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为六朝都城的时光中，众多浮海而来的外国使臣、佛界高僧以及商人来此活动，另外也有通过西北陆路来的使节，与经海路来的使节相会在这里。
2012年，南京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计划，“海上丝绸之路•南京遗迹”申遗文本就是由我校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负责编纂。在该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心目中，南京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因缘。在国际性的文化交往线路中，都城作为文明的中心，其组织、聚合与引领作用，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取代的。贺云翱还认为，需要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广泛开展基础性研究，“海丝”申遗需要顶层设计和深刻的基础调研。近日刚刚从外地做完田野调查回到南京的贺云翱接受了记者采访。
奠定“海丝”申遗的学术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海丝”申遗广受关注，您认为在学术方面应做哪些基础性工作？
贺云翱：我个人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国际性的线路型文化遗产，是数千年来由不同国家和人群塑造而成的跨国交往和跨文化体系，保护和传承这样的文化遗产对人类而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无论是陆上丝路遗产还是海上丝路遗产，虽然它们是历史性产物，但却构成了当代“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申遗工作应先从学术上特别是文化遗产学的角度，研究哪些城市属于“海丝”城市，这个工作是无法绕过的。过去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显著，但目前从申报线路遗产的角度看，这方面工作还有待补充。
与东西方之间陆上的丝绸之路相比，“海丝”有自身特点，即主要以水上航行实现海洋交通，一部分也通过陆路交通，如从一个港口城市到另一个港口城市，某一段也可通过陆路交通。我们注意到，近期又有一些城市提出要参加“海丝”申遗，鉴于“海丝”复杂的体系，哪些城市应当进入？它们究竟有哪些内涵？对这些问题应先做普遍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再从中遴选出适合的城市和遗产点，遴选标准不仅包括学术方面，还包括遗产的保存状态方面，这样做是为了让“海丝”从内在的逻辑性和共同维系的“文化生命体”等角度都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撑。过去，大运河申遗的开展就是先进行普遍的田野工作，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这种工作如果能够切实开展，既能为中国的“海丝”申遗提供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也可以建立“海丝”申遗的目录清单，逐步推动符合条件的城市先行参加申遗，其他暂不具备条件的可以不断创造条件，使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工作能够有机结合。
南京同样有“海丝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其提出和认识往往都基于西方人的视角，是否会与我们今天的认知不同？
贺云翱：我们确实应该尊重国外的旅行家、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和研究成果，因为无论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最初都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接受和沿用他们的认识，因为人类的学术研究和认知能力总是会不断进步的。
我个人体会较多的是南京。2004年前后，我提出南京应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倡议信发出去后一度无人响应。学者们可能认为，不靠海的南京怎么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城市呢？直到近年，我再次提出，但有些专家仍有异议：“以前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著作中没有提到南京啊。”我的态度是，先进行调查、研究。经过科学的认知，我们完成的文本经过专家评审，南京顺利进入中国“海丝”申遗城市的预备名单。这个案例表明，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在认知方面可能还是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目前很多话语体系、认知体系和解释体系都是西方人树立起来的，我们多在“顺着讲”。今天，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随着世界进入一个更加文明多样的时代，我认为，这时候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和认知近代以来的许多这类问题，在史实与自我认知视角的基础上，包括“海丝”这样的文化遗产类型，对其中的主要文化创造、由点到线的文化空间的形成、作为文化线路的作用，以及其运动机理等都应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南京的道场寺已很难确定具体的位置。南京的“海丝”名单加入它的用意何在？
贺云翱：南京加入“海丝”申遗城市的文本，我们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也专门做了史料收集，目前仍在进行。我们已发现更多的材料。比如对道场寺这样的历史遗迹，六朝时期，来自印度、阿富汗等地的高僧来到南京，他们在这里从事佛经翻译事业，他们中有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华，也有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他们在南京的活动留下了许多遗迹。
道场寺与法显有关。法显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位比较系统地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到达印度，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返回中国的高僧，他最终来到建康（今南京），他是将陆、海两条丝绸之路连在一起的高僧，也是一位学者、旅行家。法显与一些来自国外的高僧一同译经，他写出了第一部反映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著作，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但遗憾的是，道场寺今天已没有实际遗迹，按照史料，地点很清楚，就是在秦淮河南岸的长干里一带，直到清朝还有人能够指出道场寺的位置，其就在大报恩寺（又名长干寺）的东边。虽然其具体地址我们尚未找到，但今天有《佛国记》这部法显留下来的著作，我们可以称之为“文献遗产”。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而言，除了具体的物质文化遗产之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较为重要，比如“天妃”崇拜习俗及天妃宫，也是“海丝”的重要见证。如《佛国记》这类著作，其写作地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重视“海丝”的精神文化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否意味着不能仅仅注意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对精神、信仰等层面的遗产有所关注？
贺云翱：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些重要的遗产点规模较大、内涵充实、保存状况好，自然应当受到重视。不过，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在注意上述遗产点的同时，对于这两条丝路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遗迹，事件发生地，保存下的著作，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的跨文化的艺术、技艺、习俗形态等也不能偏废，它们可被纳入线路遗产内涵之中。线路遗产本身就是活态的。我们承认，两条丝路是古代东西方交往的重要廊道，可是在不同时代也有空间的微调和内涵的变化。因此，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将历史的与现代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要素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文化线路，它们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不同民族友好交往之路。从历史进程而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活的，它们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这可能更加符合我们所界定的线路遗产的内涵和本质。正是因为这类线路遗产的内涵丰富而复杂，所以有人还提出“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玉石之路”乃至“佛教之路”等，实际上这些交流大多数都是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不同的文化因素交往形态。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面揭示和尊重“海丝”内涵，对加强丝路沿线国家地区间的交往联系意义重大。不同国家地区彼此尊重和对文化多样性的珍惜、传承和发展，也许更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海丝”申遗工作还需顶层设计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前，我国也有多省市联合申遗和针对线路遗产的申遗活动。彼此间可以借鉴什么？
贺云翱：目前来看，过去的联合申遗项目包括明清皇家陵寝、大运河、丝绸之路等，都有成功的经验。“海丝”的申遗可以借鉴大运河申遗的经验，首先不预设“门槛”限制，看哪座城市有条件并且有申请意愿，就可以先吸收进来，前期工作可以更加广泛开展，调动更多城市参与的积极性。在大运河申遗中，有顶层设计，有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有牵头城市，有领导协调小组等，全国政协等也发挥了组织和推进作用；申遗之后的“后申遗时代”，科研和保护项目仍在进行。大运河的成功申遗表明，跨省的联合申遗项目应该有国家力量的投入。像海上丝绸之路这样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类型的申遗工作，单依靠各个城市的自我行动，是难以推动的。“海丝”申遗工作需要顶层设计、国家战略，这样做对于开展坚实的基础性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