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菲利普·方纳是美国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美国访问期间结识了他，从此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直到90年代初他老人家去世。
1982年春的一个晚上，我与方纳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大会客厅会面。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面。
我与方纳教授得以相识实属偶然。几天前，我在哥大商学院的电梯门口看到一张海报，说纽约美中友协某日邀请刚访华归来的方纳教授作访华观感的演讲。所定日子早已过期，只是这张海报还未被撕去。我关注的是方纳这个名字。回到公寓，我即与海报上的联系人吴梅女士取得联系，要到了方纳教授家的电话号。接着，与住在费城的方纳教授通话中，我们约定在哥大会面。这个偶然的背后，是我早在文革前读过他的四卷本《美国工人运动史》中译本，知道他是一位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该书是他的力作。他的书成了我讲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参考书。那时，有份量的著作不多，难得能读到这么一本资料丰富、观点鲜明的大部头著作。方纳这个名字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对他油然而生敬佩之情。他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一书序言中讲到，他如何在纽约工会大厦的地下室阅读“劳联”档案的情景，在我记忆中再也挥之不去。
几个月后，我趁参加美国史学会年会之便，途经费城，径直去拜访方纳教授。他与他的夫人居住一个套房，推进房门便是明亮宽敞的客厅。寒暄一阵后，方纳夫妇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谈话。我即把带去的礼品，一张天鹅绒壁挂，送给了他。方纳打开看后十分高兴，不等着表示谢意，便走到客厅中央，一脚踩在一个小方桌上，提着壁挂，将它挂在墙的正上方。原来，美国人有这么一个习惯，对客人送的礼品要当场打开展出，如同打开收藏，以示视礼物的珍贵与主人对它的喜爱。
这次造访让我对方纳教授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温文尔雅的方纳夫人讲了不少关于方纳的经历与他们一家的故事。方纳不仅是一个思想激进的学者，年轻时还是一位追随美国共产党的社会活动家。四十年代初，被其所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除名。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回到家里，办起了一家小出版社，以编书与出版为业维持一家生活。这时期的方纳情绪压抑，对社会愤愤不平。我记得方纳夫人动情的告诉我：方纳每一天在家里编文集，看清样，经常忙到深夜。他们的两个女儿围绕在父亲的膝下玩耍，与他亲昵。方纳编的书大多数是美国历史上那些革命或进步的人物的文字。他编的那本《杰弗逊文选》（中译本）至今还陈列在我的书架上，我在写作时还引用了这本书中的文献。方纳夫人讲的娓娓动听，老头子在旁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插话说：“什么繁荣富裕，还不是照样贫富悬殊。”他看着我，手指点向楼下大街上，说：“你看，街上不是有人在乞讨。”
至50年代，美国的政治气氛趋于和缓。绝大多数美共的追随者都已宣布退党，其中有方纳。于是，他又可以回到大学教书。他受聘林肯大学，直至退休。
这一时期，他的学术领域转向了美国外交史，对美国与古巴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他出版了《古巴与美国古巴关系史》、《西班牙·美国·古巴战争1895-1898》等书。方纳夫人为他的研究从西班牙语的原始档案与文献中翻译大量史料。这些著作可能是美国学界首次利用古巴与西班牙的档案进行研究的成果。方纳还告诉我，作为对西·美·古战争研究的一个方面，他正在编辑五卷本《美国反帝读本》，为此，他与他的一位助手已走遍了全美几十个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搜集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民主派反对美国对外扩张战争的文献。他慷慨允诺出版后会赠送我，因为他知道我也在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方纳不但要赠我书，还不止一次地说，“我可以指导你”，“我会帮助你。”坦率、敦厚、热诚的性格溢于言表。事实上，在这一次会面中，方纳已经讲了不少他的研究心得给我听。他说，美国西班牙战争，其实是美·西·古战争，古巴构成了战争的一方，这是他的独到见解。他自豪地对我说，“这是我的书的价值所在。”为引起学界的重视，该书英文本原著的封底上，对这一观点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方纳的新见解已为新左派外交史家所采纳，写进了美国外交史教科书。《美国反帝读本》在我结束访学回国后陆续出版了，他把卷一、卷二及时地寄给了我。方纳教授对我的最大帮助就是开启了我对美国民主派反帝运动的探索，我充分地利用了《反帝读本》卷一卷二中的文献，写了几篇论文，填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至今，我尚未见到国内学者公开发表的同一题材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纳入了北京三联书店为我出版的《美国崛起与大国地位》一书。
共进午餐后，已是午后二点，我要赶“灰狗”去华盛顿，话犹未尽，也只好匆匆告辞了。方纳夫人担心我会迷路，她从桌上取出一张便签，为我画了一张去往长途汽车站的路线图。二位老人家送我到电梯口。我与他们拉手告别。
二
方纳与那些美共追随者的经历是与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世纪之交（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功，农业社会正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政治动荡。
在美共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美国的自由主义改革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时评家赫伯特·克罗利发表了《美国生活的希望》一书，全面地表达了改革派的思想与改革方略。克罗利对美国的发展与问题持乐观态度。他在书中一开始就说，“我们的国家本身，其民主的制度与光辉的前景是不容置疑的。”但克罗利看到了贫富悬殊与大量贫困存在的危险性，说这表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就有问题”。如何加固这个基础，如何克服由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克罗利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进行改革，即实施“建设性的国家行动计划。”“国家应该让个人服从这个计划，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对财富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克罗利把重新分配财富上升为社会转型时期与现代工业社会的首要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干预，实行体制上的重大改革。农业社会的个人主义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需要用高度社会化的民主取代过分个人化的民主。克罗利相信，经济繁荣只会加强民主而不是削弱民主。繁荣与发展是民主之本源。他对未来的美国模式归纳为：经济繁荣——民主政治——个人幸福。
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提出“福利国家”这个概念，认为美国改革与治理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福利国家”。杜威还认为，美国需要建立“大众社会”，实现社会公平，而这要从教育平等做起。克罗利、杜威等改革思想家为美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美国生活的希望》经得起时间的证见，被誉为“改革的《圣经》”。
20世纪上半世纪，美国在“进步主义”与“新政”的旗帜下实行改革，社会矛盾在逐一克服与缓和之中。二战后出现了“战后繁荣”。
克罗利的改革方略取得了成功，希望变成了现实。主流社会对美国的改革与繁荣报以热烈的反应，齐声赞颂美国的发展。在众多的学术著作中，以罗斯托的现代化论最具理论性与影响力。罗斯托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发展理论的研究。1960年出版《经济增长的阶段》，该书是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与苏联的研究。罗斯托提出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其第五阶段是“大众高消费时代”，是经济发展的最终阶段。美国已进入这个阶段，与此同时，出现了福利国家。而世界各国也终将到达这一阶段。现代化是人类必由之路。
罗斯托接受克罗利的思想，把这些思想上升为现代化论，铸就一个美国模式。罗斯托的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与欢迎，当该书再版付，被学界公认为克罗利以后的又一本经典著作。
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中，方纳与大多美共的追随者对他们的人生道路重新加以选择。然而，方纳对他生活其中的美国社会依然持批评立场。哲学家罗蒂描写这些从20世纪上半叶走过来的老左派的心态为“怀旧的虔诚”。他们一方面正视美国繁荣与进步的现实。革命，此路不通。一方面又彷徨于寻找克服繁荣景象下的分配不公与贫富悬殊的办法。当我读着罗蒂的这段文字时，我不禁自语：“这不是在讲方纳吗？”记得那天方纳夫人在介绍他的这段经历时，方纳的神情正是这样：怀旧、无奈、困惑、不屈。我在书的空白处用红色圆珠笔写上了“方纳便是”这四个字。（见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中译本第35页。）
我与方纳教授的第三次会面是在1983年冬。方纳应邀再次访华。他原定于9月初与我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同机启程。飞机起飞后，我兴冲冲地走进一等舱去看望他与方纳夫人，却不见他俩的身影，有二个座位空着。我思忖他俩是否因故推迟访华日程了。回宁二周后，我收到方纳教授的来信，简短地写上几行字，说方纳夫人在访华的前一夜，睡梦中突发心脏病，不及送医院抢救而在家中逝世。真不会想到，我与方纳夫人仅一面之缘。我悔恨她写给我的那张“路线图”，被我随意扔了。这明明是她留给我的永远的纪念品啊！
方纳忍住悲伤，料理完丧事，即启程访华。他在南大历史系作了一场美国劳工与劳工运动的演讲。我发现，比起《美国工人运动史》一书中的论述，方纳的观点已经有所改变，淡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叙事方法，更多的是以现代化的视野论述劳工运动。不过，他对美国劳工的同情没有改变。看得出来，多年来方纳一直在反思与探索。
他对南大此行颇为高兴，几年之后，在东德讲学时来信给我，表示了再次访问我校的愿望。那时离他去世仅几个月。
三
方纳这个未竟之愿由其侄子、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实现了。在老方纳访问南大20年后，小方纳访问了南大，为我的研究生作了关于美国非裔与种族问题的学术演讲。他的二次演讲，更像是他主持二次研讨班，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我的弟子们觉得收获多多，有很大的启发。最活跃的是吴新云，她频频举手，站起来用流利的英语提问，与演讲者台上台下站着对话。吴新云正在撰写关于非裔妇女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方纳的演讲提高了论文的学术境界。毕业后不久，她的论文《身份的疆界》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方纳在结束南大之行时，曾私下里对人说：没有想到，这些学生提得出那么多问题。
埃里克·方纳也是一位左派历史学家，与他同时代的左派，通称为新左派，与菲利普·方纳这老一代美国左派在学术上有一种传承关系。老左派追随美共，从事政治活动，故被称作“政治左派”。新左派主要是对美国社会与文化加以批评，故称作“文化左派”。埃里克·方纳一生从事非裔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他的成名作是《重建，1863-1877》，获班克罗夫特奖。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在美国与国际史学界享有声誉，曾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
方纳家族二代人的不同境遇折射出美国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后变得宽容、多元。新左派在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中做研究，想问题。
新左派更多地关心下层民众，注意到美国发展中的问题与阴暗面。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与繁荣并未克服财富悬殊与消灭贫困。克罗利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这一问题依然存在，美国已分裂成贫穷与富裕鲜明分野的两个社会。在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书出版不久，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发表《另一个美国》一书，并在《纽约人》杂志连载。早在此前，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已发表《富裕社会》一书。加尔布雷斯乐观地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富裕定能让美国消灭贫困。当时，人们更心醉于富裕社会，而对加尔布雷斯提醒的贫困现象未加理睬。正是《另一个美国》对全美贫困的深刻的揭露，触目惊心，震动了美国社会。与加尔布雷斯相比，《另一个美国》像是一剂清凉散，让沉醉在繁荣富裕气氛中的中产阶级清醒过来，看到了与他们置身的美国迥然不同的另一个美国。哈林顿宣称有5000万美国人，即全美人口的四分之一处于贫困之中，他特别调查了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贫困状态。在另一个美国，人们酗酒，家庭破裂、暴力、吸毒，这些现象并非个人的作为，而是穷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的反应。哈林顿呼吁社会与政府给予穷人以机会与帮助。
《另一个美国》一书给了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以改革动力。面对现实，约翰逊总统提出了“向贫困开战”与“大社会”纲领。约翰逊在1964年初的国情演讲中，宣布其三点计划，以发动“一场反对贫困……的无条件的战争”。改革取得了成绩，在60年代的整整10年中，穷人的数量在逐年减少，到1969年，贫困者下降到2500万人，即减少了一半。
《另一个美国》这本篇幅只200多页的小书，竟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正能量，书中新定义的“贫穷文化”、“贫穷恶性循环”已成为学术界的术语与日常语汇。《另一个美国》被誉为“贫穷再发现”的书。学者彼得·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一书中说：“如果从其有效地激发起了政治法案的通过来判断，《另一个美国》必须被视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这一事例已被美国史书所记载，成为历史的一页。文化批评的意义在这里熠熠生辉。政府与主流社会应如何对待持不同立场的学派与学者，这是一个范例。
怀念方纳教授之余，这种怀念之情又引发我去思考我们的时代，一个正在变得宽容、多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