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有很多优点，比如善于学习，在历史上曾向中国、荷兰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求教，吸纳各国之长，结合本民族原有的文化，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另外，日本民族勤奋认真，每个日本人似乎都是不知疲倦的工作狂。还有日本有“洁癖之邦”之称，到处都整洁干净，这给去那里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其他民族的人眼中，日本又是一个矛盾的民族，有着让人琢磨不透的个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这样归纳日本人的特性：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冥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种矛盾性在1936年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二•二六事变”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冲进首相和大臣的官邸，枪杀男主人，然后领头军官向哭泣的女主人鞠躬，对打扰了她们致歉后离去。这种古怪态度还反映在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识上。二战中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战败，它们都曾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战争创伤，但战后对战争罪责的认识却不同：有的彻底清算法西斯罪行，向受害者认罪，走和平之路，比如德国；有的千方百计为侵略战争辩护，大做翻案文章，日本就是这样。根据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前东京都知事）编剧拍摄的电影《吾为君亡》在日本就颇受欢迎。这部电影赤裸裸地将二战末期用飞机撞军舰的日本“神风”特攻队当作英雄来歌颂。还有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频繁“见鬼”，为战犯招魂；改写教科书，肆意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无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非法窃取中国领土。种种事实说明，日本是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对过去的追忆使它陷入病态的梦幻之中。而这一顽疾的病根又在哪里？
日本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环境中造就了它独特的国民性。当然这有其众所周知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民族心理的狭隘。在日本人心目中，日本“乃日所出之国”，是“天地间最初生出之国”，“为世界之根本”。这种自大心理与其生存的环境有一定关系。日本是个岛国，局处海洋之中，生存空间相对狭小。而在古代交通条件不太便利的情况下，身居海岛对外界情形了解不多，会有一种至尊至上飘飘然的心理感受。另外岛国环境使其民族具有单一性，有着单一的民族结构、语言文字、民族文化，故而民族认同感、文化归属感很强，这也容易产生自命不凡、惟我独尊的心态。对此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上个世纪60年代曾任美国驻日大使）在其著作《日本人》中写道：“日本人……表现出胸襟狭窄的国民性格。”
从井底看世界，自认是老大，但在从井底走出又发现世界如此之大，急剧的反差使之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要改变这大小悬殊的格局，就不惜动用武力，从近邻开刀是实现其目标的第一步，朝鲜和中国成为日本最早的受害者。
在文化观上也折射出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中国的盛唐文明在日本曾广为传播，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在二战的日本教科书上却成了：“自天武天皇时起，我国向唐派出遣唐使，以示国威。”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在当时的教科书中却说：“日本今天的所作所为正是拯救他们脱离苦海。”直至今日，有些日本政客还坚持这种“解放亚洲论”的荒谬战争观。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它宁肯承认是被美国打败，却不承认被中国打败，更不愿表示真诚的道歉。
这是典型的强者崇拜心态。日本民间故事中有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叫桃太郎。他本是个小不点，却以小克大，打败众对手，满载财宝而归。这个桃太郎长着两副面孔，在你强大时，对你顶礼膜拜，谦恭有加；等到翅膀长硬，就与你分庭抗礼，甚至欺负老师。当年中国强盛，日本派来大批留学生，引进大至文明制度、小到生活习俗的全部文化，甚至连文字也仿自汉字。等到学成后就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学着西方列强欺负中国，甚至欺负得更狠。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就是最骇人听闻的一例。当时一家美国报纸称日本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的怪兽”。骨子里的狭小气度决定了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不同态度。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在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面前，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了手，就开始看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蔑视比自己落后的国家，自卑感被优越感所代替。
另外，对日本国民性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其“神国”神话的精神熏染。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居住的岛屿想象成是一个由众神守护的“神国”。在这个神的国度里，万物都是神所生，一切由神护佑。二战前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现人神”（活神仙）。这是日本神道教的基本观点。1946年元旦，天皇发表“凡人宣言”，申明自己是人不是神。即使在战后“神国”神话已经破灭的情况下，日本人对天皇仍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1946年初，天皇到各地视察慰问，没有遇到攻击和谴责，反而受到热烈欢迎。在人们眼里，“他那温和的容姿，自然无饰的态度，与过去穿着威风凛凛的军服的天皇判若两人”。即使在遭遇二战的惨败经历后，不少日本人还抱着过去的陈腐观念不放，仍鼓吹日本是居万国之首的“神国”，宣扬日本人在世界上是最优秀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说：“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纯酒那样纯洁。”因此，“一般来说，日本人在西方和法国人最接近，不过他们一般都优于法国人”。他还认为，日本人比美国人聪明，因为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降低了美国的总体文化水平。
日本的民族个性还体现在“忍耐”和“爆发”这对矛盾的反应行为中。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称，对日本人来说，“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一声不哼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这两者结合起来便产生禁欲主义的禀性，终于形成表面上的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这是忍耐的方面，但强大的心理抑制与丰沛的生命能量和敏感的心灵相遇，必然有一番残酷的较量，最后往往会爆发出让人难以意料的结局。比如某个武士平时对下人很和蔼，但突然为了下人犯了某个过失就把他杀了，事先似乎全无征兆。这一压抑的本性还表现在选择性遗忘方面。遗忘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把这种现象称为“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这可以用来解释现今的日本为何对战争罪责态度暧昧，总是不肯服罪。加藤周一说：
败战的“休克”带来了所谓的“一亿总忏悔”，就是将战争记忆中最大的、最关键的战争责任者的名字忘却，也就是逆行记忆丧失症的最初表现。在日本这样的高度组织化的中央集权国家说什么没有特定的战争责任者，不过是昏话而已。……这就是由败战的休克所造成的记忆丧失症的表现类型，与个人喝醉酒以后遭车撞击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一亿总忏悔”是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提出的口号，意思是一亿日本人都有战争责任，而不是具体人的罪责，这实际是为真正的战犯开脱。所以在战后才有那么多人在审判时出面为东条英机等战犯辩护、呼吁。这种模糊罪责的暧昧态度还在1995年日本国会为二战结束50周年而通过的决议中反映出来。世界各国都希望日本能在这个重要的决议中明确承认过去的侵略罪行，向受害国谢罪道歉，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但这份决议却言词闪烁，语言堂皇而不着边际。下面是决议的主要内容：
记取世界近代史上多次的殖民地支配及侵略行为，并认识到我国过去所做的行为，特别是给亚洲诸国带来的痛苦，在此深表反省之意。
我们要超越战争历史观的差异，谦虚地学习历史教训，致力于建立和平的国际社会。
前一段首先暗指要“记取”的是欧洲各国的殖民活动和侵略行为，这自然与日本无关。而有关“我国”即日本的用语分量很轻，只是有给别国带来痛苦的行为，需要反省而已，始终没有说出一句明确承认罪责的痛快话。后一段表述更让人匪夷所思，作为发动侵略的罪魁，使用这样的口气，简直是对各受害国人民的极大侮辱。
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识固然与其国民性有关，但也不能全然归之于此，这本身也是其政治立场和态度的表现。日本只有像德国一样，深刻认识自己的战争罪责，竖立新的国际形象，才能彻底放下背负已久的历史包袱，真正成为负责任的政治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