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第四版）[美]霍华德•斯波德著，吴金平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我们是怎样变成我们自己的”
全球化与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一方面培养了我们的全球意识，一方面又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自己与地球上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以利于合作、交流与促进社会的进步。于是，“我们是谁”、“我们是怎样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一类问题被提了出来。在美国白宫举办的千禧年演讲会上，众多的演讲者与参加者，其中有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和其他有创造性的个人，都在探索“作为美国人的我们究竟是何许人，以及我们在21世纪及以后要成为何许人”。作为对时代声音的回应，斯波德的《世界通史》一书，以这个问题作为全书的主线。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将高度概括历史影响我们现在与未来的方式，它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如何变成我们自己的。”遵循这一主线，本书在叙事上以“我们”为中心，阐述了“我们”过去的世界。当然，书中的“我们”不是指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的，而是指全人类，即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民族与不同人群。
在国内以往的世界史著作中，我们看到的多是社会发展史、阶级斗争史，世界通史则是由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当代史组成的。历史的记叙以社会、阶级为立足点。斯波德著《世界通史》一书，摈弃了这个框框，以人类在各地区的活动为中心，探讨影响现在与未来的方式，阐述过去世界的历史。这是一本认知“我们是谁”的著作。
人类活动的七个方面
斯波德归纳了人类活动的七个主要方面，作为本书的七大主题。它们分别是：文明/定居/扩张/宗教/全球贸易/社会变革/科技。全书包括八大部分，前七部分分别对这七个主题逐个加以阐述。
第一部分，叙述人类起源以及农业文明的开始，人类从野蛮向文明的转变；第二部分，叙述农业定居与早期城市文化的发生，“城市定居生活的确立开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第三部分，叙述人类早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000年之间的三千年时间）的扩张活动。这个历经三千年发生在世界各地区的地域扩张，导致了地区帝国的建立，如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印度帝国。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这些帝国留下的遗产，以及这些遗产的不同之处与相同之处均加以评点。此前似乎还未见过历史学者作这样的研究。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书中对中国的儒学与罗马帝国的哲学的对比：中国儒家学说构建了一个自然平等和谐的“神话般的黄金时代”，但现实生活中的儒家，则“强调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封建帝国”，儒家官僚制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核心的文化身份”；比较罗马帝国来看，虽然帝国崇拜加强了帝国的凝聚力，但基督教并没有明显支持帝国的统治，甚至大大降低了臣民对帝国的忠诚。这段评论对正在展开儒学热的中国学术界当有启迪。
第四部分叙述世界各大宗教的崛起。书中同样对这些宗教加以比较。如印度教与佛教，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比较。在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加以比较后，书中说：“尽管各个宗教团体以强有力的政府做后盾将世界瓜分为不同的宗教控制区域，并且频频发生争战，有时候它们也会互利共存，分享各自的文化，认同它们的共性和共同的人性化的信仰。”细心的读者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价值取向：憎恶战争，赞美共存。所以，在叙述到当代世界问题时，他严厉谴责恐怖主义分子，“把高贵的宗教传统滥用于谋杀无辜的民众”；同时，对美国没有证据证明萨达姆同“基地组织”存在联系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持否定态度。
第五部分，阐明早期的全球贸易与新航路发现后的全球贸易。中国通向中亚与欧洲的“丝绸之路”，被提到早期全球贸易的高度。书中认为，全球贸易是“现代世界的开端”。也就是说，现代世界是由国际贸易建立和维系的。把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不言而喻，是在全球化盛行的当代的一个全新的理念，也是这部《世界通史》贯穿始终的一个鲜明论点。在阐述世界当代史时，作者更加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论点：“全球化其实是早期世界贸易扩张的现代版。”
第六部分《社会变革：西方的革命及其影响》，主要叙述英国革命、美洲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对全人类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业革命。
第七部分，以20世纪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作为国际竞争的新视角，对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加以阐释。对于冷战后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和印度，该书专辟一章加以介绍，并对中印两国发展的道路进行了比较。
第八部分，从历史上七大主题的视角解释过去的世界是怎样影响现在与未来的。“历史背景帮助我们了解当代”。前七个部分与第八部分的当代世界，其实是一个整体。全书最后一节“认同问题：有何意义”，用不到一页的篇幅，对“我们”予以画龙点睛般地概括与思考。其结论是，“这么多的变化如此迅速，以至‘认同’到21世纪开端已变成一个关键要素。”像是同读完该书的读者进行对话，作者写道：“我们希望读者认识到，历史研究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与集体的生活与认同背景。通过知道我们过去来自哪里，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我们在未来可能决定去哪里的选择。”
跳出意识形态偏见
在世界历史的叙述中，意识形态偏见的主要表现之一，就体现在对待人类不同文明的态度上。史学家对不同文明采取不同的态度，在对不同文明的评论或在史事叙述的篇幅内容上，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其中最突出、最有影响的，就是“欧洲中心论”。该理论，顾名思义，就是认为欧洲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欧洲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引领世界进步的文明，欧洲文化是世界一枝独秀的先进文化。“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显然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遭到了历史学家的怀疑与驳斥。有一个时期，历史学家把欧洲文明与历史的叙事加以压缩，试图以此纠正欧洲中心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斯波德著《世界通史》一书，从结构上（七大主题）、方法上（就事论事）改变了以往对世界历史的叙述，试图重现一个全球互动与多元文化的世界，这是值得肯定的。
实际上，在全球化加速与加深进行之时，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够超越国家、民族与种族，以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待人类的历史活动，不仅可以纠正“欧洲中心论”，也会防止今后可能产生的这样那样的中心论或优越论，进一步促进全人类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
作为一次创新，这部《世界通史》，给我们留下了足够想象与思考的空间，引导我们如何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来重新认识以往的历史事件。例如，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与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从这个事件探讨“我们是谁”、“我们是怎样变成我们自己的”，不仅可以看到工业革命对发达国家产生的后果，还要考察工业革命是怎样导致世界性的贫富分化，以及在世界的两极分化过程中，工业革命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是一次全球合作、维护人类生存与进步的历史事件。像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却以历时最长、牺牲最大的反抗而为盟国取得二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历史事实，不能不使我们去除偏见，即不要单纯地以穷富与GDP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多元文化世界，我们恐怕要有一个新的价值取向。（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