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前，我校校本部在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主要学生宿舍在文昌桥，共八幢楼房，第一至第七宿舍（均为二层的筒子楼）是男生宿舍，第八宿舍是女生宿舍。这八幢宿舍都是中央大学时期就有的。从1950年起，校领导将第一宿舍作为供肺病学生边休养边上课的休养宿舍。
1952年2、3月间我从兰园八号（患较重肺病学生的休养宿舍）迁到文昌桥第一宿舍。此宿舍有六七十个房间，住着百多名患轻度肺病或处于康复期的各年级男女学生，文、法、理、工、师范各学院都有。这里除了伙食较健康同学的要好一点外，没有像在兰园休养宿舍每人每天半磅牛奶两只鸡蛋那样的特殊待遇。
第一宿舍建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入住的休养同学按院系组成小组，受团支部领导。我们文学院各系同学是一个小组。
1952年春季学期一开始，我就重新走进课堂。虽然我进我校（包括以前的中央大学）已有三年半，但只上过两个多月的课（1948年10月至12月），其余时间要么不在学校，要么虽在学校但在休养，因此只能算是半年级生，也就只能跟刚刚入学半年的1951级同学一起上课。同时我在经过大手术后还未复原，也就只选了两门课，即“中囯通史（二）”和“历史文选”。前者由魏晋南北朝史专家贺昌群教授讲授；后者由蒙元史专家韩儒林教授讲授。辍学多时，重又坐在架有一微型书桌的扶手椅上听名师讲课，那感觉确实是甜滋滋的。休养宿舍的同学因我年纪老大还是一年级生，都喜称我为“老童生”。
在第一宿舍休养的同学都是能上课的，因此平常上午整个宿舍悄静无声。午休后则互相串串门，我与中文系的同学来往较多，偶或写些旧体诗相互唱和。星期天有时也会与几个同学相约去玄武湖划船。由团支部组织，大型的集体文娱活动也在宿舍外的广场上举行过一两次。总之，我的生活又逐渐变得绚丽多彩起来。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不觉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这时有两件大亊，宛如巨石落入平静的湖水中，激起一大阵浪花。
1952年6月，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学校决定三年级学生也提前毕业，因而有两届学生同时毕业。校领导特地提出与全体毕业生在大操场会餐，以示欢送之忱。会餐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的耳中。这种前所未有的欢送形式，我们肯定是不会不去参观的。会餐那天，我和几个同学按时向校本部走去，一进校门，就听到高音喇叭轮番播放“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冲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等当时最受校内师生员工欢迎的歌曲。一路听来，直听得满腔热血沸腾，好像自己也要立马踏上征途似的。来到大操场，只见人头攒动，欢笑声不绝于耳，场地上摆着一二百张桌子，八个人一桌，桌桌都在“举杯把盏”，活像大军出征前的壮行宴会。这个场景深深打动着我，也使我产生深深的遗憾：假使我没有染上肺病，我也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即将背起行装，投身到建设祖国的伟业中去。
紧接着就是教育部对全国高校的院系设置进行重大调整。在全国高校中素称院系最为齐全的我校，除医学院早已脱离外，被分成七个院校，即：仅剩文理两院的新我校、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后迁往外地）。
休养宿舍是由各院系学生组成的“混成旅”所在地，于是我们这些朝夕相处多时的“病友”就要“各就各位”分开了。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新成立的南京工学院以原我校四牌楼本部为校址，因此团支部决定由工学院的同学为东道主，在学校大门旁的校友会堂举行一次欢送会。近百名同学（兰园八号的休养同学也参加）聚集一堂，观看舞台上多个都是各系同学自编自演的节目，尽管会场气氛颇为热烈，而且有校报记者前来采访拍照，但终究㳽漫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感觉。
新我校基本上是由原我校和原金陵大学两校各自的文理两院合并而成，也就以位于鼓楼旁的原金陵大学所在地为校址（今我校鼓楼校区）。1952年暑假过后，原我校文理两院二十几位休养同学就入住学校为我们安排的与校部隔着一条小道百步坡（今已拓宽并改名为天津路）的东楼。所谓“东楼”实际是指两幢楼。进大门向左是一幢中式两层木结构房子，还附有一个大饭厅；向右则是一幢三层的大洋楼，楼前是一个大院子，有几棵树，与鼓楼医院只隔着一竹篱笆围墙。我们先是住进左边的那幢东楼，女同学住楼上，男同学住楼下。住了半年，又迁入右边的那幢东楼。附近既有幽静之处，又有热闹所在。建于明代初期曾为京城象征的鼓楼，就位于离东楼百来步的一个长满青草的土坡上，虽已有公园之名，却并未封闭起来，因而是我们在黄昏时分或晴朗夜晚散步或小憇的好去处。顺着鼓楼坡向北延伸，便是鼓楼街，当时这条小街非常热闹，街旁有多间点心店和熟食店，也就成了我们为解馋而常去的地方。
在东楼的生活，与文昌桥第一宿舍时又有所不同，那就是成立了一个由全体同学选出的休养委员会。外文系的万庆琳（团员）以全票当选为主席，我被选为休养委员，另外还有宣传委员、文娱委员等。休养委员会受团支部领导，在它存在期间，确实为同学做了一些实亊，如邀请原大学医院的肺科医生前来作医学报告（也邀请兄弟院校的休养同学来听讲）；在医生的指导下，对日常伙食进行营养学的分析，以进一步了解同学的营养状况；举办评选休养模范的活动，在动员会上，校党委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志和校团委书记都出席并讲了话；还在楼前的空地上举办过一些文体活动，其中有板羽球队式对抗赛，投环比赛，桥牌赛等。此外出过若干期黑板报。所有这些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目的：让同学们有一个愉愉快快的休养生活。
1952年秋季学期，因迁校的缘故，到10月中旬才开学。我到系里注册时，教务员对我说，我虽上完一年级，但按解放后所定的新学制，我在解放前一年级上学期所修的学分大都是“无用分”（如“三民主义”、“普通地质学”、“普通英语”……），而在一年级下学期又因健康原因只修了两门课，因此系领导决定我仍由一年级读起，但可免修几门课，于是我又跟着刚入学的1952级同学在一起上课，并且跟他们一起读到1956年毕业。写到这里，脑海里不禁回荡着此生中经常浮泛起的一个念头：像我这样在学校长达六七年的破格关顾下，既治好肺病、养好身体又完成学业，这在国内外是少之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吧！我欠学校的实在是太多了!
1953年春我们迁到右边的那幢大洋楼后，学校为了加强管理，成立了休养室，由一位名叫殷鹰的老干部担任主任，校医务所也派了两位青年医生定期前来巡视，这都有利于我们的康复。
大洋楼有一宽敞大厅，学校在厅内安放了一张乒乓桌。于是我们之中一些乒乓球爱好者每天午休后必定到大厅去打一回乒乓球。为了增加趣味性，我们采取擂台赛的形式，11分制一局决胜，胜者为擂主，败者退下，由别的同学攻擂，一个下午总要打上一二十个回合。万庆琳和我的球技较好，因而擂主经常轮番由我们两人来担当。1953年暑期，校学生会举行留校学生乒乓赛，万庆琳和我双双进入决赛，经过五局苦战，我以2比3负于万庆琳。另外，我和万庆琳合作在桥牌双人赛中夺魁。万庆琳是我在校内所仅见的一位“人残志不残”的同学，他右手畸形，不能握物，仅能勉强托住乒乓球，但依靠顽强的意志，左手握拍，打得一手好乒乓球。他也非常聪颖，多谋善断，肺病痊愈回到健康同学行列后，即被选为班主席、年级主席和系学生会主席。
在东楼期间，还有两件事是我终身难忘的。
一件是我骑自行车撞倒一位老太太。事情发生在1952年秋冬之间。有一天，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同学嫌菜不合口味，就按照惯例大家劈兰凑钱买盐水鸭佐餐，我拈到的是白吃跑腿，当即兴高采烈地拔脚出发。本来鸭子店就在鼓楼街，来回只有几百步之遥，但我借了自行车踏着去买。哪知那辆自行车是脚刹车，而我又只会使用手刹。于是到达鼓楼顺坡而下时，见到前面有几位老太并排行走，挡住去路，便不知如何把车刹住，慌乱地一任车子向前冲去，结果撞倒一位老太，而我自己也从车上翻抛下来。我立即站立起来去扶那位老太，并陪她去鼔楼医院检查伤势，身上带着的买鸭子的钱都挪来用作就诊费了。检查的结果是暂且看不出有什么伤损。我把老太送回家后，就懊丧地望东楼走去（自行车被民警扣住，是后来到派出所作了检讨后才领回的），刚到百步坡口，只见有同学在那里张望，一见到我，就大声喊我，原来他们以为我出了车祸，着急着呢。第二天，一位同学陪我买了一篮子鸡蛋去看望那位老太。那位老太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安慰我说她没有什么事，要我放心。当时我心中的感激之情真是无法形容的啊！最近我常常在想，此事如果发生在即便好心搀扶自行跌倒的老人也有可能说不清的今天，真不知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另一件事发生在1953年秋。也在休养宿舍生活多时的两位中文系同学周勋初和孙旭升，是我校著名教授、国学大师胡小石先生的高足。有一天，周勋初对我说胡先生要带他们去香铺营文化会堂参观历代服饰展览，我就问他我能否也跟着去开开眼界。我原是不抱奢望地一问。令我惊喜万分的是一经周勋初代为请求，胡先生就应允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胡先生带着六七个年青人步行前往香铺营，也清楚地记得在参观时胡先生对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历代服饰的演变和特点，要我们注意元代蒙古妇女所戴的“顾古冠”。他也指出了那天展出的不足，特别是对明代服饰的展品提出了批评，说简直是将舞台上的戏装拿来充数。那天的参观，不仅使我亲身领受到一代宗师胡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更其令我敬仰的是他那“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风范。这是够我一生回味的。
休养同学此去彼来，川流不息。有的是因毕业而与大家分别，有的是因肺病痊愈而回到健康同学中去，同时又不时有新患肺病的同学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中来。时光不觉流转到1954年6月，学校对休养宿舍进行了整顿，即基本痊愈的回健康学生行列中继续就读，一时无法痊愈的回家休养。我是属于前者，因而就告别长达四年多的在校休养生活而回到健康同学中去了。之后，学校又曾在徐府巷（今鼓楼校区车库）设立过休养宿舍，但到1955年也取消了。
我的整个在校休养生活，除了开头一年半因重病缠身而略嫌苦涩之外，总的来说是一段快乐的经历。前几天，我的侄女从加拿大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打开一看，不禁惊叫出来：“兰园八号！”原来是她读了我所写的“兰园八号”之后，托一位爱好收藏旧照的朋友找出来的。前一段时间，ok138cn太阳集团529党委书记孙江林同志托他的一位朋友去实地调查，也证实了兰园八号正由玄武区人民政府作为“民国建筑”而加以保护。至于文昌桥第一宿舍和早已归属鼓楼医院的东楼，我虽几十年来从未旧地重游，但敢肯定都已拆毁了。不管怎么说，在我心目中，上述三个处所永远是“还我健康的圣地”。
解放初期学校设立学生休养宿舍之举，肯定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使几百名患上当时号称准绝症肺病的优秀学生，既恢复了健康，又完成了学业，从而为国家救护了大量宝贵的建设人才（其中有好些作出了突出贡献）。此举所释放出的正能量是无可估量的。
往事从来不似烟，一朝重话撩心弦。六十多年前的事，我如不说，十之八九要湮没无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