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在地理教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地理之学，非图不明”。而且地图不但有标示地理方位的功能，还有在此基础上再现人类活动及精神文化层面内涵的特殊作用。英国地图学家布赖恩•哈利和大卫•伍德沃德在其《制图史》中，将地图定义为“图像式的再现，这种再现使人们对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人类世界的最大事件形成了一种空间上的理解”。1 地图与观念文化相关联对揭示人类在历史上的活动很有意义，故而在历史教学中经常会使用地图尤其是历史地图。现在的历史教材中通常都会选用一些历史地图，甚而有专门的历史地图册供学生使用，在美国的有些历史教科书中还设置了通过解读历史地图来深化知识探究的栏目。
对“历史地图”的理解实际有歧义，其中一种是指今人绘制的描绘历史活动的地图，我们在教学中使用的大多是这种地图，还有一种是前人留下的古地图，在历史教材中不时也会露面，但用得较少。本文要探讨的主要是后者。名义上两者都是历史地图，但却有古今之别。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教授认为两者的分别在于：“古地图”是民国以前使用传统绘图方法绘制的当时的地图；而现在所说的“历史地图”是指今人以其所在时代的当代地图为底图，依照今人需要，以历史上某一年代或时期的地理状况为内容而编制的地图。也就是说，历史地图有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历史地图既包括古人绘制的，也包括今人绘制的。2
本文所要探讨的则是历史地图中古地图的一类，是其中带有图画内容、写景成分、侧重视觉形象表现的古地图。对这类古地图学界尚未有确定的名称，有称之为图画地图、山水地图、写景地图等叫法。笔者斟酌再三，则以绘景地图名之。当然绘景地图也有古今之分，比如今天在旅游景区常见到的手绘地图就是绘景地图，而本文要研究的则是古人留下的绘景地图。
与西方的古地图相比，中国古地图中绘景地图的比例要高得多。美籍华裔学者余定国在《中国地图学史》中就提出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应回归文学、绘画的观点。他认为，一直到清代受到西洋的影响，中国地图学才脱离视觉与文学学科的传统，成为一门展示的学科。鉴于传世地图中多偏重文字描述和山水画似的地图，他认为在中国地图是图像与文字的融合，地图具有展示与表现的功能，地图不但是实用的工具，也是美观的艺术品，应关注这类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研究。他甚至提出“地图即画，画即地图”的观点。3 关于绘画与地图的关系，有一段史料生动地说明了在古代绘制地图需要具备视觉艺术的技巧：“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4孙权尝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保。妾能刺绣，作列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 这讲的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依靠擅长绘技的赵夫人为他制作军用地图的事。
自然囿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绘景地图不如现在所用的地图科学性强，地理方位标注也不准确，还不长于表现较大范围的地理状况，对地形地貌主要是用图形而不是符号来反映。但对历史研究而言，绘景地图作为一种史料也有其不可替代的证史功用。因为地图既是表达地理信息的工具，同时也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或政治观念，可以用做读取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文化观念的窗口，而且绘景地图因其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这方面的作用发挥得更为明显。就此可以一道高考题为例：
（北京2012年文综题）地图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地图的变化记录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欧洲中世纪时，地图主要由神职人员绘制。当时欧洲的世界地图千篇一律：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居于中心，多瑙河、地中海和顿河呈“T”字型，把世界分割为欧、亚、非三部分。中国古代地图大部分由官方或士大夫绘制，主要用于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和作为读史的辅助工具。在中国古代绘制的世界地图中，中国占据绝大部分图幅，政区表现较为准确，中国疆域之外则绘制简略，严重失真。
1、阅读上面材料，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地图的功用。说明两种地图所反映的社会思想背景。
答案：欧洲中世纪地图主要用于宗教宣传；中国古代地图主要用于世俗事务。欧洲中世纪地图反映出当时基督教神权思想居于社会统治地位；中国古代地图反映出中国中心论的思想。（略去后一问）
这道题考查的就是这样一个视角，不足的是仅有文字描述而未使用地图。
题中提到的T字型地图就属于绘景地图，在欧洲中世纪很常见，是对教会信条和《圣经》内容与观念的图像化表现。这些地图是象征性和装饰性的，常作为漂亮的装饰画出现在书中或宗教场所，但其中地理学的信息相对比较贫弱，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要解说一种思想，而非描绘地理特征。所谓T字型地图更准确的说是地图史上所说的T-O地图，其基本构形是：地球被一个O形的环海包围，以T形的内部水系分割O之内的三块已知大陆。这个T的一竖为地中海，隔开欧洲与非洲；顶部的一横则由两条河流连接而成，即隔开亚洲和非洲的尼罗河（上题中称为多瑙河）和隔开亚洲和欧洲的顿河。这三个水体或三大洲的交汇点是耶路撒冷，被当做世界的中心。在T-O地图中，T还表现为耶稣受难的样子，头向东（顶部），脚向西（底部），双臂指向北（左）与南（右），东方被置于顶端，因而亚洲在上部。而且T字本身也是基督教十字架的一种象征。可见整幅地图充溢着浓厚的宗教内涵。
T-O地图中现存最大最好的是赫里福德地图（收藏于英国赫里福德教堂）。在这幅地图上耶路撒冷位于中心，天堂和炼狱分居两端，而传说中的生物和怪物则居于遥远的地带。地图上方将末日审判的场景展现出来，基督和天使在一边召唤人们前往天堂，另一边魔鬼和恶龙领着人们堕入地狱。地图上有1100个地名、象征性图像以及题词，都来自《圣经》和古典文献，将地理、历史和宗教知识荟萃于一图，图上有巴别塔（通天塔）、诺亚方舟、金羊毛、牛头人身的米诺陶、长着角的摩西等图像。
自15世纪末到18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制作的地图不仅反映出他们地理知识的进步，在制作技术上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墨卡托投影法的出现，可以用数学方式更准确地计算方位，展开地理空间。1568年，墨卡托为航海家设计了一套特别的投影法用以绘制地图。这种“圆柱投影法”假想地球被围在一中空的圆柱里，其赤道与圆柱相接触。然后，再假想地球中心有一盏灯，把球面上的圆形投影到圆柱体上，再把圆柱体展开；地图的一点上任何方向的长度比均相等，平行的纬线同平行的经线相互交错形成经纬网。
与欧洲文明的发展同步，地图绘制技术也有了明显进步，绘景地图的数量减少。即使还有一些绘景地图，也大多有实地测量的数据为绘图的依据。1500年威尼斯画家和制图师雅各布•巴尔巴里受商人安东•科尔布委托，在木板上绘制了彩色的威尼斯地图。这是一幅绘景地图，从外形看，威尼斯的轮廓像一双交握的手，又像一条巨大的比目鱼。其视角是从西南方向俯视全城，将这座海岛城市的“水城”特征描绘得具体生动，展现了这座文艺复兴时期商业城市的繁荣景象。威尼斯人对大海有特殊的感情，每年都要举行表示城市与海洋结盟的仪式，由总督乘船出海，向水里扔一枚戒指，以表示威尼斯娶大海为妻。而地图中停泊的红色大舟就是总督参加城市与海洋结盟活动的座船。为绘制这幅地图对城市进行了细致的测量，勘测队花费了近两年时间。
16世纪后期，在欧洲出现了一批比较特殊的绘景地图，以扭曲地理特征的方法来表现某种形象，让国家和地区的轮廓变形以屈从于人物和动植物的外形。这种绘景地图又称为“奇巧地图”（cartographic curiosities），笔者以为称为“肖形地图”更为合适。这类地图中最为常见的女王欧洲地图，最早出现于16世纪80年代。这些地图的基本样式是一位戴王冠的女子，左手持权杖（或宝剑），右手持插有十字架的圆球。虽然女王的整体形状是指欧洲，但其头部位置是西班牙，通常暗示女王即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为其双臂，亚洲在其脚下。这是当时西班牙在欧洲拥有霸主地位的反映，随着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覆没，也就没人再有兴趣绘制这种地图了。在古希腊神话里，欧洲是以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欧罗巴之名命名的，而欧罗巴正是被化身为公牛的宙斯带到这片土地上。这类肖形地图的构型便是脱胎于这个故事。这些地图在赋予欧洲以高贵少女品质的同时又掺入基督教精神，那个插着十字架的圆球暗示欧洲拥有上帝借福音所传递的可掌握整个地球的力量。图示为1581年德国牧师宾廷绘的《女王欧洲地图》。
除了人形的肖形地图外，还出现过动物形状的肖形地图，其中最为常见的是16世纪后期的荷兰狮形地图。在地图上将低地国家（包括今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描绘成一头狮子。第一幅荷兰狮形地图是奥地利制图师艾辛格在1579年设计的。这个狮子形象取自当时被西班牙人统治的低地国家的族徽（奥兰治王室徽记），表示这些国家联合抵抗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决心。1568年在荷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由此拉开了长达80年的争取独立斗争的大幕。1648年荷兰成为独立的国家，领土包括比利时、卢森堡，低地三国构成了“狮子”版图。但随着比利时、卢森堡独立，荷兰也就结束了“狮子”图形的时代。这类地图有很多版本，主图的狮子大体相似，而细部图案却各有特色。161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狮子”地图是有代表性的一幅。图中的“狮子”面朝右蹲踞，吐舌握剑，上方绘有各个省的徽章。当时正值与西班牙签约12年休战时期，因而其中透射出较多的和平元素。地图右下角全副武装的骑士正在休息，左右两边绘有漂亮的城市景色，一片和睦静谧气氛。
与此类似的还有把美国画成鹰的地图。1833年美国艺术家以撒•摩尔制作了这种地图，土黄色的鹰覆盖在各州的地域之上，鹰脚和鹰爪延伸至佛罗里达州并通向古巴，反映了美国日后的扩张路径。不过这只地图上的鹰画得有点像鹦鹉，显得文弱。对此制图者有解释，他认为老鹰通常被描绘成随时准备猎食，急于俯冲，要撕裂小动物，“但是在这里，相反的，它掌握了整个国家，没有竞争对手，所以设计成沉着平静的样子，代表着国家自由以及独立主义，散发仁慈温和的气质以及和平的态度”。5 因而这幅地图是当时美国人对其国家形象的一种评定：仁慈温和的鹰，与19世纪末凶相毕露的北美鹰鹫形象大不相同。原因一是美国本土当时还有很多未开发的“边疆”，尚不需要对外大规模扩张；二则反映了绘图者的认知，要把美国塑造成崇尚和平的形象。与此相反，俄罗斯在地图上被描绘成章鱼，以表示它的贪婪。它向四处扩张，如同章鱼的触手一般不停地向外蠕动。
肖形地图的主要目的是要体现某种观念，其地图的实用功能有限。16世纪以后欧洲的大多数地图都不是绘景地图，反映出地图绘制在近代科学驱动下的发展。不过在这些非绘景地图中也有绘景的成分，作为地图的装饰描绘一些图景，比如在海中画上帆船和海怪，在大陆的空白处画上丛林和野蛮人。这些附带的图绘也是某种思想观念的反映。德国地图学家克瓦德1600年出版了《地理学手册》，其封面画以不同的女子形象代表各大洲。秉承16世纪肖形地图的传统，一位持十字架的少女王者代表天主教欧洲，被尊于顶部。其右手方、左手方及下方分别是代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女子形象：亚洲虽是王者气象，但体态臃肿，显然不及欧洲优雅、尊贵；非洲是衣不蔽体的半开化状态；美洲则是原始的食人生番。这种区分后来在地图中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模式，尽管细节有所不同，但代表欧、亚、非、美各人物的基本特征和暗含的等差观念如出一辙。
随着西方人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地图上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荷兰制图家霍安•布劳为其1662年出版的《大地图集》配有一幅以人物象征各洲的封面画，虽仍有欧洲女王和亚洲女王的形象，但也体现了人种学知识的进步，出现了外观形象较为准确的印度人和非洲人形象，不过在其中还是能体会出西方人的欧洲优越感。在霍安•布劳的画中，唯有欧洲高坐在马车上，代表其他洲的人都步行拱卫她。
在这些地图中还力图以修饰形图绘在地理信息之外附加某些观念意象。在布劳家族出版的一幅亚洲地图（1635年）上，主体部分是近代意义上的地图，而绘景部分则缩减到四周的边框中。图上端展示了亚洲的九个主要城市和贸易据点——坎迪（Candy）、卡利卡特、果阿、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霍尔木兹、班腾（Bantam）、亚丁和澳门，而两旁的边框各展示了五幅长方形的画，画中每对男女的着装都代表了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制图者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担任水文地理学家，可以了解到公司搜集的各种地理知识，也就能在地图中绘出东方异域的各种场景。
中国地图的传统制图方法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画方地图，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地图上带有方格网，每格折地百里，强调地理信息的数学定位。如宋代著名的“禹迹图”就是画方地图，以前都认为这张地图的准确度很高，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不过最近有人经过测算认为，“禹迹图”有较大的误差，如从西安正北至黄河的距离大约是700多公里，而图上所绘则为约2000里，相当于今天的1060公里。 6可见“计里画方”只是一种绘图方法，如果绘图数据不准确，也就无法保证地图的准确。另一种是将地形地物等要素用形象逼真的图形绘制地图，也就是笔者所说的绘景地图。具体方法一是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技法，确实做到“画即地图”的程度。比如绘制于光绪年间的《避暑山庄图》，如果将图中的地名贴签除去，就成了一幅山水画。二是采用中国传统平面投影符号法绘制，结合标识画法，使用立体形象标注建筑和景物，带有制图符号化的特征，而绘景仅是地图内容的一部分。绘景地图的精度不高，大部分都是凭记忆绘制，没有经过实地测量，缺乏西方制图学中那种抽象的、无限延展平面的坐标位置概念，但绘景地图也有优点，它形象直观，立体感强，富有艺术性，容易辨认。
经过上千年的制图实践，中国绘景地图的绘制也有了一些固定的程式。比如受山水画“金碧山水”的影响，地图上山川的着色在唐代就规定为“粉散百川，黛凝群山”，“黄为川，红为路，青为山”。清代有位官员在描述奏折中地图所用的彩色符号说：“塘内用深绿，中泓用深蓝，阴沙用水墨，各色绘图分明。” 7在中国的标识绘景地图中，山脉皆以写景绘法，重要城堡绘有方城和敌楼图案，边堡以带望台的方框表示，海洋、大小水域则绘以闭合曲线或传统的鱼鳞纹水波图案。
绘景地图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较长，下限一直延续到1911年，要比在西方盛行的时间长得多。偏于图画风格的绘景地图直到晚清光绪年间仍很流行，这里以两幅光绪年间的地图为例。一是《直隶长城险要关口形势图》，全图东起山海关，西至遵化县沙坡峪，为光绪朝户部主事崔汝立所绘。采用的是传统山水画法，形象地绘出了长城沿燕山山脉蜿蜒起伏的雄伟形势，在有河流穿过的地方即成为长城线上的大小关口。图中对长城沿线各险要之处皆贴红签注明，并绘出其中守军驻防之城及部分防御设施。图示是这幅长图中的山海关，图上山势险要，城关巍峨，何处险夷，一目了然，既是军事防御的重要依据，也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另一幅是张云轩1886年绘制的《重庆府治全图》。说起这幅地图还有个故事：2004年3月，重庆市市长会见一美国商会代表团。代表团中一位先生说，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办公室看见一幅绘制十分精美的重庆古地图。这件事引起了市长的重视，他责成重庆有关部门去了解、查访。后经多方查找、协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在2005年4月将这幅古地图的复制品送给了重庆市。
这是幅绘景地图，描绘得非常精细，主要展现了重庆府城与沿江两岸的城市风貌。图中对重庆城重要的建筑、庙宇、街道、会馆都做了标注，所绘山水舟楫、街市楼门皆随类赋彩，用笔潇洒自如，布局张弛有度，繁而不赘，简而不陋。
在地图的右下角还有张云轩的友人封万滨写的题记：“渝乃蜀东要地，形如龟而活泼，颈似鹅以高扬，四面水围，九门壁峭。自神禹疏治以来迄今，其形如昨。盛迹古而志载人烟密而善多，十二景古峭成奇，七里余宽宏屈起，虽昔有仿古陈图，不过描其大概。如云轩久居斯土，少好学，喜画喜游，常乐志于山水间。每遇名区辄能作绘，数年来其心静，其志专，其画愈善。曾绘渝州全图，大街曲巷，无不愈备。”可见张云轩是靠步测目击来绘制地图的，采用的是山水、楼宇画法，其精度不一定很高，但对城中的街道绘制精细，地名标注详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实际上该图亦有蓝本，先前巴县知事国璋曾召集“画工”，“周历郡治”，绘制过同名的地图，但该图则后来居上。近年来，重庆市恢复了不少历史景观，制作了一些旧貌沙盘，不少就是依据它而作的。
就绘景地图而言，除了上文提及的其反映社会观念、时代特征的功用外，还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中国与西方绘景地图的发展路径不同。在中国绘景地图的影响要比西方大得多，数量多，时间久，地图与绘画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与中西方之间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关。而这一差异最明显的体现在中西文化关注的学科门类各有侧重，中国重人文，西方重科学（尤其是科学中的数学）。中国古代早就有数学学科，但不列入普通教育范围（珠算例外），科举考试也不考算学。研究数学纯属个人爱好，大多数读书人自然不会涉足。而在西方，数学早就被列入普通教育科目之列，比如古希腊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门口就挂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的牌子。后来数学又被列入教育基本科目“七艺”之中。对数学不重视在地图绘制中就会忽视地理方位的数学关系，而更为注重地形地物的形象表现，甚至还会影响地图绘制的科学发展。明代晚期欧洲人利玛窦来华，绘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虽然在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很大震动，但能完全接受的人并不多，甚至还有不少人反对。利玛窦在《入华记录》中写道：“人尚多有讪诋此地图者。”
其次，绘景地图是再现历史场景的重要史料。绘景地图是一种特殊的地图，兼具地图和绘画两种图像的功能，有着具象直观的特点，时代感强烈，大多是在历史活动发生后不久留下的生动影像，有着丰富的图绘细节，可用于再现过去的历史场景。如清代的《江防图》（局部），江边舟楫排列，帆桅林立，兵士猬集。在波光粼粼的江中，横亘着一个小岛，从岛上向岸边伸展出四条拦江铁索。这是在绘画中难得一见的江防军事设施，终于在绘景地图中露其真容。岸边有一些蓝色贴签，上面写着地名，以显示该图的身份是地图而不是绘画。
再次，地图边框中的绘景图案也有重要的证实功用。到近代不少地图绘景的成分渐趋边缘化，退至四周边框，成为装饰性图案，而这些图案也是有价值的史料，值得关注。就以英国16世纪的一幅英格兰地图为例。该图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绘制的，这从地图上方正中的女王像就可看出，地图上还有英王室徽记。在这幅地图中值得注意的是上下四角的四幅人物画，各为一对男女，代表的是英国两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上面是贵族，下面是商人。他们是当时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的组成者。作为统治者的阶级基础，他们在地图中展示了自己的形象。
最后，对绘景地图还可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历史的真相。当然这种比较要有可比性，或是同类相比，以见其共性；或比较其差异，以见其个性，在比较中深化对历史的理解。此处就对两幅16世纪欧洲国家都城的绘景地图进行比较。一是1558年的伦敦地图，另一是1576年的巴黎地图，时间大致相近。先分别观图，辨认地图上的景物，如认出巴黎塞纳河中的城岛，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在岛上；再认出伦敦泰晤士河边的伦敦塔，河上唯一的伦敦桥等建筑。再从时代背景来考察，当时英国正值都铎王朝时期，王权得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拥护；法国则处于胡格诺宗教战争时期，逐渐形成绝对主义专制制度。还可转换视角，注意地图下方作为装饰的人物像，描绘的都是各自社会中有代表性的阶层或阶级的人物形象，如巴黎地图上的贵族和平民等。而对之最有意义的读图则是透过地图的表象，解读其在城市规划中透射出的政治文化。如伦敦的城市沿泰晤士河分布，显得随意而开放；而巴黎则呈同心圆般环状排列，最外围是城墙，显得严实而封闭。从其不同的城市布局可区分出伦敦趋于开放而巴黎呈现封闭这一主要的不同之处，这分别又与英国有早期代议制民主以及法国逐步形成强大封建体系的政治特点相联系。这样的读图层层深入，对开发学习者的思维有益。
绘景地图作为图像史料的一类，是地图和绘画交合的产物，有其特殊的证史功用，有必要发掘、研究，以更好地再现历史。不断地开拓历史研究的边界，扩展史料搜集的范围，是我们增强史学研究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1. 杰里米•哈伍德：《改变世界的100幅地图》，孙吉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7页。
2.《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4日。
3.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姜道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4. 王嘉：《拾遗记》，百部丛书集成本，第8卷，第2页，转引自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第160—161页。
5. 赛门•加菲尔：《地图的历史》，郑郁欣译，台北：马可孛罗文化，2014年，第164页
6. 成一农：“中国古代地图背后的‘李约瑟问题’”，《地图》，2013年第6期。
7.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3卷，第552页，转引自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第97—98页。
（转载自《历史教学》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