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日晚，发现手机有未读短信，打开后得知恩师任东来教授已走的噩耗，霎时怔住了。因为曾计划在“五一”再去看恩师，因有事而临时耽搁，计划永远泡汤。霎时，泪奔，心乱如麻，唯3月份临别时他的笑容和惜别的眼神清晰可见，而这亦让我更伤感，因为那时他担心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见面，而我则认为肯定不会，我会再来，他也会再次战胜病魔，再次让病危通知落空。但，计划不如变化，恩师没有再等我去，他走了。回忆有关于他的一切，近日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习惯。
96年，我进入我校攻读国际关系史硕士学位，有幸师从任老师，也是他所带的第二位国际关系硕士生。自96年相识如今，也有十几个年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学识和学术，而是他纯净如水、正直如松的个性。毕竟，相较于理性的学术而言，感性的他更让我觉得他的一言一行无处不在，仍然留在我的生活。
恩师是个很纯净的人，像个孩子，没有世俗气，亦像一汪清弘，一眼可以望到底，没有一丝杂质。这一点上，师母吴耘教授与他颇为神似。南京读书三年，在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因而也就成为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先生的纯净，在于他对所有人都好，对我们学生就更好，总是在生活和人生规划上替我们着想，好到不能再好。
记得有一次，先生请他在中美文化中心工作的同事、也是一位美籍教授晚上去家里做客，让我和张振江师兄作陪，先生的用意是锻炼我们的英语口语。毕竟，搞国际关系研究，这是最基本的素养。但那时，我的英语根本开不了口，中国应试英语教育的弊端在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身上尤为明显。那一晚，我仅仅用英语开口问候了美籍教授，其余的时间都在和先生的女儿琬洁玩，让先生颇为失望，事后还曾专门提及此事，批评我不利用机会好好学习。即使时隔多年，就在今年3月份我去南京军区总院看他，我俩聊天的时候，他对这件事仍然记得非常清楚，可见当时我让他有多失望。
不过，我的表现虽然让先生失望，但失望归失望，那天晚上我穿得比较单薄，先生就让师母给我找衣服，师母就让我挑了两件大衣，其中一件是先生在香港给她买的、从未穿过的新大衣：时尚的驼色和毛领子，修身的款式，即使放在今日，这件衣服也非常漂亮，可见先生的眼光不赖，当然，这也得归功于师母的“栽培”。先生经常陪师母去购物，师母挑选衣服时候，他坐在一旁看报，如果没有报纸，就拿柜台的广告看。师母说她挑了衣服，要得到先生的赞同与首肯才会买下。但先生常对我夸奖师母的审美眼光，他们家布置得赏心悦目，我问是不是请人设计的，他大笑：“吴老师就是‘设计总监’”。在先生眼里，英语科班出身的师母相对于学历史出身的他来说，“品味”更为高雅些。但不管如何，先生与师母这种共同挑选衣服的习惯，久而久之，让两人的审美眼光更为一致，而先生与师母的感情也就从此件小事上可以窥见一斑。
先生的纯净，还显示在他很耿直，在做人的细节和做学问的原则问题上毫不放松、直言不讳。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先生会布置一些书让我看，有时候会让我写一点东西。相较于我的同学而言，他对我的要求严格些。那时候电脑没有普及，我们的论文都是格子稿纸手写的，我是个较为粗线条的人，大多时候论文写好后比较高兴，所以就没有再看一遍，好像被自己偶尔的灵感冲昏了头脑，也就有了诸多后遗症，包括错别字和段落的分行，惹得先生有些恼火。直到有一次，他发火了。事隔多年，我不记得先生发火的模样，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话：“老师不是给你改错别字的，论文写完后要自己仔细看。”先生不是轻易发火的人，他一向温文尔雅，估计那次火发得有点大，师母就说他怎么对学生这么凶，他气呼呼地把我的文章给师母看，说，“这家伙，跟她讲了几遍了，就是不听。”
是的，在先生眼里，做学问是要认真的。他最容不得别人糊弄学问，自然他对于学术规范也是极为看重的。记得先生跟我说过，论文注释就相当于做人，是别人的东西不能说是自己的东西；相反，大方承认是转引或者参照别人的东西，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否则犹如小偷。正因为如此，凡是有他参加的学生论文答辩，他在这些方面的指导和批评也是开门见山、毫不转弯抹角的。在他看来，学术就是学术，对学生论文的把关就是对学生的负责。所以，当时我们历史系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或者开题报告，但凡有先生在，大家都是小心翼翼，但先生则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多年后很多学生回忆起来，仍觉得受益颇多。这么多年来，在做学问方面，我一直遵照任老师的要求，规范行事，不急于发表论文，要发的话，就要尽力做到自己满意的状态。现在想想，唯有这一点，我达到了先生所要求的标准，所发的论文，也大多在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
先生和师母为人纯净，对我批评归批评，但却是爱护有加，这让我呆在他们身边自在舒服，很快乐。先生时不时和师母带上琬洁，请我吃饭，我们就在中美文化中心边上精致的餐馆里用餐。我至今记得那个餐馆的样子，绿色的屋檐，环境幽雅，这是我关于美好生活的最初印象。97年先生在香港访学，当时刚好是香港回归，他还特意给我寄来两张明信片，为的是盖上那历史性时刻的戳。可惜，那时候研究生是集体信箱，我并没有收到他寄给我的明信片。
98年，当时复旦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办第二届中美暑期安全国际讲习班，先生就让我过来参加，整个讲习班就两个硕士研究生：我和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王学东。那次讲习班是我第一次听全英文的讲座和报告，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让我认识了很多学界的知名学者，我后来博士时候的导师倪世雄教授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这次参加暑期安全讲习班的空闲之余在五角场逛街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一瓶止鼾停，想起了有次听到师母嗔怪先生晚上睡觉打呼噜的事，窃喜，就买了。这瓶止鼾停好像是进口牌子的，价格应该是接近或者等于100元，大约等于当时讲习班发给我的零用钱。回南京后，我好像把它“偷偷”地给了师母，让她转给先生，怕先生知道我获悉他打鼾的“秘密”。师母扑哧笑了：“他这哪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他有鼻炎”。师母把它交给先生后，先生很认真，把它放在漱口杯旁，每晚在洗脸池边用药漱口，咕噜咕噜地清洗喉咙。那时候年少，没有怀疑过打鼾停的效果，但这份纯真，或许也给先生一丝快乐吧，他才愿意这么认真地对待。
在先生身边学习的三年，先生用他的眼界和视野让我认识学术研究生活，也唤起我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后来我立意去考博做研究，虽然有各种因素，但过着先生一样的学术研究生活，也是我考博的动力源泉。
毕业后离开南京，跟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断，他给我的学术帮助也一如既往，对先生和师母的那份感情经岁月之河沉淀在心底。去年得知先生生病的消息，很震惊，也很难过。放寒假的时候想去看先生，先生从医院出来快要过年了，也愿意他合家团聚，不想打扰，直到今年3月份，从师弟胡晓进博士那里获悉先生病重的消息，赶到南京。
我和上外的钱皓老师到达南京军区总院的时候，先生已经被安排在单人病房，医生专门搭了层流床，以防感染，我们就没有进去，担心自己风尘仆仆会把病菌传染给他。站在门口，先生一眼看到我，开心地叫着我的名字。虽然先生很开心，但是医生告诉我们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严重的IV度骨髓抑制和高烧，白细胞低到200，甚至下了病危通知，而师母又骶骨骨折，不得不卧床在家，但她心又在先生那里，晚上经常整夜睡不着觉。看着躺在用帘子隔起来的病床上、胸口的各种贴片连着各种生命体征监测仪和鼻孔插着吸氧管的老师，看着憔悴悲伤的师母，看着虽然坚强但毕竟年少从未经历过如此重大变故的琬洁，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痛起来。留下来，陪护先生，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但我的决定，师母没有同意。毕竟，我的儿子尚年幼，读小学三年级，爱人在外地工作又不在家，孩子怎么办？不过，在我看来，孩子虽然年幼，但各种经历对他也是一种成长。后来得知我回上海已经安排好朋友照看孩子，爱人也支持时，师母也就没说什么。非常感谢师母的容许，陪护先生的三天，让我更近地走近他，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他的快乐与痛苦，定格成我对先生永远的记忆。
那天到南京，师母一定要我先去家里吃饭休息一下。遵照她的要求，吃完饭后我到医院，那时候午饭稍过，病房里静悄悄，关着灯，我蹑手蹑脚走进去，先生却是醒的。等我稍微清洗灰尘完毕，屋子里的灯已打开了。先生不停地让琬洁为我做这做那，像待客似的。琬洁交代了陪护先生的注意事项后，离开。之后，先生的话闸子打开了，高兴地和我聊这聊那，一开始我担心他话说得多吃不消，但看他这么高兴，也就放松与先生聊起来，聊得开心处先生大笑，护工过来说有些日子没看到先生这样笑了，但也责怪他说得太多了。晚上，先生让护工给我铺开琬洁用的被子，几次让护工来替我把被子重新铺一下，免得我受凉，似乎是一个宠爱妹妹的长兄。这一切，让我觉得先生离可怕的病魔那么远。
但那天晚上的情形，让我感受到先生病得厉害。傍晚的时候，先生让护工给他加被子。到了晚上，先生不太爱说话了，我给他量了下体温。糟糕！已经超过38°5，我有点慌神，一边不停地给先生喝水，去找护士，一边用短信向师母汇报。师母急得不行，要和琬洁马上赶过来。但那时候已近深夜，慌乱中我安慰她，医生在这边，没说什么危险的话。说实话，我那时俨然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给先生喝水，不仅仅是让先生补充体液，也怕他睡着了，不停地进进出出去护士站拿冰袋给先生敷上，不停地要求护士找医生来，也不停地向师母汇报先生的情况。好在情况最终稳定下来，先生在体温攀升到39°多之后出了一身汗，体温下降，险情终于过去。
但那天晚上的情况，却让师母心急如焚，我的每一条短信，都扯着她的心。在先生体温攀升的时间里，她给我电话的时候，语气都变得不稳定了，以前干练的她，变得慌乱无助；我似乎又看见她发短信的手，就如她收到医生病危通知签字的要求时候一样，不知道往哪里按键。这一刻，我的心生疼生疼，她已经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恐慌啊，还会经受多少次？所以，此后的两天里，虽然先生也有发烧，但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都能比较沉着地应对，不再急着告诉她。
我在医院的第二天下午，师母终究还是不放心跑过来，拖着骶骨骨伤。先生看师母过来，怜惜地问：“你怎么又过来了？你的骨伤又未好。”师母宽慰他，“我在床边的椅子上躺着，我不坐起来，就看着你”。但她怎么可能只躺着呢？师母还是做到先生的床边，抓起先生的手，抚摸着。在那个时刻，我能深切地体会先生内心的痛，也是他后来不止一次地跟我说的话：“我对不住吴老师和琬洁，琬洁还小。其实最对不住的人是吴老师，留下她，不能白首偕老”。
但陪护先生的日子，也有快乐。师母和琬洁来的那天下午，他们一家三口团聚在病房里，互相“揭发”和回忆以前的种种“罪状”，特别是琬洁成长过程中的很多趣事，病房里充满了笑声，多么温馨的时刻啊：父慈母爱，孩子明理懂事。在最艰难的时候，都用最快乐的表情去面对彼此，多希望时光停留，这一刻永存。
陪护先生的三天，也是和先生聊天最多的日子。先生被病痛折磨的时候，我焦急不安，也坐立不安，只能尽可能地用我能想到的一些办法试图去缓解。当然，我没有多少医学方面的知识，束手无策的时候就跑去找护士。但有时先生不让我去找，说找多了会给护士添麻烦。先生为了不让我太担心，病痛稍微缓解和轻松些，就和我聊天。每次我俩聊天时，他对自己的病情谈得很少，谈得最多的是生活，是孩子的教育，以及学术圈子里的人和事情。他嘱咐我要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若不能的话，天平要向孩子倾斜。当然，偶尔也有感慨，病来得太突然，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做。他这一生，大多顺利，事业上成名早，家庭生活和谐，与师母感情甚好，女儿孝顺懂事，又很有出息，不仅在高中时获得格林奈尔文理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前去读本科，而且又以出色的成绩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提前录取，将前去攻读法学博士学位（JD），颇感欣慰。还有一件让他欣慰的事情，就是他所有的学生都留在了教育系统，没有人去经商。但最大的心事还是走得太早了，留下师母和琬洁。
先生那时对自己已有充分的心里准备，但他从来不说，怕师母太伤心。有次他跟我聊天，说“我的病是在7月4日查出来的，我搞美国研究，吴老师担心我会在7月4日走，那是美国的独立日。”为了让师母放心，他在病痛发作的时候，既想她，但又不忍她过来，而我也不想让师母经受太多的恐慌。后来两晚先生病痛发作的时候，我们都采取事后报平安的方式：“刚才。。。。，已。。，不要担心”。但其实，他们彼此怎么能不担心呢？对于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神仙伴侣”，用他的话说“长到一起去”的吴老师，他怎么能放下呢？正因为如此，先生才会在4月底发短信给师母，叮嘱她：“亲爱的，不要难过。要有勇气面对。虽然我要走了，但你的生活还有精彩！”
3月30日，也是周五，因为下午有硕士招生面试，我需要在上午赶回去，我爱人给我订了早晨九点钟的车票。那天早晨，先生显得精神比平常好，早早就坐在床上，用护工递过来的毛巾擦了脸，还刷了牙。那时候，刷牙对先生来说是一件不容易、较痛苦的事情，因为会引发呕吐。不仅如此，先生还有了吃东西的欲望，让琬洁过来的时候在路上买他喜欢的面包。所以，那天早晨先生也吃了早饭，胃口不错。要知道，吃东西对先生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因为药物的缘故，很多时候吃下去就会吐出来。这让我满心欢喜。
然而，先生是清楚的，流露出无限的惜别之情。他不仅洗漱干净，吃下早饭，将自己最好的状态留给我，而且下床坐在椅子上，亲自在送给我的每本书上写下对我的祝福、嘱咐和希望。当然，在我提出要出发去火车站之前，他一直是很理性的。但是，当我准备出发，他的眼泪出来了。他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拥抱着先生，我也泪如雨下。轻轻地贴着先生的额头，拭去他的眼泪，我收拾着行李。这时候，查房的医生们进来了。噪杂的人声响起，先生张开眼睛，抬起头，第一反应仍然是看向站在医生侧边里的我。这一幕，无数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让我不能自已，潸然泪下。人生难以预见，我那时真的觉得我们肯定会再次见面，但谁知道竟是永别？！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有无数驿站。先生走了，启程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曾说过，“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我猜想他定去了天堂，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离别，有他爱看的书，还有他的老师杨生茂老先生。先生的追悼会在五月四日，而这一天恰好是他自己的生日和杨老先生的忌日，这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先生这一生，纯净如水，顺利如水，正直如松。人生做到如此，虽然短暂，但已足够。恩师，祝福你在天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