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研究生时算起，我学习蒙元史已有四十多年，可是至今对这个学科领域仍然缺乏完整、深刻的了解，只能说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做过深浅不等的研究。蒙元史向来被称为“世界性学科”，涉及13、14世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和许多民族，在多种语言文字的历史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史料，因而需要研究的课题和可供利用的材料都非常丰富而多样。当初，正是这一点吸引我跨入这个学科领域，学了几十年，却发现只摸索了几个角落，大片还是盲区，不免既惭愧，又颇后悔从事这一力不从心的专业。不过，尝了不少甘苦，倒也体会到一些做学问的道理。
1952年，我考入我校历史系。读三年级时，系主任韩儒林教授给我们开设了元史专门化课，记得仅绪论就讲了一个多月，讲到多种文字的史料和许多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是以前上通史课没有听到的新鲜内容。这门课虽然难学，但我觉得里头学问大，很有吸引力，心向往之。1956年大学毕业时，恰逢我国仿苏联学制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按统一分配方案，正好让我报考韩先生的研究生，且幸被录取。这时教育部批准我校设立元史研究室，学校拨出图书馆一间房子供我们使用，馆长李小缘先生也有意利用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藏书优势建立一间东方学特藏室，于是韩先生带领我们同时入学的三个研究生到图书馆书库里自己动手找书，花了个把月，将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各类史籍以及有关的中外文论著、期刊都集中到研究室。一个初具规模的专科资料室建立起来了，我们也增长了不少文献目录知识。这实际上是我当研究生之初学习的第一门功课。随后我做了一份元史史籍目录的作业，当时正自学日文，试着读箭内亘的《蒙古史研究》，见到书后附的研究资料和参考书目录，所列史籍多注有版本和简要解题，就讨了个巧照抄过来，还颇为自得，结果这种不是由自己辛劳获得的知识很不扎实，被老师问出许多漏洞，受到了批评：何不自己翻翻原书（指着研究室书橱里的史籍），再查查《四库总目提要》、《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工具书，却去抄日本人的！这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次在学习方面受批评，虽有些难堪，但从学习态度到学习方法都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此后读书中每见到他人引用或提及的重要史籍或研究论著，凡不熟悉的都要尽可能找来翻过，弄清其主要内容和结构，他人引述的资料也要查核原文，寻求原始的资料。1959年我发表的一篇关于元代驿站的文章，就是在读他人论文时查核其所用资料，发现问题后写成的。这样读书速度虽慢一些，但获得的知识准确牢靠，还往往能顺势扩大知识面。由于研究室集中了大部分专业书籍，十分方便，当研究生的四年尽管受到种种干扰，还是按部就班地读了不少书。
韩先生指导我们制订的学习计划主要有两项：一是读《元史》、《元朝秘史》、《史集》（俄译本）等基本史籍和重要的元人文集。二是读若干部代表性著作，如《多桑蒙古史》（汉译本）、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俄文本）、巴尔托德《蒙古征服时期的突厥斯坦》（英文本）等，并要求多读王国维、伯希和等中外名家的文章，为此命我第二外语选学法语。当时的研究生并没有上多少门课拿多少学分的硬性规定，大体是“师傅带徒弟”的办法，照老师的指点读书，见面时答疑问难，学得如何主要看自己能否多读多问，问在重要处。为了能跟老师多学点本事，我想必须对老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路数有个大致了解，于是找韩先生的文章来读，越读越感受到蒙元史的特殊性，如不掌握一定程度的专业语言文字知识，就难以真正懂得前辈的研究成果，更谈不上有所前进了。先生曾为我们讲授过蒙、藏文基础知识，见我学这一套兴趣颇浓，打算安排我跟吕一先生进一步学藏文，可惜这计划被1957年那场运动冲掉了。在教师的督责下，我找来叶斯开（Jaschke）的藏文文法（汉译本），学了一点皮毛；又读韩百诗（Hambis）的《蒙古书面语语法》，学了些蒙古文基础。后来有一家出版社约韩先生出论文集，先生把他《成吉思汗十三翼考》中引用的几段《史集》波斯原文拿来让我抄清，我说波斯文还没有学，先生就从书架上取出波俄大词典，说可以读词典后附载的简明语法，于是又开始自学波斯文。但由于自己显然缺乏学语言的天分和毅力，几种语文都只不过学到会写字查字典就停滞不前了，甚有负老师的期望。不过，有这么一点基础知识，对读懂蒙元史史籍和前贤研究论著还是大有裨益的，如必要时能查核非汉文史料的原文，特别是对大量来自多种不同语言的名称（汉文、波斯文或其他文字史料中都常遇到），多少能进行一些考释，这正是蒙元史研究必须做的基础工作。如在读俄译本《史集》时，遇到一些讹误的译名，也能根据不同抄本或刊本的异写，判断其致误的原因，并予以订正。
蒙元史涉及的民族多，地域广，具有世界性、多学科的特点，许多国家都有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汉学、蒙古学、突厥学、藏学、伊朗学等东方学分支以及欧洲中古史的专家都有与此相关的著述。因此，韩先生告诫我们研究蒙元史切忌闭门造车，要随时注意了解国外研究情况。幸得我校图书馆的支持，为我们连续订购国外主要东方学期刊，并随时将莱顿E．J． Brill公司等国外出版机构的书目交给我们选购，因此，我们大体还能及时读到5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国外学者的重要论文和著作，不致与世界学术太脱节。 ①我按照老师的指点随时翻阅新到的国外学术刊物，选读一些重要论文，并从书评中了解学术信息，将要点记录下来，逐渐成为学习的习惯，至今仍尽量在做，并要求我的学生也能这样做，同事、同学之间随时进行交流。
1960年我研究生毕业，与两位师兄一起留在我校元史研究室做助手。韩先生带领我们在1958年所拟《元史纲要》提纲的基础上，用一年多时间写成了二十多万字初稿，我分工编写元朝前期史和边疆民族、中外关系部分。这部急就稿其实是“大跃进”的产物（仅油印作为讲义），并不符合先生的治学主张和质量要求，因为他一再说，编撰综合性著作除必须充分掌握前人成果外，还要有若干专题研究的基础，而当时我们还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体会先生说这话的意思，是教育我们要以做专题研究的标准对待每章每节的编写，所以不敢怠忽，老老实实地读书，搜集中外史料，从而在自己分工编写的几个方面学得更深入了，成为此后的主要研究方向，在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先生承担了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分册的任务，于是将编选资料和修改《元史纲要》结合起来做。1963年，“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以杨图边疆地区疏略，改绘难度大，又约请韩先生加入，把编绘历代蒙古地区图幅的任务交给我校元史研究室。这项任务来头大，时间紧，我们加快完成了通史资料的编选，即全力投入历史地图工作。我主要承担辽、金、元时期北境诸区图（辽上京道、中京道和西京道北部，金临潢府路、北京路、西京路北部和蒙古诸部，元岭北行省、中书省北部）的编绘，和我原来的研究重点蒙元前期史大体一致。因上述工作任务（特别是编绘历史地图）的推动，那几年很下了一番苦工夫，认真仔细研读辽金元三史，并通读了几十部元人文集，以及《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和伯希和的《圣武亲征录译注》等书，做了不少资料笔记和部族、地名卡片，写出了一部分辽金元时期蒙古历史地名考释，并绘制了图稿。1966年春，蒙古图组人员集中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加紧编绘工作，“文革”开始后中断。
到1969年，因编绘历史地图是毛主席交的任务，特准恢复工作，尽管仍受到不少干扰（如中间下农场一年多），毕竟能在当时那种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合法”地进行学术研究，就算是大幸了。我除原承担辽金元诸图外，又参加了北朝及唐朝、清朝图幅的部分工作，1973年全部完成所承担的图稿，写成数十万字地名考释条文。
参与编绘历史地图是我学习历程中一次极好的机遇，也是极重要的训练和考验。首先是由于这项工作，60年代以来有机会多次到北京住较长时间，读到许多南京没有的书籍和通常难以见到的地图资料；特别是因工作关系有缘结识多位著名的前辈学者，如谭其骧先生、翁独健先生、冯家昇先生（西北图组）、方国瑜先生（云南图组）、傅乐焕先生（东北图组）等，得到他们许多宝贵的指点和勉励。记得1965年在京讨论辽代图稿时，谭先生对我提出的辽西北路招讨司领属关系及其辖境范围，以及上京道、中京道若干定点问题的意见表示赞许，同时指示我研究历史地理应遵循的规矩。此后多次与谭先生讨论问题，都得到他的悉心指教，他既平易虚心，又坚持求实原则的品格和治学态度（如关于辽首都问题的讨论），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其次，我生性拘谨，大概比较适合做具体的史地考释之类工作，编绘历史地图做起来就觉得较顺手，所学派上了用场，颇有“得其所哉”之感。在完成图稿和地名考释的基础上，又就辽金元时期蒙古地区的历史地理及相关问题写了几篇还算言之有物的论文。为了编辽图，我读遍现存的宋人使辽“语录”及有关的研究文章，当从《永乐大典》中找到前人未曾利用的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时，欣喜至极。沈括的行程记录不仅比路振、王曾、薛映等人详细，且多路经庆州至兔儿山“单于庭”的一段行程，未见他人记载。这份重要资料使我有可能在沙畹、牟里、傅乐焕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辽境驿路及相关的山川城寨作更全面、准确的考释，并写了一篇札记介绍这一新资料。从回鹘汗国崩溃到蒙古兴起，是蒙古高原民族及政治、文化面貌大变化的重要时期，但因我国史籍记载疏略，其历史面目很不清晰。蒙元时代蒙古地区史料虽较前丰富，但缺漏仍多（虞集奉旨修《经世大典》时就慨叹岭北省之“记载邈如”；《元史地理志》载岭北省仅三百七十余字），且有语言文字的隔阂，问题也不少。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辽金元蒙古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清末以来，诸学者用中西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研究蒙古诸部族史地，成绩日进。遵循前贤开辟的道路，进一步挖掘中外史料，且得以利用《史集》等重要外国史书的全文以及伯希和等名家的研究成果，我在辽金元蒙古地区各图幅上绘出的历史地理面貌，自然能比前人更清晰、更准确些。其后所撰《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考述契丹征服蒙古高原的过程，统治机构的设置及其治所和所辖诸部族的分布等，证明辽朝从圣宗时起实现了对整个蒙古地区的直接统治；《耶律大石北行史地考》研究辽金阴山地区的若干地名，考明大石经过的白达达部黑水和到达的可敦城即所谓“北庭都护府”所在；《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称海城考》、《元岭北行省建置考》诸篇，考察的都是前人未曾研究过或存在误说的问题。这些论文主要是编绘历史地图的产物，大抵可以说对前人论著有所补充或订正吧。
70年代后期，在韩先生主持下重新编写《元史纲要》，从拟订提纲到撰写内容，先生都随时指导，严格审查。1980年初稿完成，印发给参加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国内同行征求意见，其后断断续续修改了几年才交给出版社。此书中我承担了前四汗时期及边疆民族（蒙、藏）、中外关系共五章。各章在广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上都尽了力量，大体能反映当时我国的蒙元史研究水平；得益于编绘历史地图积累的资料，我对蒙古建国前大漠南北各部族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蒙古部的社会状况和蒙金关系，蒙古国的制度及其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等部分，也研究得比较深入一些，有若干新意。1986年此书以《元朝史》书名出版，可惜为此付出大量心血的主编韩先生未及见到。从我国蒙元史研究的发展上看，此书在总体上可以说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新进步。因写书任务的推动，我读了几种西藏史籍，努力搜集元代吐蕃史的汉藏文材料，下了一点工夫，得到一些新认识，先后写了两篇论文。《元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立年代》一文，大致讨论了吐蕃三道宣慰司的设立情况，着重研究乌思藏宣慰司，根据《红史》记载忽必烈授于萨斯迦第一任本阐（dpon-chen）“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之职，到第五任本阐则授给宣慰司印信，结合其他资料考察了先后任命的历史背景和年代，从而判断元朝将乌思藏地区统治机构由三路军民万户府升格为宣慰司，应在至元十六到十八年（1279—1281）之间；据《元史》所载至元二十五年的乌思藏宣慰使软奴汪术和至顺元年的乌思藏宣慰使加瓦藏卜，就是藏文史籍所载的第七任本阐gZhon-nu dbang-phyug和第十八任本阐rGyal-ba bzang-po，沙鲁寺发现的元帝师法旨（藏文）所载乌思藏宣慰司长官Byang-chub rin-chen、A-glen和’Od-zer seng-ge，就是藏文史籍所载的第五任、第九任和第十三任本阐，我提出“本阐”是藏人对朝廷所任命地方最高长官宣慰使（宣慰司建立前为“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的俗称之说。此说引起学术界的讨论，研究正进一步深入。
8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两项大型集体项目先后上马：一是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其中元史分册由韩先生主编，我受聘为副主编之一协助他工作；一是编纂《中国历史大词典》，蔡美彪先生主编辽夏金元史卷，我也应邀加入编委会。近年来各类辞书出了很多，有的人不用很长时间，也无须组织专业编纂班子，就可以主编一部远超出其专长领域，甚至超出其知识所及范围的大型辞书，其编纂能力令人惊异（不过据说有人用的方法只是自己或找一帮人抄抄贴贴，相当省力）。相比之下，当年编纂百科历史卷和历史大词典却要繁难得多。按当时的认识，这两部书的读者面和使用率都要远超过学术专著，社会影响很大，因而显然是作为我国史学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读物来编的。两书都分段由多名专门研究者任编委，每个条目都慎重选约作者，要求文字精练，知识准确，重要史实在稿子上要注明依据。大部分条目释文都是作者直接根据史料并作了考订后写成的，其中不少还是曾做过专题研究的课题，可以说是专题论文的浓缩。释文质量的把关很严格，如百科元史分册一百八十多条，尽管作者全是研究有素的专业人员，除分别打印送请专家审阅外，编委还两次集中审稿，一条条过关。那几年这两项集体工作用去很多时间，但得到做学问求实的可贵锻炼，因为工具书要求字字敲打实在，容不得耍花枪。1982年底韩先生病重，命我接替他主持南大元史研究室，次年4月先生逝世。幸有研究室师兄弟和国内同行朋友的支持帮助，才得以完成《元朝史》的修订和百科元史分册编纂；韩先生创办于1977年的《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也继续维持到1990年，此刊发表本室人员及国内同行的专题研究论文，颇有特色，对推动本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韩先生生前曾赞襄白寿彝先生倡议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并同意主编其中的元代卷。当此计划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时，先生已故去，白寿彝先生希望我承担起这项任务，完成韩先生的遗愿。1984年，在白先生指导下讨论、拟订了元代卷章节目，并由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和我组成编写组，但由于其他工作，编写起步较晚。这部《中国通史》各卷均统一按总主编白先生创立的新体裁编写，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篇，各篇的章节设置以及具体内容则由每卷主编灵活掌握，以充分表现本时期的历史特点。这种新体裁不同于以往的各部通史以及断代史著作，起初我没有准确理解，以为其基本精神是复兴传统的纪传体（综述略同本纪），而《元史》自清初以来已有过多家的改造或重修，本世纪初期《新元史》、《蒙兀儿史记》那样的大著作出来后不久，内容和形式都受到许多批评，到了80年代，能够利用的中外史料比那时多得多，研究领域也更广，怎能编好一部新的更完善的《元史》呢？感到此事一定吃力不讨好，信心很不足。后来与白先生接触多了，才逐渐认识到这种“综合型”新体裁有显著的优点，既可充分吸取我国传统史书体裁的优点，又不受其局限，非常有利于用科学方法对一代历史的发展大势、重要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制度因革及社会生产、生活状况作更完整、深入的论述，足以弥补以往的章节体通史和断代史著作难免诸多割裂的缺陷，实为近代史书体裁革新的发展。
新体裁的首篇“序说”介绍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史籍和研究情况，为读者提供研究的入门途径，这在元史卷尤为重要，因为要了解多种文字的史料和多国学者的研究论著，对多数学习蒙元史专业的人来说都比较困难。写这一篇我用了最多时间，但主要是得益于南大元史研究室自韩先生创建以来，一直重视资料建设和掌握国内外研究动态，中外文史籍、研究著作和期刊比较齐全，且于1980 年就编过一部中外文《元史论著目录》（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时印发给与会者），其后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又能较及时地获得新的学术信息，这些都帮助我把这一篇写得较详细、较完备些。1984年翁独健先生在为南大元史室所编《元史论集》写的前言中提出，编一部元史研究史“很有必要，很有好处”，“对目前和今后的研究工作都会有很大帮助”，这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完成。我所做的只能算简单评介，离这目标还很远。元史卷的“综述”篇根据元代历史特点，以头两章说明国号与年代、疆域和政区，因为这些问题在历史书中存在着混乱现象。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曰大元”，元文宗时，《经世大典》的纂修者说成“易大蒙古之号为大元”，后来史书就多称是“改国号”。以行于汉地者而论确实如此，但从蒙古统治者说，只是照中原传统为本朝取一个“美名”，却没有舍弃原来的 YeKe Mongghol ulus（大蒙古国）之名，元顺帝时蒙古地区刻的蒙文碑上就是称为“大元大蒙古国”，这正是元朝历史特点——双重性的典型表现。同样，元朝的疆域也有两种解释，从大元皇帝即大蒙古国大汗的名义上说，其统治之域还应包括“宗藩之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但实际统治的只是“大汗之国”的十二省（含算做一省的吐蕃三道）。为反映元代这一历史特点，后面还另设“宗藩之国”一章。白先生很强调要反映多民族的历史，我完全赞成，元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写好民族一章意义很大，所以也放在前面。在现有通史或断代史著作中，大概以本书写少数民族最全面、最详细了。民族章之后，按时间顺序（从元太祖至元顺帝）以六章篇幅论述有元一代的历史发展大势，特别加强了元中期史的研究。元代的宗教、文化和中外关系也各立一章论述，内容比较丰满，表现了元代的历史特点。“典志”篇十二章可以说是元代经济史和政治、军事制度史的专题论文，均由对有关问题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执笔，根据元代情况特设“运河与海运”、“钞法”、“投下分封制度”等专章。各章对《元史》诸《志》的漏误均有所补充和订正。本书将元诸帝事迹放在“综述”篇论述，“传记”篇均不立传（包括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选立传人物的安排，吸取前人改造旧《元史》的经验，首列重要宗王，其后按前四汗、世祖朝、中期、后期分列政、军大臣和其他重要人物，最后是宗教和文化名人、科技成就（此为白先生所定统一体例）。旧史列传讹误甚多，新撰传记尽量选择更原始资料为基础，无论利用旧传或其他资料，首先都要进行考订。应该说，大部分传记都包含不少年代、事实及人、地、职名的考订成绩，限于篇幅未能将这些考订详细写出，看起来都是平铺直叙，其实花了很多工夫。这部书是集体著作，若说比旧著有所进步，首先是白先生创立的新体裁之功，其次是各位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如黄时鉴对元代法律、礼俗和前期人物的研究，邱树森对元后期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丁国范对史料文献的研究，姚大力对元世祖朝及中期史、职官制度的研究，刘迎胜对元代西北史地和外来宗教的研究，高荣盛对经济史、交通史的研究，史卫民对军事史的研究，叶新民对投下制度的研究，桂栖鹏对户口、赋役、土地制度的研究等。我自己所执笔的不过四分之一，作为主编，对书中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未能解决治蒙元史者应该重视的译名的统一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部书尽可能地做到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近二十年，我国蒙元史研究有很大进展，在中国古代史各段中显得十分突出，但不足之处仍多。在文献研究方面，前辈学者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直接利用域外史料原文，并指出这是蒙元史研究发展的方向，但这几十年进步极小（近年才有个别学者能做到）；多数元史研究者对畏兀文、藏文等民族文字资料不能充分地直接利用；史料的整理考订，包括名物制度的考释，还有大量没做好，就拿最主要的基本史料《元史》来说，讹误、难解的地方多得很，我们在撰写此书过程中虽然很注意史料考订，但仍有因漏订、误订而使用了不准确的材料，造成错误的情况。翁独健先生曾提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做更彻底的元史考证，更全面的订误”（《元史论集》前言），据此我计划了一个《元史订补》项目，力图实现前辈师长的遗愿。可补《元史》之缺的中外史料甚多，当然不可能也无必要都增补进去，所谓“补”只是就旧史中提到但记载缺略的重要人和事，据其他史料作必要的补充，并使读者知道有关史料的所在为止。即使如此，订补的工作量仍然很大，也得靠集体的力量，用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在专题研究方面，蒙元史中还有很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有待提高或开拓的薄弱点与空白点。一方面，资料的发掘和史实的考释是研究深入的基础，有大量工作需要做，另一方面，正如杨志玖、蔡美彪先生所说，不能局限于微观的考证，必须加强宏观的理论性的研究，在准确而丰富的史实基础上揭示历史的深层内涵和发展的规律。我以为在元代的制度、文化方面，宏观的研究尤为不足，元代汉族和蒙古、突厥、吐蕃、回回等多民族的制度文化，在密切接触中如何相互冲突、吸收、糅合、交融，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对异质制度文化如何因应，许多问题说不透彻。我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差。所以想补补课，从史料特别是元人著作中挖掘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方面的材料。近年在读宋末元初江南士人文集和其他有关史籍中看到许多这方面的材料，于是对他们处在历史巨变时期的思想和政治态度的演变作了考察。又研究了可作为三类人物代表的三位江南诗僧的思想和处世态度。这只是初步的学习成绩，今后打算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回到本文开头说的，蒙元史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我只是学习了一小部分，尽管自忖几十年来在学习上未曾懈怠过，但成绩显然比前辈学者还差一大截，照理说时代愈晚应该有条件更进步一些，却反而退步了，真不知如何自解。
60岁那一年诌了一首不像样的诗自述学习经历，写出来做个收尾吧：
旦夕孜孜欲何求，蒙藏初识又印欧。
才拙难兼汉洋学，业勤聊探史地幽。
一名考索易寒暑，半卷磨勘历春秋。
齿豁头白犹未悔，但惭无似愧前修。
注释：
①“文革”期间国外期刊、书籍的订购停止了几年，70年代末恢复，但遗憾的是，后来因经费不足砍掉几种期刊，书籍购买得更少，也不再送书目让我们挑选了