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2日第645期
形象史学是国内史学界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史学研究方法与史学分支学科的新发展。
乾隆十八年（1753）冬，三车凌率杜尔伯特部来归。次年五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宴招待。清宫西洋画家郎世宁等人绘制的《万树园赐宴图》，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民族团结的历史场景。资料图片
何谓形象史学
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认为，“‘形象史学’，是把形与象作为史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科。具体来说，指运用传世的岩画、铭刻、造像、器具、建筑、服饰、字画、文书、典籍等一切实物，作为主要证据，并结合文献来综合考察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形象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从大类来说，它仍属于以形态直观为特点的形象研究。
“形象”的英文为“image”，引申为图像。过去有“图像史学”的说法，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著有《图像证史》一书，他表示，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将图像（images）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写作的目的有二：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二是向此种证据的潜在使用者告知某种可能存在的陷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此处所云“图像（images）”的内涵有些模糊，是否包括实物类的形象，并不明确。译者杨豫对该词的内涵做了注解：“按照作者的界定，它不仅包括各种画像（素描、写生、水彩画、油画、版画、广告画、宣传画和漫画等），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这就将“images”的范围从平面的“图像”扩大到包括图像在内的实物“形象”。形象史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扩展，并进而扩及一切实物。
从形象的本质意义来说，文字其实也是一种形象，尤其是在文字与图像并存之时更是如此。比如，在海报设计中，20世纪初就有人提倡字体设计的革命。比利时设计师、建筑师亨利•凡•德•威尔德（1863—1957）在为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的设计展所作的海报上，将文字按照几何学的方式设计，把字母都变成由垂直线条和水平线条构成的字体，展现了风格派的独特追求。此外，传统中国画也很注重画面构图与书法题款的相互配合。
形象史学有助于扩大研究视野
形象史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将研究对象从二维空间的平面“图像”扩展到三维空间的立体“形象”，反映了人们要求扩大史学认知范畴、进一步开发史料资源的需要，也是为沟通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作的努力。
近年来，国际史学界非常注重物质文化史研究，以实物形态的文化载体为研究对象，深入发掘其内在的精神内涵。美国汉学家韩书瑞的力作《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就是以寺庙为研究对象，说明它是如何在这一公共空间把居民组织起来，并塑造了北京的城市特性。在她的书中，寺庙是范围极广的城市生活重心，其职责包括类似今天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救济院、消防队、市场、旅游点等非宗教的公共职能。为撰写该书，韩书瑞考察了大约2390座寺庙的碑刻，并在书中收录很多插图和地图，作为读者的视觉向导。这种研究方法与形象史学的旨趣颇为投合。
形象史学的提倡，还有鼓励非精英史学的考虑。留存至今的文字史料大多由精英阶层的史家记述，往往忽视下层民众的生活；史书则是知识阶层构撰、整理的产物，主要记载统治者的活动，对历史真相不免有所遮蔽和扭曲。而以实物为考察对象的形象史学则可避免这种缺陷，使用的史料也更为广泛，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有积极意义。
实物形象具有多种功用
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实物形象能发挥哪些作用呢？归纳起来，它有以下功用。
第一，实物形象在历史研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科技领域，例如，研究河道变迁、天文地理、地图绘制、工艺农作，都离不开各种图典。明朝万历年间的《坤舆万国全图》，是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时所绘，主图为椭圆形世界地图，各洲用不同颜色标出，四角附有小幅天文图和地理图。图中还绘有帆船、多种海陆动物和题记。从这张地图可知，中国人当时已知晓世界地理大势。如果没有这张图，那么，无论怎样用文字描摹，也无法说清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
第二，实物形象起着印证文字史料的作用。文字史料对史事有记录，如果有相关的实物形象作为对照，就能起到互为印证、相得益彰的效果。以古代亚述人为例，据说，亚述军队在世界上最早大规模采用心理战。在攻占顽强抵抗的城池后，他们往往会把城里的男女老少斩尽杀绝，对沦为阶下囚的敌国国君和贵族的处罚也很残忍，用尽各种残酷折磨的手段。亚述国王那西尔帕二世（前883—前859年在位）在铭文中记述自己的暴行：“我把敌人的尸体堆满山谷，直达顶峰。我砍掉他们的首级，用人头装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在城门前我建了一堵墙，墙面包上由反叛首领身上剥下来的皮。我还把一些人活着砌进墙里去。”（陈仲丹：《图说武器战争史——从刀矛到核弹》，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6页）侥幸活下来的人会把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传遍四面八方，其他城市的人知道后，就会出于畏惧而不敢与亚述军队对抗。在亚述宫殿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刻浮雕，其中就有刻画亚述人把俘虏挂在矛尖上示众的画面，亚述人留下的形象与文字史料的记载基本一致。
第三，实物形象起着弥补文字史料不足的作用。有些史实的文字记载过于简略，影响研究的深入，实物形象则有助于弥补这一不足。18世纪，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中学西渐”的现象，即中国文化的西传。除《易经》、《论语》等典籍外，当时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更多是丝织品和瓷器等手工业产品。今天仍能看到清代外销的云龙缎、罗斗纱、香云纱、灯笼纱等精美织物，但当时的织机已荡然无存。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曾绘制过他们见到的织机，这些图画流传至今，对纺织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实物形象可以为史学研究者提供思考的切入点。1896年李鸿章到法国出访时，曾经拍摄一张照片，内容是法国总理富尔陪同他参观马克沁重机枪射击表演。作为东道主，法国试图向中国推销军火。从时间上来看，1884年美国人马克沁在伦敦发明重机枪，1888年英军首先装备。李鸿章在巴黎见识这种新式武器时，马克沁重机枪尚未在战场上使用过。1898年，英军使用马克沁重机枪在苏丹大开杀戒。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军还很少装备这种武器，因火力不足，大批日军倒在俄军机枪的弹雨之下。如此推断，这种照片上的射击表演就显得极为重要，或许这本来会成为中国走向军事近代化的重要契机。不管是何原因，李鸿章并没有及时抓住这一机遇。
总之，研究者在审视实物形象之时，或许会有所感触，再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字史料，对开展史学研究不无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