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我当时是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正在上海，因发高烧就医，没多久就确诊患肺结核，随即入上海肺病第一医院治疗。经过近一年的休养，病情并无显著好转，而巨额欠费又不允许我继续在该院呆下去。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和我一直保持联系的外文系同学陈道一写信告诉我：我校已更名为我校，对解放前离校未归的学生，做出了颇为宽松的规定：只要及时回校办理复学手续者一律恢复学籍，如患有肺结核的，还可以在学校新设立的休养宿舍全休或半休。陈道一自己就因查出患有肺结核已住进休养宿舍边休养边上课。此信对我来说，无异是天外飞来的福音。我立即离开肺病第一医院，打点行装回校。
那是1950年一个明媚春日的黄昏，我乘坐三轮车穿过学校大操场（当时我校校本部在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操场上空回荡着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美妙旋律，场地上满是同学在跳集体舞。我按照陈道一的指点，来到位于学校文昌桥宿舍后门旁的休养宿舍——兰园八号。这是一幢三层的小洋楼，楼前有个竖有花架的庭院，楼旁和楼后各有一排平房。兰园八号在当时是一较为高雅的居住小区，周围环境也颇为幽静，很适宜于作为休养的场所。后来得知，这原是吴有训校长的住宅。吴校长调往北京后，学校就将它辟为供患病学生进行休养的宿舍。
我向时任舍长的一位法律系高年级同学交验了陈道一的介绍信，舍长就安排我住下。第二天我到学校去办理复学手续，时任教务长的高济宇先生（中科院院士、有机化学家）亲自接待我，简单地问了一些情况后，就在我的报告上批示“准予复学以作全休息”。不几天历史系学生会还派了同学来慰问我。我正式成为兰园休养宿舍的一员。
兰园八号主楼及附属建筑共有十几个房间，大约住有20位同学，文、法、理、工、医各院都有，除了一位患支气管扩张的外都患的是肺结核，但大多数较轻，可以边休养边上课，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三位同学较重。这里的一般作息制度是：上午，有课的同学去上课，其余的则在房间里各干各的事，或是在庭园里晒太阳；午饭后，大家都要睡个把钟头午觉；黄昏时分是这个休养宿舍最热闹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从房间里走出来，或是来回散步，或是半睡在花架下的躺椅上海阔天空地闲聊，会乐器的同学也会在这时露一手，二胡声、吉他声、小提琴声，交相杂作；晚上，则是各干各的，没有统一的上床睡觉的时间。刚从医院出来的我，特别感到这里“虎虎有生气”，顿觉自己的病体也好了几分。
但是病体不允许我像一般休养同学那样自由地遨游在这小天地里。入住兰园八号后没多久，我就到我校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南京很有名的“大学医院”去拍了一张X光片。新片子显示病情极为严重：两肺布满病灶，结论是三期肺病。当时治疗肺病的特效药只有链霉素，但价格极为昂贵，决非一般人能买得起。因此除了绝对静养这一传统的治疗肺结核方法外，别无它途。我当即搬入三楼一间阁楼式的小房间，每天除了到卫生间去洗潄和解手花去半小时外，其余时间都静卧在床上，每天黄昏听到从楼下庭院传上来的或高或低的嘈杂声，就是我接触到的唯一“地气”。
学校对我们十分关怀，每天向每人免费提供半磅牛奶 、两只鸡蛋，并安排一位工友负责烧牛奶和煮蛋，以及推车到学生食堂把三餐饭菜打来。那位工友每天都把牛奶鸡蛋和三餐饭食端到床边给我吃。当时我国正在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处处需要资金，但学校仍拿出一些经费来照顾患病的学生，真使我们这些身受其惠的学子感激之至。
病友们也是关系融洽，相互关照。除了通过写集体日记彼此交流思想外，能自由活动的病友也常到我的房间来聊天，借书给我看，以减轻我的寂寞。通过与不同系科的同学交流，加上不断的有书可读，我虽然没有上课，仍增长了不少知识。更难能可贵的是，我由此切实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守望相助的集体中养病。
兰园八号与文昌桥学生宿舍离得很近，那里一天三次的高音喇叭广播，我们能隐约地听到一些。加上校刊一出版，我们这里很快就看到。到校本部去上课的同学又不时带回一些校内外的新闻，因此我们这个休养集体并不与世隔绝。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一开始，学校里就掀起参军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深深打动着我们的心，集体日记上不时看到因身体不佳而无力报效祖国的悲叹。
兰园八号并未建立起党团组织，但是病友中有几位是党团员，他们都态度谦和，乐于助人，很善于做思想工作。我因长期卧床而产生的苦闷，往往通过与他们的交谈而得到舒解。
静养了大半年，又到大学医院去拍了一张X光片，并托陈道一拿到南京军区总医院请一位肺科专家看。陈道一回来一言不发，在我追问下，他只得说专家认为“hopeless（无望）”。我听了之后当然像是“冷水浇头怀抱冰”，记得那天吃过晚饭后吐出一口痰来，发现其中有一丝丝发红带黑的东西，不禁惊叫起来“我吐血了!”后来再仔细察看，才知道那是晚饭时吃的雪里红菜丝，但那晚总是情绪不会好。听陈道一说，专家认为顶多只能拖一年光景。我想还有一年呢，得过且过再说吧。第二天《新华日报》登了一则消息，说是有一种肺病新药——白蕉素即将问世，正在征求试用志愿者。真是绝处逢生啊!我当即写信说十分愿意当试用者，满怀希望地等待回音。后来虽然那“新药”从未问世，但上述消息像是一支强心针，使我恢复了治愈肺病的信心。
又过了半年，我到大学医院又拍了一张X光片。接诊的牟善初医生（后来成为治疗心肺疾病的顶级专家）对比了新旧两张片子后说我的病情有极大好转：右肺病灶完全吸收，左肺病灶也已缩小到只有上半叶一小块，唯一的遗憾是出现空洞。他问我是否用过什么药，我说没有，他说“简直是奇迹”。接下来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继续这样休养，直到空洞弥合，但时间可能要两三年；另一是进行手术，强行使空洞闭合，并说这种手术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因病情奇迹般地好转而满怀欣喜的我，经过再三考虑，又与病友商量，觉得学校批准我全休息的期限是两年，再有几个月就要期满了，因此决定接受手术。
病友们在我做出决定前就已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即所需费用可以请南京市学生联合会救助。我当即写了报告，附上诊断书和医生建议，由舍长签署意见，拿到学校有关部门去盖了章，就前往位于我们现在鼓楼校区附近的学联（现为鼓楼医院职工宿舍）去审核。经办的同志很快就办完所有手续，并开出“住院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学联支付”的证明单。几天后我就住进大学医院。解放初期各种机构或团体的办事效率都非常之高，“为人民服务”不是挂在口头而是落实在行动上。 、
我要进行手术时，正值抗美援朝已有一年了。大学医院很多医护人员曾参加志愿医疗队到朝鲜去服务，我所在的外科就有几位医生和护士刚从前线回来，服务态度特别好，尤其是术后的护理工作十分到位。当时并无现在那样的护工，因而护士的工作范围极为广泛，举凡给病人测量体温、打针吃药、采集化验标本、端屎端尿，甚至喂饭，都无不亲力亲为。我因为没有亲属在南京，只是在进行手术的当天，舍长在病床旁守护到我从麻醉中醒过来。因此术后头几天的吃喝拉撒等诸多杂亊，全由当班的护士担当起来了。至今思之，仍对她们的敬业精神感佩不已。
我所接受的手术非常成功。有一天，主刀的外科副主任把医学院的十几个学生带到我的病床前，把我作为范例，结合术前术后的X光片进行了讲解。出院之后，我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活动，直到1996年，也就是四十多年后才复发过一次，但服药后很快就痊愈了。今年我己八十有七，亲友们都难以置信，我这个患过严重肺结核而又动过大手术的人能活得这么长。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是学校、兰园八号这个休养集体 、大学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其他所有关顾过我的人（包括那位为我送牛奶端饭菜一年多的姓殷的工友）的合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回到兰园八号，大家都来祝贺我的“新生”。当时校内正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我也当着全体休养同学的面进行了思想检查，大家都认真地进行了评论和分析。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在和风细雨的氛围内进行的。自我感觉也是今后可以有逐渐恢复健康的身体带着不断更新的思想向前迈进了。
1951年的除夕，休养宿舍举行了晚会。我特地在会上表演了魔术，还初次参加了一种集体游戏。二十几个同学分成两组，彼此各推出一个代表。两组各自集议想出一句诗词，告知对方代表，由他用肢体语言演绎这句诗词给本组看，好让他们将之猜出来。我方出的是一句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方出的是一句词：“一江春水向东流”。先由对方的同学表演，他认真地将杨贵妃从进宫专宠一直演到自缢马嵬坡，并屡作顾盼状，但他那个组还是没有猜出来。我方代表则只用两手向一个方向上下摆动作流水状，然后作长叹状，结果我们组倒是猜出来了。那晚我玩得真是开心!
新年过后，我就去办了复学手续。同时由于学校里又发现患有较重肺病的学生，需入住兰园八号，因而我和陈道一等几位基本上处于康复阶段的同学就迁出，入住另一个休养宿舍——文昌桥第一宿舍。我这与兰园八号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