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初春时节，有三位不速之客来访问我。他们是我中学时代同学陈德基的后代。这是德基兄过世以后他们的第二次来访。
德基兄与我在中学同学两年。高中毕业以后，他考进“中央警官学校”读书。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我挂念他的“政治遭遇”，后来知道他在高邮县一中学当教师，教语文课，教学反应良好。他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报纸上，看到我遭受到政治批判的报导。八十年代，他从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以后，就到南京来看望我。他经常和家人谈到中学时代同学们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也就传给了他的后代。几年以前，他的“公子”到南京来看我，那时他已经去世了。今年是第二次。我们的友谊可说是代代相传。
我又回忆起另一位同学———曹勤官。他是我在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时期的同学。“文革”初期，他以“革命群众”身分，参加“大串连”来到南京。在南园看到铺天盖地的、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徒哲学的吹鼓手”罪名批斗我的大字报。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我的住所———大钟新村宿舍来看望我。我十分感动这位已经失去联系二十多年的少年时代的同学，在我十分困难的时候，还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来看望我。当时，他在常熟教育局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常熟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期间，专门到常熟教育局去拜访他。可是，很不幸，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受到“迫害”，挺不住，自杀了。我唏嘘不已。
中学时代的同学，有几位在1949年初到了台湾。两岸通邮以后，我收到顾兄从台湾寄来的一封信。我很快给他回信。可是很久没有再收到他的来信。我又寄去第二封信。不久，他的女儿写来了回信说，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十分惊诧。后来我发现第一封信是另一位去台同学王兄写的。他想和我联系，又顾虑在政治上有“风险”，就借用已经去世的“顾兄”的名义给我写信，带有“投石问路”的性质。1994年我第一次访台，在台北会见了当年去台的三位中学时代的同学。他们去台以后都在军界工作。王兄是翻译官、崔兄在军中任文职工作、孔兄在“中央警官学校”工作，担任过教育长，实际上是校长。见面时，回忆往事，谈得十分融洽。我曾写了一首咏这次会面的诗，其中有两句说：“同学少年一叶舟，相逢已是白花头。”这是大家共同的感慨！孔兄还送给我一套台湾出版的著名的历史小说。几年以后，孔兄回乡探亲，我们又在南京见了一次面。
（二）
我是1947年进大学的。进大学以后，不同的政治态度影响了同学之间的感情。但是，就大多数“无党派人士”来说，“同窗友谊”仍然是十分值得回忆的。
同一个县来的同学，往往在校内组织“某某县同学会”，团结合作，相互关怀，增加友谊，历久弥新。当时我家住在泰州，也就参加了“泰州同学会”。“泰州同学会”的活动很多，包括欢迎新同学、欢送毕业同学、假日郊游、寒暑假集体回乡、集体返校。在家乡期间、又一道办“暑假补习班”，为家乡中学生在寒暑假免费补课提高。这些活动往往增加同乡同学之间的感情；这种感情又往往持续存在于同乡同学之间，历久弥新。
法律系的同乡同学李正乐兄，1948年底1949年初他也没有回家乡，留在学校。我们俩个人经常在一起纵论形势，讨论《新民主主义论》。他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的成员，知道的比我多。我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知识，受到启蒙教育。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回泰州工作。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相互怀念。2002年一百周年校庆时，他回到母校。我们促膝谈心，流连往事，心情十分舒畅。大家还相互鼓励，老景长青。
农学院陈又新兄也是泰州籍同学，他也比我高一班。因为他在农学院，我在法学院，平时接触并不多。1949年8月中央大学改校名为我校，他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了首届校务委员会委员。毕业后他分配到广西农学院工作，担任过副院长。2001年百年校庆时回校参加庆典。他特地约我进行一次长谈，对我鼓励有加。我十分感动。
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苏法曾也是泰州籍同学。虽然不同院系，但是因为同一年入学，都生活在丁家桥新生院校区，往来接触比较多。1951年毕业离校，他到了北京，我仍然留在在南京，工作专业又不同，四十年彼此没有任何联系。上个世纪90年代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结交了一位年轻学者。这位年轻朋友自我介绍说：他是苏法曾的儿子，并且对我说：“我父亲读到您老写的《台湾三十年》，十分高兴，并且对我说：您是真正的历史学家。”苏兄的“过誉”，我愧不敢当，但是失去联系近四十年，老同学仍然没有忘记我，我实在十分感动。
我还要说一说我和王赓武同学之间的感情。他是一位南洋华侨子弟，长期生活在南洋。为了不要忘记中华传统文化，他的父亲叫他报考南京的中央大学。他也是1947年入学的，但读的是文学院外文系，和我不同系。他的祖籍是泰州，也参加了“泰州同学会”。我们认识了。由于所在院系不同，我们之间并没有过多的交往，仅仅认识而已。1948年底，他回南洋去了。四十没有往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和澳大利亚教授交往中，才知道他后来到英国读书，改学历史，成为研究华侨史的著名学者，并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我们之间恢复了交往，学术往来甚是频繁。后来，他担任香港大学校长。我每次到香港，或他每次到南京，都互诉离情、畅谈学问，并在家中便饭招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还要我陪他回故乡泰州访问。2002年100周年校庆时，他回到母校，在全校做了学术讲演，我担任了讲演会的主持人。
（三）
上述青少年時代的同窗友情是十分平凡的，但是，对这种友情的怀念却是永恒的。中国历史上也有另一种同学关系，李斯和韩非、庞涓和孙膑就是这另一种关系的典型。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秦始皇看中韩非，李斯嫉妒，毒害了韩非；庞涓和孙膑同师学“兵法”，孙膑的成绩优于庞涓，庞涓嫉妒孙膑，削掉了孙膑的膝盖骨。对比两种同学关系，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导致出现这两种不同的同学关系？迄今为止，我的观点是：不同的人生哲学，亦即不同的思想观念，导致不同的交友实践。前一种同窗友情的思想基础正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
德基兄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早逝，由叔父抚养成人。叔父是一位国文教师，终身从事国文教学，是一位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谦谦君子。德基兄有很好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前文已经提到，赓武兄也是书香门第出生，前面已经提到，他到南京读书就是为了接受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我在青少年时代也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父亲给我买了一部“四书”，初中时期，我就能够背诵全部《大学》。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精华部分，不是认识论，而是人生论；不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而是“做人”的道理。培育我们之间同窗友谊的不是庞涓、李斯，而是孔子、孟子、曾子。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所欲施与人”、孟子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都成为处理朋友关系，包括所有人际关系的指针。对李斯、庞涓之流嫉妒、毒害同学之举，也就嗤之以鼻。
回忆青少年时代同窗友谊，只能得出上述结论。
（茅家琦：国际知名历史学家，我校终生成就奖获得者。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1951年毕业于我校经济系并留校任教。历任南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现任《中国思想家丛书》副主编兼终审组召集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社会兼职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江苏省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副会长等。从上个世纪50年代伊始，茅家琦就师从罗尔纲、陈恭禄等前辈史家研究太平天国史。8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后台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