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下，“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流行的名词，经常出现在众人的笔下和口语中。可是要给这个名词下一个适当的定义，却多少令人有几分踌躇。因为“资本主义”一词的分量并非无足轻重，而且中外学术界迄今似乎尚未达成广泛的一致。一般认为，资本主义最先确立于16世纪的英国和荷兰。可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却产生在几百年后。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比“资本”（Capital）及“资本家”（Capitalist）更抽象，所以出现的更晚，而且很少被使用。今天人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作家的论述，特别是经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资本主义”一词广泛使用，还是进入20世纪后，尤其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该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而在政治论坛和学术界反复提及，以至被认为“过度滥用”。希顿说：“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义和定义是如此混杂”。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拒绝在学术著作中使用该词。一些学者认为，既然资本主义一词被高度政治化和过度滥用，就该自此放弃；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放弃，又必然立刻感到缺憾。事实上，至今，资本主义一词仍然在普遍地被使用：松费尔特说得好：“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
何谓资本主义？它应该是特定的又是相当丰富的概念，涵盖经济，也涵盖法律政治关系和思想观念。经济不仅指城市工商业和商人，也指农业和农民。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基础，工商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乡村经济，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结果在乡村和城镇催生了一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所谓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那就是相应的法律契约关系和制度，相应的思想观念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相应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及其保护。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起源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经济的、法治的、观念的和制度的等等，它们之间水**融，难解难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一种受法律制度保障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的不断扩大。没有法律的保障就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自由的企业，后者则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支点。总之，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本是相当丰富的话题，不能过于简单化、物质化和教条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国内史学研究并没有将资本主义起源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虽然也发生了一些争论，可依现在的学术水平看，争论的问题多为细节末枝，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哪一朝代、雇佣劳动又发现了什么史料等；而对资本主义发生特征的“正统”解释，则没有产生多少疑义。所谓正统解释来自较为僵化的苏联史学，当时他们特别强调手工工场的雇佣劳动、商品经济和农民的分化等，同时相当机械地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进程的论述，并将不同国家的历史强行纳入他们所认定的西欧范式。因此，那一时期我国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认识和讨论，是在一个既定的、不容置疑的框架下进行的，那就是：14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意大利稀疏地出现，包买商支配下的手工工场从分散到集中，随着新航路开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工商业领域发展起来。这样的叙事并不违背历史事实，问题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并不充分，仅仅是一个侧面。那时对该问题的探讨几乎完全归于经济领域，特别是工商业经济，而生产方式的丰富内涵又被极大地萎缩了，似乎仅仅相当于私人雇佣劳动。所以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讨论中，私人雇佣劳动几乎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同义语。
改革开放后，在思想解放春风的吹拂下，现代化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此引发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起源问题。最初，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于是我们的目光转向国外，发现资本主义起源居然是西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点问题之一，而且是在一个相当大的思考空间展开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70～80年代，曾经发生过两次国际性大讨论。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注重从商品经济因素或人口因素解释，有的注重从宗教观念的角度解释，还有的注重产权革命或思想观念的变化。分歧的结点在于：资本主义是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还是思想观念的？看来，强调任何单一因素都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国很多学者也意识到问题之所在，试图跳出传统窠臼，探求一条新的认识路径。
说起我国新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不能不提起陈平的一篇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春，20世纪70年代末，见于《光明日报》。 现在看，该文之所以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并不是因其论证缜密、逻辑严谨、史料翔实、运用准确，而是他看问题的角度冲击了几十年来陈旧的思维套路，令人眼前一亮。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作者说，在于二千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即农业生产一直以粮为主，而不是欧洲那样的农牧混合经济结构。农牧混合经济要求贸易和分工，因此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两年后，周广远完成了对该观点的专业性阐述。他在《世界历史》发表的“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 一文， 与陈平一样，仍是以“混合经济结构论”为切入点，但是前提和落脚点还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前提”。可见，虽然切入点改变了，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仍然是人们特别关注的焦点。
其后，不断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人们总是热情参与，同时又期盼着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在欧洲没有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当时涌现出不少成果，例如政治制度作用论，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作用论，私人财产权利体系论，城市作用论，以及传统的市场商业作用伦等。 80年代及其前后的讨论有不少打动人的新意，可惜持续的时间不长，论述也有待于深入和系统，而且远没有形成一定的共识，更谈不上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讨论基本局限在学术圈，对社会、政府、教科书乃至国民教育的影响不大；后者对资本主义的一般认识年深日久，习以为常，很难为知识群体的短时间内的几篇文章、两本书所改变，大多还是停留在以前的层面。进入90年代以后，一方面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明显降温，另一方面人们对该问题的一般看法仍然没有多少变化。这一点反应在人们对来自欧美人的《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等作品的态度上。几年前国内曾经“热炒”《白银资本》和《大分流》，其实，这些作品关注的中心仍然没有离开经济和技术问题。
美国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把英国崛起归因于一种资源的发现，或殖民美洲带来了某些资源，使英国摆脱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从此与中国等东方国家“分流”。他认为： 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此后煤炭的广泛使用和新大陆的殖民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问题是，就矿藏资源而言，中国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条件呢？历史的事实是：中国不缺煤矿，包括浅层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免于走上劳力密集的道路？问题的另一面是，英国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为什么在18世纪中叶以前未被发现和利用？作者显然是本末倒置了，煤的利用及某项技术的发明，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应归因于社会分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后者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深层次领域。
将英国发展起因完全物质化、技术化的观点，不是彭慕兰第一个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类似的观点。 而且，也不是孤立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工具主义、物质至上思潮的反应。 在他们那里，有血有肉有观念的人不见了，人的活动不见了，异彩纷呈的人类社会和人文历史被淘空了。“曲终人不见”，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怅惘，不得要领的郁闷。耐人寻味的是，《大分流》一书在中国大陆上沸沸扬扬，受到不少人的欢迎，表明受众的一种思想倾向。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人们还是更容易接受物质层面的解释，诸如商品、资金、资源、技术等等。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了问题的结症，并且做出了种种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长时期形成的思想藩篱岂是短时间内可以突破？何况《白银资本》《大分流》对于东方世界做出许多不恰当的推崇，似乎还颇迎合了一些人自大的民族心理。当然，在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关注中，夹杂着是否承认中国是在近代落后了，还是近代以前即鸦片战争以前几百年就开始落后的问题，一个历史事实的确证问题。本文第二部分将专题讨论之。
一种思维定势一旦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改变起来似乎是相当困难的。人们试图寻求新的突破点，然而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又回归到原来的起点上。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倘若30年前的陈平以“农牧混合经济结构”为切入点，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工商业领域的话，那么近期得到许多人首肯的彭慕兰的基本观点,与之并无根本区别，着眼点和落脚点还是在经济技术领域。一个物化了的世界，只是加上了“浅层煤矿”和“海外殖民”这样一个曲折而已。
笔者无意系统评价过去的研究，只是想藉此说明，以往我们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有了一定进步，但在学术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偏颇。一方面，过于看重经济因素，经济领域又过于看重工业和商业，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农业和农民，殊不知，在农本社会里没有农业本身长期而稳定的发展，工商业怎么可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忽视非经济因素，或者说过于看重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而忽视它们生长的一系列社会人文条件：诸如个人权利和自由，法律对私人财产权利和其他个人权利的保护，人们思想观念的发育和良性社会共识的形成等。经济发展固然重要，然而经济发育的社会环境，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度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具备相应的社会环境，经济“萌芽”才会成为真正的生长点，才能持续发展，继而山花烂漫，春色满园；否则，半途夭折或变异的命运难以避免。
主要从经济现象判断资本主义，在国外早已有之。19世纪以来一直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自古希腊罗马就已产生。德国史家迈耶（Eduard Meyer)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如同17世纪的欧洲，已经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20世纪的俄裔美国史家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也持此观点。他们把古典希腊罗马与近代欧洲等同看待，认为同样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有工业革命，同样有为市场而生产的大型农场，以及放贷的金融业和保护海运的保险业。还有，作为地中海市场的中心，在雅典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商品。这个学派自19世纪末兴起，20世纪上半期风行一时，但不久遭到国际史学界的普遍批评，认为他们把古史现代化而不足为训。“古史现代化”派的主要问题是偏重于希腊罗马社会中的物质领域，而忽视社会制度、观念和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看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物质成果，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物质成果的重要前提，即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企业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企业和现代社会。古典城邦公民有相对的自由，但基本的生产者却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奴隶。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即公元前5至4世纪的希腊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罗马，奴隶是社会人口的主体。古希腊罗马城邦的令人着迷的民主政治，是以毫无自由和权利的奴隶的劳动为基础的。 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它不是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宗旨，相反，它是少数人的共同体压迫大多数人的制度。即使少数人的共同体，也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说到底，仍然是一种身份制度。他们因取得城邦公民的身份而享有那份权利和自由，换言之，如果失去了城邦共同体身份，他们随之失去那份权利和自由，所以说古典城邦制度仍然是一种身份制度，希腊罗马社会仍然是一种身份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可能产生富有活力的企业。实行奴隶劳动的大农场，虽然为出卖农产品而生产，规模也不小，然而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抱怨说：“大地产已经毁了意大利，不久还将毁坏各行省。” 除了劳动生产率低下，这种廉价的奴隶劳动还阻碍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希腊化时代的埃及，有人曾发明了蒸汽装置开启神庙大门！但是这些技术发明没有被用于农业。1世纪时，在巴勒斯坦已经有了水磨，在高卢出现了有轮收割机，但是，它们在帝国时代的使用范围相当有限。
什么是资本主义？首先，资本主义不仅是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换言之，资本主义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仅表现为政治、经济制度，也表现为某些普遍的观念；不仅意味着市场货币关系，也意味着契约关系、法律关系。一句话，只有将资本主义不仅视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同时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对立物的时候；也就是，不仅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商品货币经济，还一定理解为与自由企业和自由个人相契合的社会关系时，才能真正打开视野，全方位地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
研究资本主义起源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思路。
二
人们习惯于看重经济领域，所以我们还是从经济领域讲起。
资本主义冲破农本经济而使工商业成为主体经济显而易见；不容易察觉的是，资本主义最先正是起源于农本经济。一个平凡的道理常常被人们忽视：在前工业时代，工商业的兴盛，必须有农业经济的长足发展，有足够量的农产品剩余，才可能出现稳定的市场，脱离农业的工商业人口才能有基本的生存保障。西欧中世纪从农村中最早游离出来的商人和工匠，作为城镇居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需兼业农耕，因为工商业不足以为生，农村也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供他们消费。城市居民后来完全致力于工商业，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周围农耕地区的发展，为城市提供了足够的剩余食品和原料，或者说，农民可以拿出足够的剩余农产品去交换城市产品。不仅如此，乡村自身也有手工业，发展同样必须以增加农产品剩余量为前提，否则，乡村手工业永远不能突破农本经济的闭塞性，永远是农本经济的副业。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也就是说，农民个体经济的普遍发展和普遍积累，是早期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关于前资本主义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近30年进展明显，虽然还未取得广泛的一致，但勾画出的历史面貌越来越细致，越来越清晰。以英国为例，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6世纪后，英国人口成倍增长，然而人均产量增长的更快。注意！不是经济总量，而是人均产量的增长。它被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称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明清社会晚期不乏资本主义萌芽，然而没有成功的资本积累，直接的经济原因是没有相应的生产效率。中国是东亚农业大国，农艺水平独步一时，然而始终没有创造出高水平的、不同凡响的劳动生产率。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英国那样的海外殖民；反过来讲，是说英国资本积累是殖民掠夺的结果。我以为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并非资本主义都必然经过海外掠夺等“原始积累”阶段。如今发达世界中的北美、北欧诸国等都未经过什么原始积累阶段，但它们的经济发展却后来居上，比搞过原始积累的国家更出色。其次，掠夺不一定导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历史上看，古典的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中世纪早期的北欧维金人，都有过著名的海外掠夺与殖民经历，却与资本主义无缘。英国最先发生资本主义，然而最早进行海外殖民与掠夺的不是英国，而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比英国搞得更早、更疯狂，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这两国却是落伍者，难以望英国之项背。英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根本依据在自身内部条件，就经济层面而言，首先在于它创造出高效劳动生产率。17世纪，首先在荷兰和英国，第一次出现了诺斯的“真正的增长”。“英国和荷兰，虽然人口持续增长，实际生活水平却大约提高了35%和50%。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在人类历史上，两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地向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
在前人的基础上，20年多前笔者对英国和中国相关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做过一些研究。以一般农户的5口之家为取样单位。16世纪是英国迈向近代社会的重要开端，据估算，该时段一般农户年产240蒲式耳，大约相当于5吨谷物。农民除自家有限的食物、酿酒消费外，大部分农产品流向交易市场，换回货币以满足生产者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求，同时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每个农夫同时也是农业经营者和商人。贸易以生产为基础，所以发展得相当稳定和均衡，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英国中世纪晚期何以形成星罗棋布的市场网络；英国何以被称为“商人之国”，以及英国何以迫切开辟海外市场。16世纪一个典型农户竟年产5吨谷物，至今仍令人刮目相看！这个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比14世纪提高了一倍以上。反观中国，以较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例，如果14世纪中期（明朝初）与英格兰基本相当的话， 16世纪已经明显落后，19世纪（清中期）也远未达到英国16世纪的水平，仅为16世纪英国的五分之二。清代中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之明代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落后于英国不是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始于此前三百年的16世纪。这是25年前通过估算我得出的一个结论。
令人感兴趣的是，近年英国学者麦迪森的研究，尽管采用的估算路径与笔者完全不同，但结果基本一致。按照麦迪森的统计数据，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以及亚洲相当长时期内不无乐观：公元1500年亚洲的GDP占世界GDP的65.2%，即使到1820年仍占世界的59.2%，也就是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经济总量都是领先于欧洲的。同时，麦迪森的数据也表明，16世纪前后西欧的经济总量已经开始上升，19世纪中叶后（1870年）上升尤快，已经接近亚洲。不过，如果按照人均GDP水平，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公元1000年，西欧略低于亚洲（400:450国际元），但是到1500年西欧已经明显反超亚洲（774:572国际元）。16世纪以后东西方此消彼长的势头更加明显。以中国为例，1500年之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已经不及西欧国家；1820年时，中国人均GDP值相当于西欧的一半，或者英国的大约三分之一。到1870年，中国的人均GDP值进一步降为西欧的近四分之一，英国的近六分之一。 无需置疑，人均GDP数据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很明显，麦迪森统计数据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在近代以前的数百年即16世纪已然落后于西欧。
在追踪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从工商业，转移到工商业的母体——农业，从生产者群体世界转移到生产者个体，即农民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经济领域内的资本主义起源研究，实实在在地推进了一大步。
以上证明不无意义，不过，到此仍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西欧生产效率为何取得突破进而启动资本主义积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推动了西欧的社会转型，那么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又是什么？显然，经济现象不能完全由经济因素来解释，或者说经济史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尤其不能回答全局性的重大社会问题。资本主义起源的话题必须延伸至非经济领域。
三
欧洲史研究证明：中古晚期生产效率明显增长的奥秘，主要不是生产工具的改良，不是某项技术发明或能源的发现。农业革命以前乃至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田野上，外在的现代要素几近于无，与以往相比并无明显改观。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农民个人依习惯法而抗争，使其自身权益得到有效保护，使农民个人财产得到普遍地有效积累，进而为农业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资本主义农场——奠定了最广泛、最扎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西欧中世纪习惯法是双刃剑，既强制农民接受封建秩序，又是农民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武器。佃农的负担量一旦规定下来，即为惯例，不可轻易改变，而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贸易机会的增长，为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却不断增长，个人和社会的财富就这样逐渐积累起来。统治者的妄行与贪婪是本能的，普遍的，英国领主不比中国或其他地区的统治者更好些。英国佃农的幸运在于，他们不仅有抵抗领主的意识和勇气，而且很早就生成并坚持了限制领主权力的程序和手段。对抗方式有暴力斗争，更经常的则是法庭较量，结果有效地保护了农民个人财产的独立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增值。农民普遍的、连续的积累，是社会财富积累机制形成的基础，也是进入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条件。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生在这里获得了适宜的温床。当然，农民个体的积累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也是精神的积累；是经济的增长，也是农民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不断伸张、新的法律政治关系不断调整和确立的过程。不存在单一的阶级斗争史，同样也不存在单一的经济史。
农业人均生产效率的突破取决于佃农权益的有效保护，最终有赖于当时社会的人文和政治大环境。佃农凭借习惯法在法庭上与领主据理力争，该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是社会总表象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社会总游戏规则的一部分。以往西方学术界认为权利观念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大约起源于17世纪，所谓“权利与蒸汽机一样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新近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其追溯到中世纪。事实上，在西欧12世纪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抵抗权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自然权利、主体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马法改造的基础上，中世纪产生和发展了一种应然的权利——自然权利或主体权利（Subjective Rights），影响极为深刻。在欧洲法律理论中，与其他非基督教的地区不同，至少从那一时期起就存在着“神法”或“自然权利”、“主体权利”这些概念，与人类制定并实施的“人法”即“实定法”并立。这两种法有时能达成一致，更多的时候则存在分歧和距离。不论一致还是分歧，在人们的心目中，包括大多数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在内，“神法”、“自然法”、“自然权利”总是作为“实定法”的内在原则出现，从而对“实定法”的制定和发展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以往在国内学术界话语中，“主体权利”一词几乎没有人使用和提及。“文革”前，法学界曾对Subjective Rights一词的译法有过讨论，结果采取了苏联法学界的做法，将其简单地译为“权利”，将Subjective略去不译。以后，也有人译为“臣民权利”，或“主观权利”。笔者以为，上述译法各有缺憾，权衡再三，认为用“主体权利”表达更符合本义。 主体权利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一个原则，它关乎到中世纪的个人权利，也关乎到某个等级或团体的集体权利，如村社的权利、行会的权利、市民的权利、贵族的权利等，是中世纪西欧法律和法律结构向近代变化的重要标志。
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和“权利”是密切相连的。丧失权利就是丧失自由，布洛赫指出：“享受所谓的‘自由’在本质上就意味着拥有一种无可争议的权利”。在墨洛温王朝时期，自由意味着享有法兰克人（populus Francorum）的权利，结果“自由的”和“法兰克的”两个词语逐渐被视为同义词，并长期作为同义词使用。 英语“自由”（Liberty）一词起初主要内涵是“权利”或“特权”，与rights或privilege含义一致。libeity具有“自由”（ freedom）即不受外界控制、奴役和支配含义，是14世纪以后的事情。 在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一部分上层人才享有权利和自由，所以希尔顿认为中世纪的“自由”(Liber homo)往往与“贵族”(Nobilis)同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权利”与“自由”的范围逐渐扩大并下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权利而获得自由。事实也是这样，农奴制的自由解放进程始终伴随着广大民众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
14世纪初，法兰西国王在解放王室领地农奴时使用了这样的语言：
根据自然法，人皆生而自由，……可是我们普通人中的许多人已经陷入农奴的枷锁之中，并处于颇令我们不快的各种状态中，鉴于我们的王国称作自由人的王国，……我们已经命令……应恢复这些受奴役者的自由，对于生而受奴役、长期受奴役和最近由于婚姻和居住或诸如此类而沦为农奴状况的人们，应以良好和方便的条件赋予他们自由。
不可思议吗？也许有人认为法兰西国王是伪君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表达的理念在社会上已经广为承认和流传，不得不借助之。这样的话语对以后数个世纪产生了深远影响。主体权利观念是西方文明之魂，主体权利和实定权利构成了近代人权的基本内容。探究资本主义的起源，主体权利是一个关键词，不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我认为它相当重要，是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新思路之一。
与应然权利、实定权利密切相关的是抵抗权，抵抗斗争表现在社会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在社会基层，是农奴与领主的较量。有暴力、有赎买，也有法庭交涉，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农奴先后获得了自由迁徙权、自由劳动权、个人财产遗嘱继承权和受教育的权利等。15世纪农奴制基本解体,相当一部分农奴成为富裕农民（well-to-do-peasants）。16世纪，在英格兰，正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面向市场、依靠雇工经营的农场主，即第一批农业资本家。他们的子弟可以出任圣职，可以在牛津、剑桥那样的名校就读，而他们本人则普遍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常常是地方法庭陪审团的重要成员；其上层人物乡绅则是议会下院的强有力的候选人。
在社会上层，是贵族与王权、教会与王权的抗争。英格兰《大宪章》是贵族抵抗王权的典型例证：贵族认为国王侵害了他们的权利，所以贵族一方放弃原有的承诺，以至举兵讨伐。法兰西的《三月大敕令》，可视为《大宪章》的同类文件，其中也涉及了有关臣民自由、权利的多方面问题。发生在11、12世纪的伯尔曼所称的“教皇革命”，则是教会抵抗王权的斗争，被认为“西方历史的断裂”，是一次真正的历史转折。最后的解决方案使教俗双方管辖权都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以法律的手段平抑了皇帝或国王的权力，翦灭他们头上的光环，结束了神圣王权时代，从此，皇帝和国王在精神事务上完全不具有权能，为近代世俗国家奠定了基础。与此类似的现象，还有争取市民权利的城市抵抗运动、争取商人权利的商人抵抗运动以及村社抵抗运动等，逐渐形成多元政治力量，现代法律体系以及现代议会协商制呼之欲出！
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使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财产安全和财产积累得到进一步保障，反过来激发了整个社会积累机制和流通机制的发育。新的观念、新的语言、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力量随之破茧而出。社会重心逐渐下移，到近代早期，西欧第一次出现靠经营实业起家并且相当富足、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群体——资产阶级，足以与身份贵族抗衡，从而形成一种开放的社会结构。契约、货币关系逐渐替代身份政治关系，进入了所谓市场经济加契约社会的时代。
显然，资本主义起源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单纯的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经济发展史都远远不足以说明之。相比之下，主张全方位、长时段的整体史观、大众史观，主张经济与社会互动的“经济-社会史”更富有解释力，更鲜活生动，更接近于历史原貌。这是我倡导经济-社会史的初衷。然而，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就可以解释资本主义起源吗？我寄希望于同仁与读者的进一步思考，期待着更满意的答案。如同资本主义没有终结人类的历史一样，随着生活和实践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更优秀的成果问世！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著名前辈学者陈翰笙先生曾以耄耋之年亲自为拙著《现代化第一基石》作序，期间有多次交往与长谈。陈翰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真人”，大德之人，并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翰老硕望宿德，又率直纯真；大气磅礴，又平和可亲，有一种非凡的感染力，当下忆起，仍历历在目。他肯定我关于农民的普遍富足而非贫困才是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研究，鼓励我所从事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能够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能够回答农村改革中提出的问题。他还谈到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总览中外历史，权衡得失，探究吾国吾民富强之方略；二是追求历史的真实，使国民有个正确的历史观、是非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对历史学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出生于50年代初，“文革”前正在中学读书。我国为什么发生长达10年的“浩劫”？有过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后来落后于西方？尤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为何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这一类问题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国家大事”对我们的人生影响太深刻了。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心。读者诸君可以发现，汇集到本书中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用中国史作比较的背景，或是夹叙夹议。集中起来实际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考察中国历史以西方历史为参照，就不会陷入就中国论中国、自以为是老路；同样，研究欧洲历史以中国历史为参照，也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它的核心要素。以问题为主线，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传统界限，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进行研究，同时以中国问题的视角研究英国及欧洲史。这是贯穿于本书文章也是我一贯坚持的学术思想。
根据本套丛书主编的要求, 围绕资本主义起源这个主题，从笔者业已面世的一百多篇论文里拣选30篇。论文的编排，也是按照主题而不是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农民与欧洲资本主义”、“欧洲文明与欧洲资本主义”、“比较视野下的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旨在从经济与社会，观念与传统，权利与自由等方面，阐述资本主义的起源；并且从比较研究的视野、特别是欧洲与中国比较研究的交汇中说明问题。载于本书的论文，写作时间跨越了30载,最早的论文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一些文字现在读起来不免幼稚，史料也不尽充盈，字里行间遗留着时代的印记。这次整理只是略作订正，补充了一些注释，以便于读者进一步阅读，基本保持了原样，没有作观点和材料上的改动。前后文章的差异，可以发现一个求索者的心路历程，似乎没有什么不好。人们容易原谅学术的不成熟，而难以原谅曲学阿世之不诚实，还好，翻开步入学界30年间发表的作品，虽留有不少缺憾，但聊以自慰的是，没有那么急功近利而随波逐流，也没有患得患失而有违学术良知。多年来，我力求做到陈翰老要求的，以敬畏之心探讨历史，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当然，提高国民人文素质，改善国民的历史观，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的软实力，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几代同仁的共同努力。
资本主义胚胎于西欧封建社会母体之中，其起源的历史离我们很遥远，但似乎又很近。历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帮助你解读生活。
侯建新
谨识于我校专家楼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