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有媒体披露，一家出版社筹划一套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开列近百位传主的名单，张榜招贤，为每位传主撰写一部25万至40万字的传记。这当然是个值得称道的大工程。但是，写古代名人的传记谈何容易，无论是多了不起的作家，你不占有充足的史料，单有生花妙笔，也无济于事。譬如关汉卿，1958年曾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可据我所知，有关关汉卿的生平的资料史籍上只有零星的记载，当年为纪念他创作700周年，田汉奉献话剧《关汉卿》，其主要情节纯属艺术虚构。如果是要田汉为关汉卿写一部文学传记，尽管他才高八斗，恐也难为无米之炊。这不禁使我想起陈恭禄先生当年谆谆教导学生的一句话：“做历史文章，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1959年，自幼爱好文学的我，意外地被我校历史系录取。进校之后，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依旧痴迷于文学，因此常挨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们的批评，说我“专业思想不巩固”。记得班主任老师首次找我谈话时就说，我校是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文学院合并而成的。文史不分家，我校历史系的教师阵容很强，有不少解放前就很出名的教授。如陈恭禄先生，与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教授，并称为“史坛二陈”，是大师级的人物。当时的重点大学是五年制，头三年上基础课，我们历史系的主课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同学们都知道，陈恭禄先生是著有一部《中国通史》的，但在头三年里，他不但没有给我们授过一次课，而且系领导明确告诫我们，课外也不要把陈恭禄先生的《中国通史》当作参考书，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蒋介石曾肯定过这部书。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当年信奉的金科玉律。老师给我们授的中国通史课，是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为母本的。这倒给了似我这样平时不好好听专业课的学生开了方便之门，只要在期末考试前恶补一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范氏《中国通史》，尤其是关于农民起义的章节，准能考得5分（当时照搬苏联的5分制，5分为最高分）。
到了四年级，班上的同学一分为二，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专业了。我选的是中国史专业。在中国史专业中，有一门选修课很奇特，那就是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史料概述》。所谓选修课，即学生可选也可不选。未料，陈恭禄先生的这门《中国近代史史料概述》，选修的同学十分踊跃，几乎一个不落。
陈恭禄先生192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是系主任、美籍教授贝德士的得意门生。早在大学期间，他就已在贝德士的指导下搜集中外史料，为写中国近代史作准备。他历经近十年完成的《中国近代史》共19章六十余万字，193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由于资料翔实、详略得当和持论公允，数月内连销4版，并被读书竞进会选为大学丛书，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完善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未料，世事变迁，1949年后，他就被陈伯达点名，成为“反动历史学家”。于是，重压之下，他不得不在1956年12月我校《教学与研究汇刊》创刊号上发表长达14000字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幸有这篇含泪自残的文章，使他躲过了1957年反右一劫。但到1958年所谓“史学革命”时，他的《中国近代史》仍被作为资产阶级史学观典型再度遭到了批判。其时，他曾受人民出版社之约，重写《中国近代史》，写了一部分，送给出版社看，却被劈头怒斥“存在严重错误”。于是，他就断然搁笔，不再重写。我进南大时，校长是云南省原省长郭影秋，也是一位史学家，有《李定国纪年》一书行世，对历史系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尤为关注，并强调要充分发挥老教授们的作用。我想，历史系在1962年让陈恭禄先生开设《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课程，也是为了发挥老教授的一技之长吧？
听陈恭禄先生的课，是那个年代一种难得的享受。陈先生当时已年过六十，生活上有些不修边幅，冬天穿一件普通的中式棉袄，双手交叉插在袖筒里，若不是腋下夹着一卷讲稿，看上去活像一个看门房的老头儿。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进教室就先把讲稿往讲台上一甩，然后侧身将胳膊肘依着讲台，手拄腮帮，操着浓重的镇江口音不紧不慢、无拘无束地讲述下去，以至唇沾白沫，也顾不得擦一下。这是我们同学都印象深刻的。我还记得他给我们讲头一课时就声明在先：“讲义都已经发给同学们，你们课余时间看看就是了。我虽按着讲义的章节顺序来讲，但讲的史料大都是讲义上没有的。将来考试，我只按讲义出题。我在课堂上讲的，有谁不爱听，打瞌睡也不要紧。”可谁会在他的课上打瞌睡呢，他所讲的大都是生动有趣的珍闻秘事，令人耳目一新，课堂气氛极为活跃。后来，有同学笑称陈恭禄先生的讲课风格像“说书”。此议论不知怎么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为此每当讲到鲜为人知的史料时，不等学生提问，他就随口说出：如若不信，你们可查某书第几页第几行或某报某年某月某日第几版。足见讲课所及这些史料他都烂熟于胸，一旦登台开讲，就像山泉一样汩汩滔滔。当同学们问他怎么捜集到这么多珍贵的中国近代史史料时，他回答：“学历史，头一件事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自己独有的史料。做历史文章，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就是在他给我们开《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课的时候，戚本禹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围剿翦伯赞、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史学家，并以此影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陈恭禄先生在我们历史系举行的讨论会上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我看戚本禹的文章既没资料又没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话，评分就不得及格！”
2009年秋，为纪念入学50周年，我们班的同学首次回我校历史系聚会。留在母校历史系任教的一位同学告诉大家，陈恭禄先生是在“文革”之始又一次被公开点名批判后于1966年10月患癌症逝世的。1979年南大历史系召开了隆重的陈恭禄先生追悼会，恢复了他著名历史学家的名誉。他当年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讲义，经哲嗣陈良栋先生整理后，已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出版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至今仍是很多高校史料学课程的参考书……听到此，我顿然警醒：余生无论弄文还是撰史，当不忘做陈恭禄先生的一个及格的学生。（转引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