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好读书并善于读书的人，无论事业有多显赫，一生都坚持读书治学，并乐此不疲。他读书的特点除勤勉外，还偏好深湛之思，并讲求实效。在早年他读书多有应试教育的痕迹，但后来立志读圣贤书，学做圣贤。科举成名后，他读书更多，并与京城大儒多有交流，朝着读书学术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组建湘军，生活被彻底改变。在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运筹帷幄，他都以超人的毅力，坚持每天读书不倦，写作不辍。纵观他一生，坚持得最为持久、自觉一以贯之的活动就是读书。他还总结出一套与众不同的读书方法。读书对他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注重经世致用，学以致用。根据自己的需要，读书内容也会相应有所变化，广览博收，融会贯通。他对读书的基本观点是：读书要拙诚，要落到实处。
一、 耕读家风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南荷塘都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小山村。这里消息闭塞，文化生活贫乏。曾家世代务农，属于“寒门冷籍”，到他曾祖父时家境有所好转，买了一些田。他的祖父有条件读书，但不爱读书，人很能干，治家也严。曾国藩后来崇尚的家规都源自于他祖父（星冈公）。星冈公自己不读书，但对孩子的教育抓得很严。这个孩子就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后来勉强考上了秀才。曾麟书算是曾国藩的启蒙老师，有趣的是父子两人还一起去考过秀才。
曾国藩后来回忆祖父的治家模式：“昔吾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待。有急必周济之；有善庆必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早扫考宝，书蔬鱼猪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这是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曾国藩后来对祖父规定的诸事排列顺序做了更动，把读书放在首位。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成就完全是从学问中来，从读书中来，与命运无关。
在接受了父亲的启蒙教育后，曾国藩去县里进涟滨书院读书。他读书的特点是舍得下笨功夫，讲的是毅力、坚忍、倔强。他后来将之总结为“挺经”，怄气从不放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打脱牙也是“和血吞”，认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在涟滨书院，他改号“涤生”，意为“涤其旧染之污”，旨在说明“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即涤除旧习，焕然新生。从改号可以看出他努力奋发读书学习的决心和执著的人格追求。书院的教学一般分为学、问、思、辨、行五个步骤，行在最后，却最重要，因为是教学最终的目标。这培养出曾国藩以后重践履的务实学风。23岁时他考中了秀才。
下一个目标是考举人，他去了省城的岳麓书院继续读书。在岳麓书院，山长（院长）欧阳厚均教导学生读书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一是要珍惜时光，“寸阴分阴，古人所惜”；二是强调专心致志，“一技之妙，乃凝于神”；三是强调循序渐进，“得知其新，月守其故”；四是强调持之以恒，“为山九仞，毋息尔肩”。欧阳厚均在教育活动中主张以“诚”为本，教育学子以此处世，以此为文。曾国藩后来在文坛上“自为一派”，开创了湘乡文派，与他在岳麓书院受欧阳厚均提倡为文立意，以理、气、才胜，很有关系。
在岳麓书院的生活还反映出曾国藩的个性涵养。有一天，他的书桌放在窗前，有个同学说挡住了光线，于是他移开书桌。晚上曾国藩用功读书，那人嫌他吵，他就低声默诵。后来曾国藩中了举人，那人又说是抢了自己的风水，遭到其他同学谴责，而曾国藩却和颜悦色，劝息大家，如无事一般。
二、 京官生涯
进岳麓书院一年多曾国藩就中了举人，新的目标是进京城考进士，但初次进京会试，他却落榜了。第二年还有一场恩科考试（皇太后60寿辰增加一次），他就留在北京读书迎考，结果又名落孙山。在北京期间他对韩愈的文章情有独钟，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时间读完二十三史。回家途中他在江苏睢宁住了几天，与也是湘乡人的知县相识，向他借了一百两银子做路费。经过金陵时，在夫子庙看到一套二十三史，就用借来的银子买了这套书，靠把衣物送进当铺才凑足路费回到家。他父亲知道后不仅没有责备，还鼓励他，表示愿意帮他还钱，只是要他将书圈点一遍，也就是读一遍，以作酬报。
1838年曾国藩再次进京会试获得成功，中了进士，入翰林院。翰林院是清代“储才养望”之地，用于培养人才。当时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很有前途。翰林院清苦，有人会耐不住告假以归。进入翰林院还有一个好处是有时间读书。他原名子城，这时改名国藩，以表达要做一个藩屏国家、朝廷忠臣的志向。在翰林院九年，“每天发愤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奠定了他一生读书做学问成就的基础。
读书不能光读不问，不与师友交流。曾国藩认定：“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师好友好榜样。”他在理学上向唐鉴学习，唐鉴教他如何读《朱子全书》，“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尽精，则万不能通一经”。教的是读书的门径。唐鉴又向他推荐大学士蒙族人倭仁，此人重视读书与修身并举。倭仁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全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曾国藩向倭仁求教，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很要紧”。这里的“几”是思想发展的苗头，“研几”就是要抓住苗头认真研究。倭仁还告诉他必须“写日课”，而且要“当即写，不再因循”。从此曾国藩就将读书与写修身日记（日课册）结合起来。比如有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觍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揜著而何？辰正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断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这是理学的慎独功夫，一个人也能严格教训自己。从此他坚持日记一直到去世时。
不久安静的读书生活就中断了，来不及著书立说，他开始做官，整日忙于公事，这样就不能成为一个学问家。他当官的经历比较顺利，这与在翰林院时苦读、饱读的经历有关。他自己一再声称自己并无什么天分，全是靠“挺经”拼搏出来的。
曾国藩的读书有自己的特点。有个朋友告诉他：“用功就像挖井，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倒不如专挖一口深井而力求汲水。”他很佩服这一看法，在给弟弟写信时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东翻西阅。一集没读完，决不换读他集。”这就养成了他无论看什么书，都要从头看到尾的习惯。
三、读书与做事
曾国藩是京城的仕途很顺利，一直当到二品官。他的发迹与座师（考进士时的主考官）穆彰阿的提携有关。为官期间，他重点读《通典》和《资治通鉴》，这些书都与国家的治理有关，并将其中的道理用在给皇帝上的奏折中。咸丰元年（1851年），他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截了当向皇帝提意见。表面上他是说皇帝有三种“圣德”，实际是在批评。他说的“圣德”一是敬慎，但却不敢负责；二是好古，但却专尚浮华，只注意小楷诗律；三是广大，但却拒谏饰非。总之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和皇帝的个性痛加针砭。曾国藩这样做很危险，据说咸丰皇帝看了后，将疏稿扔在地上，欲将他治罪。幸赖军机大臣祁隽藻劝解，结果皇帝不但不治罪，还褒奖他敢言。或许皇帝在此疏中除了解到他的耿耿忠忱外，也看出了他的学识和见地。后来有人说，“曾文正公国藩，以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责。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1853年，曾国藩回家为母亲尽孝守制，这时朝廷令他办理湖南团练，镇压太平天国，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尽管时间少了，他仍每天坚持看书，习字，写日记，并结合自己做的事，有目的地读书，终于成就了他的巨大事功，并形成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
曾国藩以文人身份带兵，读了历代兵书。他在读书中发现，明代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等书对他最有用。他反复研读戚继光的兵书，十分赞赏戚继光的练兵之法：“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今日论兵，正宜此法。”戚继光练兵择用“乡野老实之人”，曾国藩则选拔有农夫士气者，因为农民中的老实人“诚信易于感孚，忾气易于振作”；戚继光规定应募士兵须有邻居保结，曾国藩也用同样的方法。戚继光说,“练兵之要，在先练将”。曾国藩有所创造，启用读书人带兵，造成中国近代史上“士人领山农”的局面。太平军将领石达开曾说，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
曾国藩读兵书，主张用兵从大处着眼，也就是有战略眼光，这是读书人的长处。用兵贵于审形势，度缓急，顾全局而不计小利，规远大而不图近功。他用兵主张高屋建瓴，审时度势，通观全局。他曾批评不大读书的清军将领向荣（驻守江南大营，后被太平军击败而战死）：“中外皆称向兵为天子劲旅，而余不甚以为然者。以其不能从大处着墨，空处着笔也。”而且他又能克服一般读书人的弱点，不拘泥于书本，而主张灵活变通，从战争实际出发用兵。他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他发现，二十三史中关于打仗的事“皆浮词伪语，随意编造”。后来梁启超对曾国藩在行军打仗时不忘读书非常佩服，说：“曾文正在戎马之间，读书如平时，用能百折不回，卒定大难。”
在各位学者中，对曾国藩影响比较大的是清初的王夫之（船山）。王夫之的著作《读通鉴论》、《宋论》都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军中指挥作战时，他开始认真专研船山著作，从中寻找启发。后来在围剿捻军时，曾国藩感到“流寇纵横，制敌无术”，又开始认真向船山著作求教。船山书中谈到明末农民起义军“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这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捻军的战术非常相像。曾国藩兄弟还花费了大量精力刊刻了《船山全集》。
曾国藩读书的范围始终以理学和史学书籍为核心，但晚清时中国社会已面临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深重，这时仅仅固守传统典籍的阅读就有所不够，需要扩大阅读面，注重实际知识，同时还要了解外国的情况，吸收外国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寻找挽救危局的对策。他在从军从政时遇到了许多复杂而困难的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大量广泛的阅读以及渊博的知识和真才实学，仅有理学家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些说教是不够的，需要关注丰富的社会实践。他曾总结说：“天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以前，他对西方国家是不了解的，只会说一些皮相的愤激之语。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堂堂华夏”竟被“区区外夷”打得京城不保，他又了解到“西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对洋人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不但读《考工记》一类的中国古代技艺著作，还阅读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这是他后来开创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当然，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兴趣去学习西方的具体科技成果，但可以延揽科技人才，向他们了解外国的科学技术。曾国藩设在安庆的湘军大营，“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专门家无不毕集”，著名的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这些人是中国近代早期的科学家，他们帮曾国藩试制出火轮船蒸汽机，造出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并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如《几何原本》全书。
四、 读书一生
曾国藩到晚年功业已成，身名俱泰，但他仍读书不辍，始终坚持看书治学这一生的嗜好。这段时间他先后去山东剿捻，到直隶（河北）任总督，还去京城见两宫皇太后，车船劳碌，在旅途中耗费了不少时间，于是他就在路上读书。白天公务把时间排得很满，只能用晚上时间看书。人一天天老起来，经常疲倦至极，常常思睡，内心却以人已衰老然学问无成为恨，逼迫自己在读书上不停歇。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读书成为他胸中惟一的精神寄托。这种心态在日记中反映得很清楚。一天，白天他忙里偷闲，“阅《汉书》，凡三十三叶”，下午又阅《近思录》数叶，傍夕小睡一会，夜晚开始温古文。虽然他“疲倦殊甚，昏昏欲睡”，自己也“不知何以衰惫若此”，但总“念学术一无所成，欲为桑榆晚善之计，而精力日頽，愧恨无已”。1869年秋冬以来，曾国藩的视力变差，看字常如隔雾。有时想写点东西，但“心如废井，无水可汲，深以为晚”。强迫自己二更多一点睡，虽“困乏之至，未及四更即醒”，而睡下后又总是考虑自己“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
1870年三月底，曾国藩感到“眼蒙殊甚”，便“令纪泽（长子）视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已坏，因以手遮蔽左眼，则右眼已无光，芒无所见矣”。这时，他的右目全盲，左目仅有微光，办公、读书均极为困难。因这年大旱，不敢请假，只得勉力支持。白天照常治事，晚上闭目静坐一会便看一阵书，看一阵书后闭目静坐一会，还是不敢以眼病而放松读书。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右眼完全失明，只有这一天晚上他闭目静坐，不阅一字，但二更后与儿子讲韩愈文“原毁”。第二天便开始读书，夜又阅读，此后每日阅读从未间断。这年五月中旬，曾国藩忽得眩晕病，不能起坐，只能请假在家调养。医生要他不要看书，因为读书伤眼伤神。其他条件都可接受，但不让看书就不行了。就在“头或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水”的情况下，仍坚持看书。虽然他像往常一样读书不辍，但内心却十分凄楚、悔恨。他说：“余病目则不能用眼，病晕则不能用心，心眼并废，则与死人无异，是以终日忧灼，悔少壮之不努力也。” 于是，他给儿子写信，要他们在50岁前把该读的书读完。
去世前一年，他是在金陵两江总督任上度过的，拖着病躯辛劳工作，也拼着老命读书。他给自己写过几句箴言：“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生，淡极乐生。”临死前几天他看到书是《二程全书》，似乎是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左宗棠手下的大将刘松山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时中炮身亡，此人是曾国藩推荐给左的，左宗棠请曾国藩写篇记述其生平的文章。曾国藩答应后落笔撰文，未写完去总督府的西花园散步，“游毕将返，忽呼足麻”，扶至书房，几小时后就去世了。
五、教子读书
毛泽东在1917年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推崇曾国藩为读书治学乃至修身治国的“大本大源”之人。他的依据是,“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意思是说曾国藩是本源关键在于倡学，提倡读书。曾国藩一生读书不辍，治学不止，基础厚实，终成事业，他对其家人也一直是勉励读书，并严加督查。这些内容主要见于他给儿子写的信中，后被编为《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认为读书能改变人的气质，陶冶性情，鼓励儿子发奋读书，要他们“靠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而且读书要自己真心爱读，不是因别人给的压力。在读书的过程中“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有恒”。读书要有效果还必须规定功课，他规定儿子的功课有习字、熟读、背诵、作文等，具体规定是，“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每日习字一百，阅《通鉴》五叶，诵读书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诗”。“此课极简，每日不过两个时辰，即可完毕，而看、读、写、作四者俱全，余则听尔自为主张也”。他对读书的内容要求具体，读书作业既有量的要求，又有时间的限制，还特别提出读书的要点，强调父子相见时当面考试的必要性，并留给儿子自己掌握的余地，很尊重教育的规律。
曾国藩教育儿子读书特别注重方法，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比如，读《文选》，应当“一面细读，一面钞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曾国藩提出的“看”是广泛博览，所谓“读”是诵读，“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他以自己读书的体会，把“看”和“读”形象地比喻为“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所谓“写”是指写字。所谓“作”是要掌握各种文体。第二，读书要涵泳体察。曾国藩对朱熹“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方法特别推崇，认为在读书之道上，“此二语最为精当”。何为涵泳体察？他打了个比方，“涵者，如春雨润花，适中则涵濡而滋液；如清渠之溉稻，适中则涵养而渤兴。泳者，如鱼之游水，人之濯足”。意思是读书不可穿凿附会，要联系切身经历，深入体验考察，以真正理解、领悟。第三，读书要有所选择。他教子：“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选择。”择书而读，是读书的根本，也是治学的要道。“以韩退之（韩愈）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而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常“温”（已读多遍）的书，也就是《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几本。第四，探究笔记。他要求儿子将要读的“探究一番，纵不能讲习通贯，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而且不仅要理解所读的书，还要认真做笔记。
曾国藩还特别强调作文在读书中的作用。他认为读书可以促进写作，而写作更能促进读书。他的具体看法是：第一，读写一定要结合，互相促进。饱读诗书，“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比如读史，应当“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第二，多作常作，敢作“逼作”。书要多读，文要常写，原因是“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敢作，就是“学做诗文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逼作”，就是要逼自己作文。第三，读书在于熟记，作文在于摹仿。因此，曾国藩督促儿子熟读名家名篇，烂熟于心，用时方能信手拈来。第四，多读书，留意名篇佳句，注意积累词汇。第五，读书要理解，作文要圆适。他说作文要做到“珠圆玉适”，就是要求用语婉转精当，行文清润流畅，意义完备周详。第六，读书要留意文章的用意和行气，作文则应注意其思路和气势。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这就要教导子女众人读书学习，知书达理，以形成良好家风。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又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农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由此可见，曾国藩很重视家教，而家教又总是与读书学习联系在一起。
曾国藩突出读书在家庭教育中的主要地位，无论是主动的训导，还是被动的防止，其教育的目的无非是要使子弟人人自立。他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多读书是立家之本，为家长、为兄长者均须以身作则。曾国藩自己手不释卷，坚持终身读书，为其子弟儿孙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六、 读书有法
中国古代有句格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一般人读书的功利目的。而曾国藩不主张把读书作为寻求官职的手段。他认为读书是做学问的一部分，读书的目的是“化民成俗”，“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当时的社会，从总体上说，士气颓丧，读书人除帖括（科举之业）诗赋外，已不知何为学问，除了欲得举人进士外，已无所谓志向。而“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他想改变这种风气，以读书来改变人的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读书能否有效果，关键在于能否坚持，能否有恒。这是曾国藩读书观的核心要点。他在给弟弟写的信中谆谆告之：“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在另一封信中他对有恒的重要性讲得更为明白：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为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廿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廿卷，《后汉书》百卷，皆硃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精进，况六弟、七弟上等之资乎……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书；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书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
他不但详尽地谈了有恒的效用，还做出榜样，为诸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曾国藩的出身并不显赫，资质平平并不过人，他惟一的长处就是那种诚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坚持不懈、无稍间断、一往无前的精神。
与读书有恒相关的是曾国藩专精一业的思想。他认为，“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若志在穷经，须守一经；志在作制业，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兼营竞骛，兼营则一无所能矣”。“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
纵观他的读书方法，可以概括为：为学之初，看读写作缺一不可；次则宜就自己所喜爱学科，择某一学问以求专精；但又不可局于一隅，以至太陋，所以应该加大阅读范围；在阅读过程中，阅读有得，随笔记之。读书是学问的基础，是治学的手段和道路。做学问当然不是死读书，不是钻在故纸堆里出不来，但不读书，不下功夫钻进书堆里去，则不足言学问。有人认为曾国藩为官数十年，处处以学术化人，人格感人，这是他的优点所在。而这一优点完全得益于他“首尾不懈”的读书生活。总之，他的读书方法的核心在于脚踏实地、毫无取巧的精神。
七、 深远影响
在曾国藩带领下，湘军将领中读书风气很盛，竟然掀起了晚清声势浩大的读书运动。湘军将领李元度在军不忘读书，悉心致力学问，在军十数载从不间断，终于完成了著作《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称之为“终成圣清圣典”，“发愤著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所以罗泽南曾称湘军是白天打仗，夜晚讲学。
他的读书治学方法还对后世的读书人产生过很大影响。著名学者钱穆说，晚清时人最喜谈论的人是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三人，他们都是从政、治军，不忘于学，“而更要乃在其皆不背孔门德行之科，乃更为清末人所爱言”。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读书上受父亲影响很大。曾纪泽把读书与关心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主张有目的地读书做学问。他32岁时开始学外语，阅读大量西人原版著作，悉心学习西方文化，后来出使期间能用英语与外国人辩论，并为维护国家民族的主权做出了贡献，成为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鸿是曾国藩另一个儿子，在父亲的教诲指导下，专攻读书人不学的数学、天文，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嫡传弟子，受知于老师最早也最深。他对读书的看法明显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比如他告诫弟子：“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字也。”又说：“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这显然发挥的是曾国藩“学贵有恒”和“专精一业”的思想。
《曾国藩家书》的主要内容是曾国藩教育子弟读书治学的方法，后来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了解到读书的门径。钱穆先生对此评论道：
若论近现代人论学，能有亲切的指点者，在前清有湘乡曾氏……在其家书家训中，有不少方法指点，虽若卑之无高论，却极亲切。如曾氏说：治学贵有恒，一本书必须从头到尾通体读。此语岂不是老生常谈，似不成为一种学术专家之指示。其实读书若不能一书从头到尾通体读，无论是讲科学方法也好，提倡本位文化也好，总之是空论，非实学。
在学养上，曾国藩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中国古今、思想文化之大成的杂家。梁启超在1916年为《曾文正公嘉言钞》写的序言中，给予他极高评价。他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而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挽一时之浩劫。”而曾国藩在历史上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他一生勤奋苦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