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国第一次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进行国家公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讲话中强调，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愿同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在当前中日关系微妙的背景下，中国这一行动举世瞩目。
纵贯世界历史，横观当今全球，人类关于人权的斗争从未停止，文明世界也从未断绝法西斯与恐怖主义的威胁。从江苏省级政府层面祭奠转向全民悼念，由关注事件转向对生命与人权的尊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不是为了宣泄情绪、民族复仇，而是为了更深切地理解民族团结、国家强大的重大意义，促使人类铭记历史，避免悲剧重演，维护世界和平及正义良知，促进共同发展和时代进步。
应当被铭记的惨痛历史
“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今年已经85岁的幸存者袁桂龙老人始终难以忘记，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进行大屠杀后城内的景象，对前来采访的媒体不断大声重复这句话。而作为控告日本右翼侵权胜诉的第一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已经经不起媒体记者的再三提问。老人的外孙女夏媛说，每次提到那段悲惨的历史，老人心情就会低落，好几天都不愿说话。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主编、我校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张宪文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列数日军在南京的三大罪行：其一，大屠杀。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南京的和平居民进行大量杀害；其二，大规模的性暴行。南京城六周内发生2万起强奸，且日军手段十分残忍，令人发指；其三，破坏南京城市，意图通过对首都城市的毁灭让国民政府感到压力。
中国的决心与责任
作为二战史上人类三大惨案之一，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种种细节，在国家公祭日的背景下不断被放大。但国家公祭日设立的背后，有着超越“铭记历史”的恒久普世价值。
“在传统文化里，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存、死亡并不关注。而现在国家公祭悼念的是在战争中遇难的同胞，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这样的转换从政府层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认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背后，显示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关注人的个体生命；从政府行为、政治行为变成全民行为，由单一层面转向民间、全社会参与、关注；由中国视角转向向国际社会展示，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让更多人清楚认识到，这段记忆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记忆，也是世界的记忆。
我校-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石斌认为，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至少有三个因素：其一，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世界各国都已开始举行或筹备各种纪念活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理应有所回应。其二，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无视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的情感，肆无忌惮地否定、歪曲历史，不断为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昭彰事实，中国有必要通过这类形式，以正视听，警醒世人。其三，近些年来，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股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甚至抹黑先贤、烈士的逆流，导致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模糊和一些年轻人历史认知混乱的现象。中国政府理采取措施，在重大历史问题上表明立场，有利于彰显国家意志、弘扬民族正气。
石斌表示，以上这些因素都只是“助缘”。从根本上说，无论中日关系如何，国际形势如何，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或其他有关民族大义的重要纪念日都应该设立。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旨在与世界更好地在沟通，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态度，在于向全世界表达中国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
改变观念尚需时日
目前，中日两国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判断，不仅在官方形成对立，民间的主流看法也截然相反。
日本二战老兵身穿侵华时皇军军服，手持刺刀，高举太阳旗到靖国神社参拜的场景每年都在上演，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歪曲史实，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政界人士“拜鬼”的行为更深深伤害了中国、韩国等受害国民众。日本战后对侵略和加害的历史态度为何与德国截然不同？张宪文分析，四面临海的岛国心态，使得日本对于掠他国资源发展自身的侵略犯行为不能很好反省认识；二战后由于美国的经济扶持，日本没有对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理；战后，日本也没有充分理解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战后索赔的宽容政策；扭曲的传统文化以及日本要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等现实问题是主要成因。
为何中日两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也相去甚远？在不少中国学者看来，除去官方因素，这与两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有很大关系。在日本书店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都称之为“南京事件”，只有少数“屠杀派”学者，如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洞富雄称之为“南京大屠杀”。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告诉本报记者，中日两国学者 “在有没有发生暴行方面，是有统一战线的。但具体到数字30万，我们没有同道。”在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中，只有洞富雄曾表示死难者不下二十万，“屠杀派”认为有十几万，中间派认为有四千到四万人，而虚构派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屠杀。“在日本，右翼、虚构派也标榜自己是客观，但是我们看来，他们各有意识形态立场，在有立场的情况下，在看得到的将来，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程兆奇说，民众形成共识的来源一定是通过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两国民众的认识已经高度定型化，要发生大的转变很难。
尽管如此，年逾80的张宪文依然和其他学者一道，在政府的支持下努力将南京大屠杀相关著作翻译为英文、日文，希望尽快在日本及其他国家出版，让日本民众、全球社会了解历史真相。“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非一日之功。要了解真相，改变观念有一个过程。”张宪文说，中日关系恶化也导致两国民众观念的转变，就中国自身而言，前两年也有民众因钓鱼岛之争而走上街头打砸日牌汽车的事情发生，民族主义也要避免走向极端。
坚守应有之义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曾表示，对中国69年后才设立公祭日感到不理解。 而多年以来，日本右翼不断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提出质疑，甚至声称根本不存在屠杀。
“正确的事早晚都要做，迟做不如早做，晚做胜过不做。反过来说，错误的做法，例如靖国神社“拜鬼”，一直在做，难道就对了吗？”石斌说，一个国家悼念自己的受难同胞，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牢记民族灾难是天经地义；受难者的历史记忆更不需要经过加害者的同意。他认为，中国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并不会对中日关系或中国任何对外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张宪文认为，对于遇难人数，中国不应因日本制造的陷阱而走偏。“要谈是不是30万，首先要承认三点：是不是是大屠杀，其手段是不是极其残忍的，是不是违反国际法的。；数字问题可以交给学者去研究。”但他也强调，学者的研究可以质疑，却不能推翻战后“两个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于遇难者人数的判决。
“如今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似乎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会招致批评。那是因为中国正在走向强大，但又不够强大。当一个古老却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民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应有的作为时，难免受到传统势力、传统思维的质疑，那是因为我们的坚守还不够持久，还需要时间。因此，我们无需患得患失。”石斌说。（转引自《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