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接到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傅娉的电话，说是要寄一本我大学老师的著作来，因为她曾读过我发在2012年10月18日《文汇报》上的《想起陈恭禄先生》一文，要把刚出版的陈恭禄先生所著《中国通史》赠送给我。
在史学界，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学家，大都称陈恭禄为民国自由主义学者代表人物，而分别称范文澜、蒋廷黻为左派学者代表人物和主流学者代表人物。我在《想起陈恭禄先生》一文中曾遗憾地提到，1959年，我考进我校历史系后，明知陈恭禄先生著有一部《中国通史》，但在头三年里，他不但没有给我们授过一次课，而且系领导明确告诫我们，课外也不要把陈恭禄先生的《中国通史》当作参考书，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蒋介石肯定过这部书。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当年信奉的金科玉律……因此，当我喜出望外地读到傅娉寄来的陈恭禄先生的《中国通史》，就觉得这是一本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教科书，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中国工人出版社并非专业的学术类出版社，陈恭禄先生逝世已四十八年，怎会关注到他的这部遗著呢？傅娉回答：这要从2012年1月我社出版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说起。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出版界挖掘海外或民国时代的近代史名作，不失为补充读者和市场需要的一个招术。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前些年先后出版，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却认为，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几部经典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具有最高学术水准的是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这部书于1934年写成后当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作为陈先生所在学校教学之用，出版后影响极大，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大学教科书。抗战前出过四版，抗战结束后又出四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先后再版四次。而1949年后，除1990年上海书店曾出过少量影印本外，大陆从未正式出版过加有标点符号的这部经典名著。在历史图书热销的时代，为填补了这一空白，中国工人出版社就决定筹划此书的出版。然而，由于陈恭禄先生去世多年，颇费周折才联系到了他的独子陈良栋先生，却被告知大陆若想出版此书须经台湾商务印书馆授权。在经过了三年多的等待之后，才获得了授权。首印六千册，上市后一销而空，接连加印了三次，共计一万六千册，亦已售罄。
与《中国近代史》的版权得之不易截然相反，这部《中国通史》的版权却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天，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室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中国近代史》作者陈恭禄的孙子，名叫陈明远，手上有一部祖父的遗稿《中国通史》，问是否也能出版。总编室在向傅娉征询了意见之后，就让陈明远先将书稿寄来看看再说。傅娉在把《中国通史》的书稿拿给我看时说：“很有意思，陈明远办事极谨慎，这部书稿是分四次寄来的。全书共六十篇，第一次寄来的是前十九篇。”我看到，这十九篇不是手稿，而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月由成都兴华印刷所印行的《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棕黄色的包封上标有“1990.6.9陈良栋点校”字样。后三次寄来的则是陈良栋先生的手抄稿，每页四百字的稿纸，厚厚的一大摞。因《中国通史》全书文末未见有完稿日期，我就问傅娉：“陈先生的《中国通史讲义》原稿现存何处？”傅娉回答：“不知道。”并说，陈良栋先生已于前年去世，作为责编，她没有为此书的出版去过南京，也没见过陈明远和陈恭禄先生的其他后人，期望我能向她提供更多有关陈恭禄先生的资讯。
出于对陈恭禄先生的敬仰，我颇费周折，终于拨通了陈明远的手机。陈明远告诉我，祖父去世时他尚年幼。而当时，他因父亲在沈阳农学院任教，所以是在沈阳长大的，对祖父知之甚少。他父亲1923年出生，是祖父在金陵大学历史系任教时考入金大攻读农业经济的，1952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沈阳农学院任教。因为是独子，1979年我校为了落实党的照顾政策，商请南京农学院予以接收录用，乃于1980年初调入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任教。举家回迁南京后，他父亲就开始收集整理祖父的遗著，为公开出版奔走。在我问到他祖父的《中国通史》原稿是否还在时，他说：“我是学数学的，在一所高校做招投标工作。祖父的后事，一直由父亲在忙活，我从没见过祖父的《中国通史》原稿。父亲2012年在突然病故前，就把他手抄的《中国通史》前十九篇投寄给一家出版社了，至今下落不明。见中国工人出版社出了祖父的《中国近代史》，我才给中国工人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的。其实，祖父的《中国近代史》原本已在2009年与北京商务印书馆签了重版合同，也许是时代的局限吧，他们要求修改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就没能出成。”
为深入了解陈恭禄先生，我遂与同窗好友、江苏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王春南联系，请他帮我向我校历史系的老师、学长了解陈恭禄先生生前著书立说的有关情况。仅在不足一周的时间里，就为我提供了好些史实和资料线索，使我对陈恭禄先生学术道路和治学精神有了更多也更立体的了解。其中，尤以他和美籍教授贝德士的师生情谊令我感动（方之光教授是陈先生的最后一个研究生，日前，他让他的研究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袁蓉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传来了两张“不知时间、人物关系”的有陈先生形象的照片。经茅家琦等老教授辨认，其中一张，就是贝德士和陈先生等人的合影）。
陈恭禄先生生于1900年，本着科学救国的信念，1921年报考金陵大学时选择就读于化学系，后因兴趣不大，又考虑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立国，于是改学农科。最后，他有感于日本之发展、印度之沦亡，又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历史，于是转入历史系。在金大历史系学习期间，对其影响最大的为当时的历史系主任、美籍教授贝德士。贝德士1916年在美国的哈姆莱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来以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的身份去牛津大学研究历史，192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即被美国联合基督教布道会授予传教士资格派到中国金陵大学任教，成为历史系的创始人。贝德士在金大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历史教学体系，以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和史学方法论为主干课程，培养学生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贝德士教授是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追求历史真实的学术立场，成为陈恭禄一生的做人信条和治学箴言。早在上大学期间，陈恭禄就已在贝德士的指导下搜集中外史料，为写中国近代史做准备。为此，他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扉页上，赫然印上了醒目的一行字：“献给贝德士：我的先生，朋友和前同事。”遗憾的是，这行证实他俩深厚情谊的献词，不知为什么在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再版本的扉页上消失了。
贝德士在金陵大学工作了三十年。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他以金陵大学副校长名义留守，负责保护金大校产。南京沦陷后，他借鉴法国饶神父在上海南市组织难民区的经验，挺身而出，发起组织了“国际安全区救济委员会”，划出包括金陵大学在内的约3.86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安全区，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安全区以中山路、汉中路、山西路和西康路为界，内设二十五个难民收容所，其中最大的就是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校舍各处收容难民最多时达三万余人。12月13日，日本军队蜂拥入城，一场罕见的屠杀和浩劫开始了。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淫威和肆虐，贝德士等压抑着对丧失人性的日本侵略军的极度厌恶和憎恨，一遍又一遍地与他们交涉，一面尽其所能地做着保护和救助难民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德士冒着极大的风险保护了一批特殊的难民——中国军官。在南京失守时，一些中国将领（如廖耀湘、邱清泉等人）也退入安全区避难，国际委员会本着人道的原则和同情中国抗战的立场，把他们保护起来。这批人中的大部分被安排在金陵大学。最后这批军官逃过了日军的多次搜捕，顺利脱险，在中国远征军缅甸作战中成为中坚力量。从1937年冬到1941年，国际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为保护中国难民和揭露日军暴行做了大量工作，使二十多万难民安全逃离日军的魔爪。贝德士根据当时自己的所闻所见，对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一一作了记录。1946年5月，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开庭以后，贝德士作为控方证人出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许多细节提供证言。1947年2月6日，在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声明书中，贝德士历数日军所犯各种屠杀、奸淫及抢劫的暴行，并强调这些暴行确为实情。这一声明书至今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50年，抗美援朝之后，贝德士不得已离开金大，临回国前，历史系举行了由王绳祖教授主持的欢送会。会后，陈恭禄、王绳祖等还与贝德士在金大的标志性建筑北大楼前合影留念。未料，因王绳祖致的欢送词中有“后会有期”四个字，到1952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时，就遭到批判，说他们是盼望美国人回来。王绳祖和陈恭禄是金大历史系的两根台柱子，深受贝德士器重。当年，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都被收入了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奠定了他俩各自的学术地位。他俩私交很好。1952年，金陵大学并入我校。历史系组织批判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写批判文章，不论是教中国史的，还是教世界史的。所有教师都写了，只有王绳祖先生只字未写。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因陈伯达曾在一文稿中把陈恭禄定为“反动历史学家”，南大历史系按上峰的要求，在教学大楼开会讨论剥夺陈恭禄的各项权利。那时陈恭禄先生已身患癌症，没有到会。与会者中，唯有王绳祖先生一人站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种在巨大政治压力下不屈服的老知识分子的骨气，至今听来，仍令人肃然起敬。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恭禄先生因《中国近代史》而一举成名，而到五十年代，又因《中国近代史》而罹祸。在南大历史系老教授们的脑海中，无不存有他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批的记忆。国际知名历史学家、我校终生成就奖获得者茅家琦教授，1951年毕业于南大经济系，1956年由南大教务处调任历史系任系主任助理后，才师从陈恭禄教授转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他回忆说：“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我也批判过我们系里的教授，就是王绳祖、蒋孟引、王栻、陈恭禄等人。我现在还感到内疚。当时批判也很简单，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教条来对照那些教授们的著作，指出他们的问题。不过我没有写过批判文章，都是口头批判。另外一点，当时政治运动一来大家总是要参加批判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还是非常小心的。比如陈恭禄先生解放前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当时影响很大的。解放后人民出版社向他约稿，要他重写《中国近代史》。他写了第一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交给出版社，审稿的时候被认为有严重错误。学校里将这个审稿意见转给历史系党总支，叫系里来处理这个事情。总支书记拿着这个意见让我看，我一看那个意见提得非常尖锐，书稿肯定不能用了。那么我的意见是书稿不能用就算了，也不要进一步追究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系里根本就没有展开批判，也没有其他人知道这回事。”
据老教授们回忆，1957年，云南省省长郭影秋向中央请缨，弃官从教，调任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因他也是一位文史学者，致使校园里的学术气氛大为好转。《李定国纪年》是他研究明史的一项成果。完稿之后，他专门举行学术研讨会，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陈恭禄先生应邀与会，十分率真地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意见，声色俱厉，一点不留情面。郭影秋完全是以一个作者的身份认真地听取批评意见，表情十分平静谦和。1960年，著名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到访我校，历史系部分师生等候在斗鸡闸欢迎他。郭影秋校长陪着翦老入场时，热情地与陈恭禄先生握手，互致问候，情景极其融洽。当着郭校长的面，翦老还特意不无幽默地对陈恭禄先生说：“十年前在首都史学界批判你《中国近代史》的那次会议上，我可是保护你的呀！”陈先生连声回答“谢谢”后，便向翦老诉说了他挨批十年来的苦恼，并询问自己该如何面对。翦老便劝慰：“你就继续自己擅长的近代史史料学方面的研究吧！”
也许就是这一次翦伯赞的到访，促成了久未能向学生开课的陈恭禄先生于1962年秋又重新走上了讲台，让我进入大四时，听到了他新开设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课程。当年他为我们讲课所编写的讲义，后来经他儿子陈良栋整理，已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第七章分别评介各种主要史料，第八章为写作。当年南大历史系的教授，数他著作最丰，名为“写作”的这一章，完全是他的经验之谈。他循循善诱，勉励同学们要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可以说使我终身受益。
在这一章中，陈恭禄先生说到：“著作可分两种：一、低级著作，抄袭前人所述，成为拼凑而成的写作，价值不高。二、高级的著作，发前人所未发，或为前人所不知，利用一切能得的材料，有新的观点或看法，并非为奇立异，实欲根据真实可贵的材料，改正前人的错误，求出史迹过程的真相。我们所学固当立大志，但不必期求在短期内写成一鸣惊人的著作，惟当实事求是的练习写作，积久自必有所成。”无疑，他均洋洋六十余万言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都是积久而成的“高级的著作”。著名作家方方曾在电视节目《小崔说事》中对崔永元说：“陈恭禄先生的书和其他近代史的讲法不一样，他每一件事情，告诉你一个来龙去脉，就很像一个作家，让你知道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因素，它可能会有某一个导火索，那只是个导火索，可是你背后的各种东西，都变成火药。他从一个一个火药讲起，这个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很像文学，我们的写作事业就是这样子。陈恭禄先生尊重学术，而解放以后的历史教材，它是被政治概念化了的东西，就像解放以后的文学，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参与其中……”由此看来，《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被尘封六七十年后又重见天日，不仅是出版界的一个善举，而且也给我这个当年我校历史系“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学子，带来了一个补课的良机，实乃幸事矣！（转引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