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4日629期
日本民族有很多优点，比如勤奋好学、遵守秩序、爱护卫生等，但它也是一个矛盾的民族，有着让人琢磨不透的个性。
这种矛盾性在1936年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二二六事变”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冲进首相和大臣的官邸，枪杀男主人后，领头军官却向哭泣的女主人鞠躬致歉，然后才离去。这种古怪态度还反映在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识上。德、日、意三国作为二战法西斯国家，曾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战争创伤，但战后对战争罪责的认识却各不相同：有的彻底清算法西斯罪行，向受害者认罪，走和平之路，比如德国；有的千方百计为侵略战争辩护，大做翻案文章，比如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编剧拍摄的电影《吾为君亡》在日本颇受欢迎，里面赤裸裸地将二战末期用飞机撞军舰的“神风”特攻队当作英雄来歌颂。还有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频繁“见鬼”，为战犯招魂；改写教科书，肆意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无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非法窃取中国领土。种种事实说明，日本是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对过去的追忆使它陷入病态的梦幻之中，而这一顽疾的病根又在哪里？
特定的地理、历史环境造就了日本独特的国民性。当然这有其众所周知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民族心理的狭隘。在日本人心目中，日本“乃日所出之国”，是“天地间最初生出之国”，“为世界之根本”。这种自大心理与其生存的环境有一定关系。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生存空间相对狭小，而在古代交通条件不太便利的情况下，身居海岛对外界情形了解不多，导致一种至尊至上飘飘然的心理感受。另外岛国环境使其民族具有单一性，有着单一的民族结构、语言文字、民族文化，故而民族认同感、文化归属感很强，这也容易产生自命不凡、唯我独尊的心态。从井底看世界，自认是老大，但一旦从井底走出发现世界如此之大时，急剧的反差使之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衡。要改变这大小悬殊的格局，就不惜动用武力，从近邻开刀是实现其目标的第一步，朝鲜和中国成为最早的受害者。
在文化观上也折射出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中国的盛唐文明在日本曾广为传播，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在二战时的日本教科书上却成了：“自天武天皇时起，我国向唐派出遣唐使，以示国威。”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在当时的教科书中却说：“日本今天的所作所为正是拯救他们脱离苦海。”直至今日，有些日本政客还坚持这种“解放亚洲论”的荒谬战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