其在经院哲学中的运用，实际上是传播了古典文明中的逻辑哲学观念与辩证法思想。
还有，安瑟尔谟十分关注自由意志问题的讨论，为自由意志的神性实现向人的自由意志的转换准备了条件。安瑟尔谟在《论选择的自由》中说，自由的选择似乎与上帝的恩典、命定与天意相对立。我想知道自由的选择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总有自由的选择。他认为，人的意志是灵魂的一种功能，具有选择功能的倾向性，还可以付诸以实际运作，而且与有用和正当有关。显然，意志与道德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主观倾向性和实践性。安瑟尔谟对于人的意志自由的关注，与奥古斯丁的神的自由意志相关，但同时又超越了这一学说，以便进一步实现向奥卡姆的人的主观意志的自由的根本的转变。
当然，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建立之前，就已经有官方和民间对于基督教文明的传播，乃至伴随着对于古典文明的摄取，而且除了坎特伯雷大教堂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宗教圣地、群体与个人，对古典文明的摄取与传播作出贡献。
2、大学是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重要桥梁
英国早期大学，尤其是牛津和剑桥大学较早全方位的接受古典文明与宗教文化的传播并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此间，司各脱、奥卡姆、格罗斯泰斯特、罗吉尔培根等均是大学里诞生的古典文明的研究与传播者，是他们完成了吸纳并创新的历史使命。在大学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并存、宗教与科学存，神圣与世俗并存、形而上学与经验哲学并存。正是在多元并存的背景下，大学将古典文明传播到不列颠的每一方土地，每一方空间。
早在公元七世纪，坎特伯雷就建立了学校，进行希腊文化和拉丁语教育；贝辛斯托克的约翰还从雅典带回普罗塔克著作的手抄本， 传播希腊时代的人文主义观念与政治哲学思想；
在古典文明复兴的过程中，大学的兴起意味着什么?古典文明的西传与不列颠民族的文化复兴与牛津大学的兴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牛津大学建立的早期状况是我们了解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无法准确把握牛津大学建立的时间，但是有案可考的是，早在牛津大学创建之初必然的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牛津大学的创建得益于博罗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诸多资源；二是牛津大学最早授课的是宗教人士或者说是基督徒。 据查考，牛津较早发表演讲的是于1133年的一位引人关注的来自巴黎大学的老师罗伯特•普鲁斯(Robert Pullus)，他发表是关于圣经的演讲。后来是1149年，有一位更有声望的来自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老师瓦卡里乌斯，他在牛津讲授的是罗马法。显然，这是牛津大学课程世俗化的重要标志。12世纪下半叶，牛津已经形成比较稳定和有组织的大学，还建立了主教之下的专门委员会掌控大学的中心权利，然而商业行会由于不利于大学校长正常裁判下进行合作直到12世纪末尚未获得容许和资质没有在人文学科开设课程。然而，这一现象也表明，商务在牛津大学早期教育中至少已经形成思想和语境并体现世俗化的趋向。早期学生大多来自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成家的英国人在完成巴黎大学学业之后来到牛津大学。人文学科最早又分成了法文、英文、诺曼文和皮卡兹文。 或许，这是牛津大学学科分类的最早记录。
据查考，牛津大学主要有人文、法律、医学和神学四个学科，后面三个学科是在人文学科建立之后建立起来的；拉丁语是牛津教育使用的最基本的语言，拉丁语法是主要的必修课。在中世纪，由于课程的发展又将拉丁语教育分成两组：一个小组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一个大组包括数学、音乐、地理和天文。这就是古典式的七艺教育。这七种自由艺术教育是由宗教人士主持的一种十分严肃的学习方式。
尽管我们感受到的牛津大学历史悠久而十分辉煌，可是它的形成和发展的经历却十分艰难。早期的牛津，人才匮乏，图书亏缺。据史料记载，杜克.汉弗莱就是当时牛津大学的资助者之一。 杜克.汉弗莱十分慷慨，他为牛津大学捐助了280多本手抄本图书。 在15世纪初的英国，这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和文化财富。然而，1447年杜克逝世给他身边的学者们带来严重的影响。有人认为，他的离世使得以他为中心的第一批人文主义者面临终结。此事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相当一部分思想家的名声不太显赫，而且也很少为社会所接受。有时能忘却来自古希腊的古典文明，甚至在人们死后都无法辨明从意大利来到英国的一些学者。然而，在古典文明复兴的第一个阶段，人们为了一代代人的成长用汉弗莱的名字命名每年均可获得的基金和图书馆，用汉弗莱的名字鼓励复兴时期的后来者。 核心人物及大学，在英国文艺复兴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体意识”与“现代路线”的确立，是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
它们的创建人是约翰•斯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约翰•邓斯•斯各脱（约1266-1308）是一位出生于苏格兰的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他于1288年前后，在牛津大学学习神学，《箴言四书》是他的学士论文，也被称为《牛津评注》。1291年被按立神职后，曾经赴巴黎大学学习。1300年7月6日，他成为牛津教区报给林肯郡主教约翰.达尔德比(John Dalderby)的22名弗兰西斯会修士之一。此时，斯各脱修订他的《箴言四书》，即《牛津评注》。1302年，斯各脱被送到巴黎学习，并在那里讲授《箴言四书》。1303年，因教会财产征税问题效忠教皇博尼法斯8世而反对法王菲利普，被驱逐出境而返回英国，1304年才回到巴黎并再次讲授《箴言四书》。这一年，他成为巴黎大学教授，并接替弗兰西斯会总会长来自西班牙的冈察乌斯（Gonsalvus of Spain）。任职期间，曾主持过与多米尼克会修士威廉.彼得.高迪努斯（William Peter Godinus）讨论个体化原则的自由辩论会。1307年秋，弗兰西斯会教席很快被亚历山大利亚的亚历山大接替，后被调到科隆弗兰西斯学馆，作为一名讲员一直到1308年。就在这一年，正当他忙于修订《牛津评注》的时候，1318年11月8日，斯各脱去世并安葬在科隆。
值得关注的是，斯各脱的自由辩论中的“个体化原则”和《论第一原理》中关于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问题。他的观点，在传播神学和古典哲学的过程中已经包含着个体与群体、无限与有限、可能与事实等对立统一的范畴。我们知道，斯各脱用“无限”和“可能”的假想逻辑，来为上帝存在辩护。从表面上看，斯各脱的观点是一种倾向于唯识论的经院哲学观，但是他的观点对于个体、有限和事实的包容这一现象，事实上已经为奥卡姆“现代路线”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也呈现出古典文明意义在不列颠宗教文明背景中演进的历史轨迹，即由重视观念与神学的新柏拉图主义向重视存在与个体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转变。
13世纪之后，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历史上出现了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威廉•奥卡姆及其具有重要影响的现代路线。奥卡姆现代路线的确立，标志着新柏拉图主义向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转换的完成，也同时标志着经院哲学使命的完成；更重要的是，13世纪初的英国，出现了最早为个人权利立言的《大宪章》，他不只是王权、教廷与民族情愫的碰撞与融合的产物，更是历史运演过程中形成的封建、宗教和男爵等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等复杂的社会因素走向通约的重要标志。古典文明的复兴，从文化内涵升迁和政治观念演变两个方面昭示着不列颠乃至整个欧洲进入了民主政治、理性哲学和人文主义观念逐步成为主流的近代社会。
大学的建立对于英国古典文明的摄取所担当的使命是不可估量的。牛津大学是英国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为近代早期英国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的大学：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1168-1253）、罗吉尔•培根（1214-1292）既毕业于牛津，也执教于牛津；约翰•邓斯•斯各脱（1265-1308）、奥卡姆的威廉（1285-1349）都是牛津大学培养的优秀人才。 人们在十二至十三世纪就开始普遍的传播古代希腊柏拉图等诸多思想家的著作与思想； 到了十五六世纪，势头则逐步转向亚里士多德。据查考，到十七世纪初，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著作，在牛津诸多学院甚至整个不列颠的传播已经形成高潮。
牛津大学从建立的时代起，就具有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品质。早在1184年，国王就馈赠了一个市场-High Street-给牛津大学；1219年，教堂的主教又得到国王的许诺通过一条大路将教堂、市场和大学连接在一起。 大概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大学与宗教、世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容易在多元碰撞与融合中获得发展与前行的力量。
二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特征辨析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与其他民族对于古典文明的接受存在明显的独特性，不列颠总是以自己为主体面对古典文明，主体意识的确立，范畴意义的转换，存在样态的升迁，是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征。
（一）地域文化主体意识的呈现
早在公元一二世纪，古典文明就已经零散地伴随着宗教使者传播到西欧。许多民间的宗教活动及其古典文明的流传是无案可考的，仅就有案可考的则可以追溯到公元156年之前。比德说过：在公元156年之前，不列颠王卢修斯写信给神圣的罗马教皇埃路塞路斯，请求教皇下一道训令让他成为基督徒。他的这一虔诚的愿望很快的得到了实现。因此，不列颠人接受了基督徒并在安宁中完整纯洁地把它保持下来，直至戴克里先皇帝时代。 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后到公元三四世纪，不列颠就已经得到了来自罗马军队与教会中知识分子带来的罗马古典文明。卢修斯国王的行为还表明，在域外文明面前，不列颠人始终是一个主动者。宗教信徒们则饱受七艺教育熏陶、拥有深厚的古典文明学养。公元5世纪末或6世纪初，圣古荣来到康沃尔的山林之间并居住在这里；公元518年，圣比德诺克又来到了康沃尔，共同建立他们的宗教领地，传播他们的宗教事业。 此时，罗马古典文明的传播，处于一种绝对的伴随状态；到公元597年，进入肯特郡的奥古斯丁带着他的宗教群体在传播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带来了古典文明。坎特伯雷是由罗马人模仿圣彼得大教堂在不列颠建造的第一坐教堂，告解室或地下室及其阶梯有所上升。
令人关注的是，传播古典文明的学者大多来自于英伦三岛，这里的修道院在大格列高利及其同时代人过时以后，成了古典文明的宝库。在这些修道院里，人们不仅用拉丁文而且也用希腊文研究古代基督教著作。 可见，宗教群体传播古典文明的同时也在传播基督教，从而实现两希文明对西欧世界的影响，其间英国学者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公元8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世界连接在一起，而且在广泛意义上而不是一般的理论叙述。因此，基督教文明的两种形式，希腊早期曾放弃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和几乎不了解希腊的拉丁语。但是，不久以后，即大约在4个世纪蛮族入侵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的贡献，基督教呈现出一种新的基督教文明。 也就是说，在古典文明的西传与融合的过程中，教堂的建立强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文明传播的历史进程。
（二）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过程中基本范畴内在意义的变化
不列颠摄取的古典文明，其内在思想与意义随着历史时间的变迁而不断演进。我们知道，古典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现，其形态和内涵是在不断地演进和变化的。从世纪初，到公元五世纪，古典文明零散地伴随着战争与宗教文明传播到西欧；五世纪之后，古典文明逐步以不同方式全方位地传播与介绍到西欧，直到13世纪大学的建立，使古典文明复兴进入鼎盛时代。从总体上说，早期不列颠摄取的古典文明具有相对稳定的思想内涵,神性、理性和人文情怀等要素始终具有重要的分量并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古典文明的内涵又有其不同的倾向和呈现方式。
首先，诸多民族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融合中的逐步演进。
古典文明复兴之萌芽，主要依托于异族征服与宗教文明的传播。就古典文明意义演进的历史形态来看，它是从东南欧起始经过地中海世界到伊比利亚半岛，最后来到西北欧。在这一时期，古典文明只是宗教文明的附属品，甚至可以说是宗教文明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从1-2世纪传教士的零散进入到公元五世纪末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进入；再到公元八九世纪，宗教文明统率着古典文明在整个欧洲得以生存和发展。 公元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古典文明逐步进入一种独立与自觉的历史时期，并很快过渡到经院哲学时代，从而形成古典文明与宗教文明并存，并逐步形成优势的近代启蒙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段，古典文明的重现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理性、人性从属于神性。首先是古典理性哲学的兴起，其次才是古典文明艺术的兴起，从而唤醒了古典文明中的人文主义精神。理性、人权、个别与具体的意义，才得以在具体的历史时间中逐步得到发展和进化。
在学者们的研究过程中，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没有得到重视，它在人们的学术视野中指的是鼎盛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人们认为，文艺复兴是以古典文明的重现来张扬人文主义精神。人们想说的是，古典文明的重现是文艺复兴的基本存在样式；就内核而言，则不是简单的单一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而应当是理性与神性并存的人文主义。在西方，这一特点可能是始终如一的，无论是古典文明的传播者，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他们对于人文主义的追求都是与神的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在古典文明传播早期，古典文明的传播者首先是一些传教士；到了13世纪之后，意大利的思想家们也将上帝及其神性至于人类的世俗生活之上。但丁说过，人类本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也应像上帝那样是个统一体。而且人类只有以天国和天父为榜样，才能处于最佳状态。 西方人也不可能彻底地放弃宗教信仰，寻求单一理性的人文主义，而且单一理性的人文主义也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神性是人的品质得以维系、呵护、把握与提升的重要依托。神圣的信仰及其所拥有的品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他是重视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古典文明的复兴总是与人的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早期不列颠摄取的古典文明之思想内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均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当然，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是，古典文明何时开始在不列颠复兴？我们知道，如果从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来看，古典文明一直处于传播的历史进程之中。
其次，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过程中核心范畴内在意义的转换。
随着时间的变迁，中世纪哲学观念逐步由教父哲学向经院哲学位移。一系列经院哲学家的诞生，有力的推进古典文明的全面复兴。在普罗提诺、奥古斯丁等教父哲学家之后，爱留根纳等体现经院哲学价值取向的思想家们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改变了来自古典时代的诸多文化范畴之根本内涵的理解均以教父哲学甚至柏拉图主义观念为依据的历史状况，自然的内涵、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获得了新的阐释。
在柏拉图那里，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分有”的关系，即自然是因为分有了上帝的品质才获得了自身的存在。 普罗提诺则认为，自然来自于太乙完满性的“流溢”，留意的阶段性构成了世界的等级，首先流溢出来的存在是理智，从理智再流溢出来的是灵魂，灵魂可以成为连接纯粹的理智与可感世界的中介，其中高级的叫自然，以理智为追求的目标；低级的叫秩序，与质料相结合产生可感世界。 与太乙流溢相反的过程则是灵魂的复归，这一观点为后世的诸多客观唯心辩证法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奥古斯丁的“光照说”是柏拉图主义的进一步显现。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来自于上帝即真理之光。 令人关注的是，奥古斯丁主张，信仰先于理性，同时理性与信仰可以并存且部分交叉。这是因为，一切思想都是信仰，然而一切信仰却都是思想。奥古斯丁还主张，上帝即真理，那么真理是来自与理性还是信仰呢？可见，尽管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知识来自于上帝的光照，自然世界来自于上帝的创造，然而从“真理”的角度来理解上帝，从“度、数、衡”的角度来理解自然， 显然是为作为理性与存在的自然世界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特别重要的是，自然的内涵及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到了爱留根纳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公元九世纪中叶，爱尔兰学人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810-877）就是研究希腊古典文明的著名学者，他的《自然的区分》是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成果。《自然的区分》写作于860-866年之间，是爱留根纳晚年的著作。9世纪50年代，爱留根纳奉查理大帝之命翻译了许多希腊时期的著作。 他的《自然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萌发出经院哲学的初始品质：初步确立“理性”在宗教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基于自然以超越历史与宗教的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了教父哲学以来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使自然获得了无限广阔的生存空间。
“自然”在爱留根纳那里实现了与上帝的对立和分离：一方面，爱留根纳以理性为根据实现对自然丰富内涵的理解。他认为，自然是关于一切存在的东西和一切不存在的东西的普遍名称。用无限丰富与广阔的内涵，将自然的存在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从而形成与上帝抗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爱留根纳用辩证法的方法实现了对于自然诸多存在形态的逻辑的区分。根据上帝的生成与发展的四个阶段，自然可以区分为：概念1、指示作为自然最初原因的是上帝，他能创造；概念2、指示上帝作为创造的原型理念，他被上帝创造；概念3、指示上帝按照原形创造出来的事物的总和，这些事物不能再创造其他事物；概念4、指示作为自然最终目的之上帝，他不被创造，也不能创造。由于爱留根纳认为，真理的运行起始与归宿均以上帝为依托，因此被认为是泛神论的思想家。然而，爱留根纳对于自然生成与自我显示说的理路与逻辑建构，以及关注结构、符号和文本等范畴，被现代人认为是宗教哲学历史进程中语言结构的重要创新，而且也为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后现代语言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显然，爱留根纳的哲学思想对于现代思想家带来许多启示。
我们认为，爱留根纳的重要创新，不只是在于结构的创新上，而且也在于他能为上帝创造的自然给出了重要地位，在于对理性和辩证法的推崇与运用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经院哲学思想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首先，爱留根纳特别重视理性的价值。他认为，自然的区分不是依据上帝，也不是依据权威，而是依据理性。权威来自于真正的理性，而理性却肯定不是来自于权威。没有被真正理性支持的权威是软弱的，而理性凭借自身的力量保持牢靠和稳定，并不需要任何权威的赞同作为认可。他还认为，除了哲学家之外，无人能进天堂。由此可见，爱留根纳的哲学思想渗透着宗教意识，但是却充分体现出了理性的独立性。其次，爱留根纳对于辩证法的创新与运用也取得了重要成就。爱留根纳提出了普遍与个别这一组哲学范畴。他认为，普遍的神是世界灵魂，个别的神是天体星辰。显然，爱留根纳不仅重视上帝的普遍世界，也同时关注与上帝相关但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立性的现象世界。可见，自然区分的结果表明，从爱留根纳开始，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然从小于上帝到等于上帝，最终发展成为大于上帝，这一现象正是教父哲学走向经院哲学在英国历史上的表现和象征。
爱留根纳的思想中也蕴含着古典文明与哲学思想中的运动与发展的观念。爱留根纳认为，创世的自然可以分为起源、原型世界、可感世界和归宿四个阶段的运动。由此，人们可以感受到柏拉图的理式、黑格尔的理念学说的影子，起于观念世界，经过感性世界，回归绝对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爱留根纳是新柏拉图主义向亚里士多德主义演变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由柏拉图向黑格尔升迁的桥梁性质的思想家。更重要的是，爱留根纳的学说，不仅渗透于诸多发展与运动的历史观念之中，同时也体现于宇宙万物之中。他将太阳看着是灵魂世界，它蕴含着有理性和无理性的生命力，并推动宇宙及其日月星辰的运动与发展。尽管他将宇宙看着是围绕太运转的星系，然而他的朴素的自然辩证法学说，却为近代社会与自然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自然是一种理性的存在，既是一种由的存在，也是一种无的存在；它不是来自与上帝，而是来自于理性，理性高于权威；尽管自然的起始与归宿以上帝为依托，然而自然拥有自己原型世界和可感世界，自然不是寓于上帝之中，而是上帝寓于自然之中。可见，以“自然”及其与上帝的关系的案例可以说明，古典文明的内在意义从初始状态传播到不列颠经历了无数次洗刷和重构，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英国学者威廉•魏安思曾经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为案例。他认为，从诸多译著的材料出发，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心理与精神因素的变化，外在的标杆与社会尺度的变化，亚里士多德著作文本内在的诸多主观意图等三个方面的因素，是构成古典文明传播进程中内在意义变化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基于社会历史与地理空间的转换，威廉发现的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文化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3、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过程中历史形态存在样式的升迁
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1168-1253），生于萨福克郡的农民家庭，早年在牛津教会学校，毕业后在牛津艺学院任教。在牛津期间，格罗斯泰斯特潜心研究法学、医学和神学。 1209-1214年，英王约翰与教会发生冲突，关闭牛津大学，格罗斯泰斯特赴巴黎大学神学院学习，毕业以后回牛津教授神学。1214-1221，任牛津大学首任校长。1235年起任林肯郡主教直到去世。他对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主要功绩是：评注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哲学、宗教哲学、数学、光学、物理学、美学、逻辑学、人学和神学等古典文明相关的多方面的著作；邀请希腊人讲授希腊文字与文化,从希腊学者那里学到古典文明研究的奥秘。 守护宗教与拉丁文的文化传统；格罗斯泰斯特等人率先全面向英国系统地传播来自希腊罗马的自然科学与古典文明。格罗斯泰斯特首先是一位忠实的信徒，是宗教的总是捍卫者，无论是生活、事业还是学术研究都是他的信仰为基础的；其次才是一位科学家，他译介了光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占星学、农学等自然科学著作，并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再次格罗斯泰斯特还是一位人文与社会科学家，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后分析篇》、《归谬篇》，还编著了《神学问题集》、《论真理》、《论真命题》、《神的科学》。1239-1244年,他兴趣重现，着力推进古典文明的复兴，将大量的希腊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还对乡村文学和家政经济学研究做出突出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英国最早的大学-牛津大学是在格罗斯泰斯特那里实现了组织机构的世俗化。1120年，牛津大学实现了同主教权力的分离，实现了大学管理与组织权力的世俗化。 他在思想领域如同他在宗教世界一样，格罗斯泰斯特具有很高的威望，不仅在牛津大学教育和宗教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的成就，而且有很多好朋友和好学生，影响了像罗吉尔•培根等整个时代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直到以后的几个世纪。 或者说，在宗教学的基础上，格罗斯泰斯特给了他的那个时代，给了不列颠以科学思想与伦理规范。他，造就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造就了拥有近代文明的不列颠。我们认为，来自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改变了英国，而英国则改变了整个近代世界。
罗吉尔.培根（1214-1292），生于英国的桑莫斯特郡，格罗斯泰斯特的学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科学家，生于桑莫斯特郡的一个地主家庭。1230年在牛津大学艺学院学习，接受格罗斯泰斯特的教导。后到巴黎留学，获得过神学博士学位。1236年，在巴黎大学任教，他是第一批讲授被禁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教师，成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著名的译著者和传播者。罗吉尔•培根在研究经院哲学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秘密学问和工艺制造。1247年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任教，是亚里士多德学术思想最为忠实的评注者和传播者。著《大著作》、《小著作》、《第三著作》，寄托其神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
罗吉尔•培根与格罗斯泰斯特的共同点是，十分关注古典文明的译介与传播。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是与格罗斯泰斯特较多的注重神学不同，罗吉尔•培根关注神学是与关注哲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罗吉尔•培根认为，他对希腊与希伯来学者的精心研究，花费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他关注过与《圣经》相关的语言知识并阐述其文学意义。 当然，罗吉尔•培根更关注实用科学和经验科学，主张用实用科学来改造经院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必须被经验所证实； 二是格罗斯泰斯特和罗吉尔•培根都十分关注自然科学，然而格罗斯泰斯特继承柏拉图主义与教父哲学的传统，很关注光学，罗吉尔.培根则更重视数学及其功能。罗吉尔•培根广泛学习，他从格罗斯泰斯特的学生那里学到用数学解释自然的思想；从名叫马里考的彼得的法国催眠师那里学到了实验科学的基本思想。罗吉尔•培根还从炼金术与化学的关系中寻找其中的科学思想。他的思想与经验表明，作为化学家的他可以避开那种成为他得以出生与成长的经院哲学家生命与灵魂的许多思辨问题而得到支持，远超过他作为炼金术者的身份。 罗吉尔•培根不仅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同时还在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权力学说和法律观念，更加全面发展格罗斯泰斯特的学术思想与人生理想。正是由于罗吉尔•培根思想中渗透着经验与唯物主义因素，所以他经常受到审查、囚禁与迫害，直至去世，因此人们又称之为不幸的天才。
伊迪丝•汉密尔顿为什么说，希腊精神是“理智”， 称罗马精神是卡图鲁斯（kiertzsche，公元前约87—约54）。 卡图鲁斯是古罗马晚期抒情诗人，然而他总是将想象依附于现实，将理论筑基于实践。针对希腊与罗马精神的关系。伊迪丝•汉密尔顿说：希腊人提出理论，罗马人将他们的理论付诸于实践。 也就是说，希腊人注重形而上学，罗马人注重实践精神。到了13世纪的英国，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和罗吉尔•培根将形而上学与实践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知行并举转化为知行合一，这就是英国经验哲学的诞生。格罗斯泰斯特曾经用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理论来阐释凸透与折光的视觉原理；不仅如此，格罗斯泰斯特还试图用亚里士多德的经验知识来印证地球凸透与玻璃燃烧的折光学说，并用凹凸原理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虹”的学说； 到了罗吉尔•培根，则进一步将光的折射与球体的放大原理相融合，更加完善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性特征。 如果说格罗斯泰斯特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那么罗吉尔•培根则是其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格罗斯泰斯特复兴古典文明的伟大事业，发展了13世纪兴起的以注重理性、现象和经验为内涵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且为近代经验哲学与近代科学思想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有些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评价过罗吉尔•培根：尽管我是很晚才读到罗吉尔•培根的某些作品，但是我依然很虔敬地认为，与弗兰西斯•培根相比，罗吉尔•培根是更加杰出的为人。
在格罗斯泰斯特和培根之后，约翰.科莱特和德西迪里乌斯.伊拉兹乌斯等人文主义者都为古典文明复兴作过重要的贡献。科莱特曾经是圣保罗大教堂的领军人物，后来又称为率先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的宗教神学。1406年，从意大利回到牛津在大学的背景下展开其传播新柏拉图主义等古典文明的生涯。 克莱特的事业直接影响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生涯，这位来自荷兰的思想家在传播古典文明的过程中，通常将英格兰作为自己思想形成的第二故乡， 并在克莱特的影响下推进其新教人文主义思想。
4、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产生的特殊意义
古典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域和具体的地理空间中诞生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与逻辑形式，并通过教堂和大学的建树体现其强大而深远的推动力。令人震撼的是，直到17世纪以后，西欧诸国依然从古典文明区域汲取营养，而且也正是由于古典文明区域的作用，西欧才可能率先建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众所周知，约翰•隆贝在意大利旅行中，模仿意大利的机器制造技术，在英国德文河的岛上建造了英国第一座工厂并形成了系统的工厂制度。 从此，点燃了英国通往工业文明之路的灯火，并直接使西欧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由此可见，从罗马征服到多民族文明的累积，从坎特伯雷教堂建立奥古斯丁宗教思想体系的形成到牛津大学建立逻辑而培根经验哲学思想体系的创立，均标志着古典文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实现了多种文明意义的重铸、融通与演进，从而以富有张力和生命力的多元重构的逻辑形式，成为近代文明的象征。
考察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从内在意义的升迁到历史空间的位移，寻找古典文明复兴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形式，不仅能使我们厘清古典文明复兴内在意义演绎的历史脉络，而且还能证明古典文明给予西欧诸国以理性哲学、伦理道德、科学技术和政治生命，让西欧诸国率先走上了民主政治、道德文明与科技崛兴的发展道路，还将呈现出一段完整的由古典文明向近代世界升迁的客观而全面的世界历史。毫无疑问，古典文明西传至不列颠，给近代英国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柏拉图主义不仅影响了培根《工具论》等带来重要影响， 还给洛克的直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学说和知识学理论对近代硬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不列颠十三世纪前摄取的古典文明及其对于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完成的。以1066-1154年之间的盎格鲁-诺曼时代为例，不列颠是吸纳了中世纪欧洲诸多民族文化精粹的智慧之光。 不仅如此，不列颠还有累积诸多不同质的民族语言与文化传统，不同质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列颠，尤其是诺曼底，诺曼贵族依然很有尊严地参加他们当地的宗教活动，分享当地的精神英雄所具有的神力。 可见，欧洲早期诸多民族的异质文明、基督教文明，尤其是来自希腊与东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智慧伦理，以及让门充分感受到的公民大会、双王制、四王制和议事传统的民主政治，还有曾经获得马克思高度赞扬的童年艺术，或许正是这些古典文明之精髓是近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历史发展的动力。
作者于文杰，我校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