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3年）有一本厚厚的史学著作风靡全国，这就是中文版的《邓小平时代》。该书在年头一出版首印的50万册就售罄。该书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他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费正清创建的，费去世后就以其名冠名。费正清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最有名的学者，以“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历史。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存在巨大的惰性，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冲击促使中国发生剧烈变化。姑且不论他的观点是否准确，但对国内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就连去年全国高考的历史题都以此为材料，要考生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傅高义与他的前任费正清一样，都有以自己所学为社会服务的宏愿。在该书的“中国大陆版序”中，傅高义写道：“我的看法是，我们这些哈佛大学的教师，不仅有教导自己的学生之责，还有进行研究以增进学识和为公众撰文著书之责。”所以他有兴趣为公众写介绍自己研究成果的书，还希望这些书能为人们广泛关注。2000年他从哈佛大学退休，“就想集中精力研究，来帮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这年夏天，傅高义在韩国济州岛遇到一个熟悉的记者，告诉他自己要退出教学生涯，想写本书来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这位记者毫不迟疑地对他说：“你应该写邓小平。” 傅高义赞同他的提议，是应该为邓小平写传。“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在傅高义看来，“在提高如此众多的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上，20世纪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
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本用英文写的著作问世了，2011年在美国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图书奖，被主流报刊评为最佳图书。名流学者也纷纷给以很高评价，如在美国接待过邓小平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称之为：“这是一部主要的邓小平传记，读之难忘。”著名学者王赓武认为：“这本书从不同的层次研究了变革与适应的问题，其核心是个人面对一场复杂且危机重重的革命所作出的回应。……在书中，傅高义出色的工作让邓小平对中国的设想变得可信，让中国的迷局变得可解，让那些次要角色都栩栩如生。”该书的译者冯克利则评价道：“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记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按傅高义的说法，邓小平时代开始于1978年，结束于1992年，1992年的南方之行是邓小平时代的终曲。不过要以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事业的深远影响而论，说我们今天仍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也有道理。
既然各界有这样高的评价，就让我们看看《邓小平时代》一书有哪些主要的优点。我认为，首先是该书观点公允。观点公允说的是对传主和时代的分析合乎实际。作者称，写这本书时“我尽力摒除自己可能有的偏见，尽量客观地看待邓小平领导时期的种种状况。……假如邓小平今天还在世，他也会承认，不管我的书中存在什么问题，但还是努力按照他的‘实事求是’的教导做的。”不抹黑，不溢美，以信史留世，这是史书撰述最重要的原则。不幸的是很多西方学者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他们在观察中国时戴着变形的有色眼镜，或是无中生有，造谣丑化，或是夸大阴暗面，以偏概全。就以西藏问题为例，这是西方官私两界抹黑中国时常用来说事的话题，似乎流亡海外的西藏分裂势力受了多大的委屈。而《邓小平时代》对此述说甚明，清楚地叙述了事情的原委以及邓小平采取的积极举措。邓小平在1978年复出后就致力于流亡海外藏人的回归。他提出的条件是：“达赖喇嘛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对于台湾和西藏的上层人士，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爱国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前提。为此，邓小平接见了达赖的哥哥，邀请达赖派代表回国考察。而达赖方面提出了中央政府难以接受的条件：“他们要求在西藏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们还要求建立‘大西藏’将中国的所有藏区合并成一个政治上的新自治区。”傅高义认为，“即使在最开明的北京干部看来，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事实确是如此，自元代以来中国的版图就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大藏区”的政治实体。这使谈判难有结果。1989年初，班禅大师去世，中央政府邀请达赖来北京参加葬礼。如果达赖来，邓小平很可能会与他会谈，但邀请遭到拒绝。如果某些西方人认真看了书中对西藏问题的介绍，知道中央对争取达赖集团已做到仁至义尽，真不应该再说三道四。
另外，该书的客观公允还反映在书中对邓小平认识上的失误也没有回避。据说，“邓小平在被人问起他在中国的作用的时候说，不要夸大他个人的作用，在写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时，既要写在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也要写错误”。该书正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这一原则来记述。如书中谈到1978年的“洋跃进”，中央决定向国外借价值180亿美元的技术和设备。邓小平知道后说：“怎么不借800亿？”书中说当时邓的态度过于乐观，想尽快发展经济的心情也有些着急。倒是陈云泼了冷水，认为“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国外贷款，这样做是不行的”。但邓小平的优点是在发现问题后能及时转向，“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一直站在‘大干快上’一边，但当陈云于1978年12月发出缺少周密计划的警告后，邓转而支持陈云。”
其次该书的优点是材料丰富。傅高义为写这本书十年磨一剑，研读了数量极为浩繁的史料，包括官方和半官方材料，还有众多研究著作。除中文文献外，他还参考了很多英文著述。有些中文文献是我们暂时还无法使用的，如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查阅的《李鹏六四日记》。通过他引用的日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中央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再如，该书参考了郑仲兵编的《***年谱资料长编》（香港出版），用年谱中的材料叙述了1987年***在辞去总书记职务时***对他的批评。“***说，***虽然大公无私，但是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或过去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会这样批评他。”现在看来，***的这些批评是过重了。1989年4月***去世。两年前批胡最力的邓力群这时也赞扬了胡。他说，***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邓小平时代》是经过有关部门严格审批出版的，所以我认为书中引用的这些材料应该是可信的。而了解这些政潮的起伏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道路的艰难曲折也是有益的。该书材料的丰富还表现在访谈材料的大量使用。傅高义2006年后五次来中国，有时居住长达几个月，大量地与了解邓小平的人交谈，或是过去的高官，或是邓小平的家人，还有党史专家。作者还采访了许多与邓小平有过交往的外国政要和外交官，如美国的卡特、基辛格等人。这些人会向他介绍一些细节以及他们通过近距离观察对邓小平的了解，而这些细节往往可补文字材料之缺。
《邓小平时代》的优点更多是具体体现在它的内容上，通过人物的言行活动来反映时代大潮的激越震荡。在内容的优点上，首先该书完整地记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漫长艰辛历程，尤其对一些关键的节点叙述更为细致。要说改革的关节点，最重要的有三个：打开国门、六四变局、南方之行。这些关节点都关系到改革的走向、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印痕。突破这一个个关节点，改革才渐入佳境，逐渐步入坦途。
1978年是邓小平时代的开端，国门初启。邓小平在这一年走出国门，出访日本。他参观了日本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汽车厂。“邓小平参观了生产线，听人介绍说每个工人一年平均生产94辆汽车，邓小平说，这要比中国排名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出93辆。他在参观完日产公司后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在中国，邓小平访日的电影和照片使中国民众看到了现代化工厂是什么样子，使他们明白了中国多么落后，要追赶世界水平需要做多少工作。”“邓小平派官员出国考察、邀请外国专家成立研究国外发展的机构、鼓励翻译外国文献。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担心国内的公司会被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垮，邓小平则不同，他鼓励外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现代化工厂，帮助培训中国的管理者和工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费革命”，彻底打开了国门。
按照傅高义的说法，1989年的***件是对“邓小平时代的挑战”。他对这一事件这样记述，“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举世瞩目之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4月15日***骤然离世后的最初几天，示威者绝大多数还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要向这位刚离世的他们尊敬的领导人表达敬意。他们最初开始集会时，秩序井然，并未给交通造成干扰；最初他们也没有政治纲领。然而，随着示威日益扩大，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内容上也越来越激进，示威者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冲突在6月4日达到顶点，军队在这一天采取清场行动，恢复了秩序。”这是对事件过程总的概括。而邓小平的态度是，“他没有去街头会见示威学生，也没有插手中共每天做出的反应。但是他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他并不赞同示威者的言行，他们都是他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的政治稳定的受益者，而现在他们正在威胁这种稳定。”“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政治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邓小平想避免流血，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相信必须坚定立场。”这段描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示威者大多是邓小平改革事业的得益者，比如青年学生就得益于邓小平在十多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但这时他们不满现状，走上街头；二是邓小平担心的是中国会步东欧国家的后尘。如果国家和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那么改革事业的发展以及民族的复兴也就成了空谈。事后，“很多中国人****对北京学生骚乱做出的反应与戈尔巴乔夫和东欧领导人对付本国动乱的做法加以对比后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今天的情况要好得多。”“在天***件后的20年里，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迹般的增长。”所以有人推断，“假如邓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终止持续两个月的混乱，中国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悲剧。”书中的这些评判对这一历史的关节点给以了明确的结论。
1989年事件之后政策紧缩，加之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经济发展的步伐似乎有所滞缓。对此邓小平比较担心，1990年12月他把新一代领导人叫来，向他们讲加快发展的道理。邓小平重申，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只有放弃保守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邓小平的意见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经济决策者担心的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经济过热。在这样的情况下，1992年1月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全家人17口人“家庭度假”。他在深圳等地一路谈他深思熟虑的看法：“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希望各地发展得更快一些，“干部要走得更快一些，放开胆子进一步开放”。邓小平的谈话得到了呼应，成为官方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南方之行为改革开放提速，邓小平为他的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该书内容上的优点还体现在书中记述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史书的框架需要栩栩如生的细节来充填丰富，以使人物和事件更具立体感，而该书在这方面的编排是较为出色的。比如书中写到，1979年邓小平访美，他在休士顿观看牛仔马术表演时，“一个姑娘骑着马飞奔而至，把自己的宽边呢帽递给了邓小平，口哨和欢呼声在人群中响成一片。他们高兴地看到，邓小平像表演一样把他的新帽子戴在头上。”在全美国，邓小平一脸笑容、戴着牛仔帽的照片，成了他访美的象征。他的戴帽动作，虽然只是轻轻一举，却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争取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亲近感。
《邓小平时代》有着客观公正的观点、充足的信息内涵以及生动耐读的描写，因而使得它一出版就成为干部喜爱的案头读物。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初中国为什么要选择改革之路，以及今后将改革大业坚持到底的重要意义。鉴往知来，书中还提出了在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事业将面临的挑战：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遏制腐败；保护环境；维持统治的合法性。这些方面都是当今中国急需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而且确实也正在得到重视和解决，如现在提出的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条规定，“美丽中国”的愿景等。我们相信，只要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制订的宏伟蓝图去实施，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就一定能建设好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坚定信念，将邓小平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高潮，这正是我们今天读《邓小平时代》的意义所在。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